我们这个课，叫做“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选讲”。 所谓“古典”在时间上我们一般指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19世纪末。19、20世纪之交至今，基本上就是现当代美学与文论时期。我们这门课的内容是到19世纪为止。另外要说明的是，美学与文论，严格地讲，是有区别的。文论，一般说就是文学理论，美学则是研究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它们的范围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从大的方面看，两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在18世纪美学学科诞生以前，西方的美学与文论（诗学）并没有明显地区分开来，比如古希腊的诗学就是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西方古典许多重要的美学家和文论家往往是合一的、同一的，一身兼二任，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是如此；三是各个时期重要的美学和文论思想的哲学背景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们这门课就把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放在一起讲。

不过，对于文论的理解，现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通常将文论仅仅理解为文学理论，我个人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最近看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赵一凡教授两本关于西方文论的书，特别是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内容，就是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他就谈到，这些人物的文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了，所以他将文论理解为一个很大的范围，有时甚至比文化还要广一点，这就是理解为“大文化”。当代西方文论的这个特点，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末的二三十年显得特别明显。我觉得他对文论这个范围的敞开，对20世纪文论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实际上，20世纪的西方美学大致也是这样。你要纯粹地去找原来意义上的美学的概念，已经很难了。从我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也可以看出，如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已经很难在原有的美学意义上考察了。当然，把文论从广义上理解为“大文化”，这更适合于20世纪后期，然而，对文论作较为宽泛的理解，就和美学有更多的重合，这无论在古典还是现当代都是比较一致的。这也是把美学与文论放在一起讲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选讲”，由于西方美学与文论涉及的面广、人多、内容极为丰富，每周只有两节课，不可能什么都讲，只能“选讲”。以上是对本课程名称的说明。

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讲绪论。绪论呢，我想讲两个方面。第一，我想把整个的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论从三条线索加以勾勒，以此来梳理西方文论的发展路径。这个梳理和过去中国美学界对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论的传统认识也许会有一些出入。第二，我们把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发展的几个大的阶段，如古希腊时期、罗马时期直到19世纪，作大致的描述。

先讲第一个问题，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即两希文化的源头、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哲学发展阶段以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此起彼伏的交替演进。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从这三条基本线索对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作一个梳理。也不能说是什么规律。现在有些历史著作，包括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动不动就宣称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但我觉得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有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要轻言揭示“规律”云云。不过，我们从这三条线索进行历史梳理，至少可以让西方古典西方美学与文论的面貌和演进脉络显得清晰一点。

我为什么要从这三条线索来考虑呢？主要是鉴于我们中国在建国后，特别是“十七年”，美学界、文论界都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论。这本来没有错。但是，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学术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些机械和偏差；有的学者有时候把学术研究和改造思想、自我批判结合起来，把自己过去的研究都看成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乃至是反动的，努力要转向唯物主义，这中间也体现出了一些局限。这些局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于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摆脱了这些影响。比如朱光潜先生，他是我国美学界的泰斗，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当代很少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特别是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他是中国的开创者、第一人，他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现在的美学家都难以真正整体上超越。比如我们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篇幅很大，但很多东西还是受朱先生启发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讲到，就是朱光潜先生，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而出现某些偏差，这也体现在他对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把握和概括上，虽然他主观上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贯穿、来概括的。他的概括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另外一条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这两条线，始终贯穿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中，而且他认为总体上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落后、反动的。现在看来，第一，能不能这样概括西方美学史，概括得准确不准确，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在这种概括中，能不能把唯物、唯心之争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能不能只肯定唯物主义而全盘否定唯心主义？在美学史上是不是唯物主义一定优于、高于唯心主义？这是值得商讨的。同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是否贯穿整个西方美学史，它们之间有没有这样的高下之分，也是值得商榷的。

这样的概括和评价尺度在他那个时代出现是很自然的，而且朱先生那个时候在主观上也是很真诚、努力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和概括西方美学史。但这样的观点显然不太符合今天的思想趋势，因为美学和文论的思想你很难简单地说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当然也不是说和唯物唯心完全没有关系。但如果硬要用这个去套，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举个例子，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大哲学家将老子、庄子等人作划分，哪些人的思想是唯物的，哪些人的思想是唯心的。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时代的产物，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实，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很难仅用“唯物”或“唯心”的标签来表达其思想的丰富性。用“唯物”“唯心”来标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往往容易扭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原貌，很难真正贴近老子、庄子他们的哲思。

当然，这个情况和西方还有些不一样。西方哲学确实是有“唯物”、“唯心”的传统的，但这个传统并没有提供让我们抬高唯物主义、贬低唯心主义的合法依据，并且这样做，恐怕也是不够慎重的。在我个人看来，西方美学史上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他们不仅超越了所有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的成就，而且达到了整个西方哲学、美学难以企及的高度；又如亚里士多德，你现在说亚里士多德是唯物主义，但他的“四因说”（亚氏明确讲了nous）中也还是有唯心的成分。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用“唯物”、“唯心”简单地来套西方哲学、美学，恐怕也不是很合适的。

还有一条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贯穿线索。我个人的观点也倾向于不赞同，当然大家可以讨论。我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是西方文化艺术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有着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内涵的文学艺术、美学理论思潮。可以这样说，现实主义是有具体语境的，并非贯穿古今。比如说，将“模仿说”划入现实主义，恐怕是不准确的。柏拉图的“模仿说”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的。浪漫主义同样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往往把浪漫主义泛化，认为古代也有浪漫主义。我记得我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研究生的时候，看到有一本书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史总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一味地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向古代无限延伸、“扩大化”，用普泛化了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某些特征来生搬硬套历史上的所有文艺、美学现象，甚至屡屡超越它们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历史背景而人为地“贯穿古今”，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且得出来的结论也并不符合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实际。

因此，我不打算沿用上面这两条线索，而准备用下面三条线索来概括和描述西方美学与文论的发展脉络。是否准确呢，大家也可以讨论。

第一条线索是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两个源头，也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两希”文化的线索。所谓“两希”文化其一是指古希腊文化，这个作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源头是没有异议的；第二个是希伯来文化，一般来说，希伯来文化主要是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教文化。“两希”文化不仅仅是西方古代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起点，而且是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中的。过去，我们往往主要强调古希腊文化这一个源头，而对希伯来文化这个源头则相对不够重视。所以有必要把希伯来文化这个源头也强调一下。当然，这两种文化源头之间又存在很大区别：大体说来，古希腊文化源头更强调理性和科学知识，以“求真”为最高任务。肇始于泰勒斯的古希腊哲学，本身就是源于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与探求，因此西方文化中对“真”的追求其实是始于古希腊传统。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米利都学派对天文、几何、物理颇有建树，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在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进一步将对数的经验观察上升到数学定理的高度，把数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启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纯粹的、抽象的数学演绎看得比经验的观察和测量更加自明和精确，这种倾向的进一步阐发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思想要比感官更加高贵，并且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加真实。后来的柏拉图的“理式”论更是将这种倾向提升到理性主义的高度，开创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思想路径，它对理性的高扬、对感性经验的蔑视显然最终来自这种倾向、这个源头。

而与古希腊文化“求真”的倾向不同，希伯来文化偏重于道德和伦理，执著于对“善”的追求。这种“求善”的取向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从埃及人到亚述人、巴比伦人，再到波斯人、罗马人，古代希伯来人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这样的一种历史境遇使得犹太民族具备了深重的苦难意识和原罪精神。同时，为了给苦难中的民族以希望，他们往往会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唯一选民，是独蒙神的恩宠的，只是因为对上帝的亵渎和不虔敬才遭遇了苦难的命运。在他们受尽磨难、洗净罪孽之后，上帝自然会降福于他们，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对“善”的追求来获得民族的救赎。

这样两个源头、两种传统在西方文化进程中并不是互相孤立、互相割裂的，而是在矛盾冲突中此起彼伏、交流渗透，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融合交汇。比如学术界就认为，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文化，就是“两希”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和两者都有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希伯来文化的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精神氛围（“原罪”的意识与救世的福音）；希腊文化的哲学传统（尤其是从柏拉图的“理式”论到古罗马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神秘的“太一”说）则为基督教提供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思想基础。美国学者布林顿在谈及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基督教的不朽和复活的观念与希腊和希伯来的观念有关；希腊与罗马的哲学，特别是神秘的新柏拉图学派，对已有发展的基督教则贡献良多。具体到美学与文论，大体说来，古希腊罗马时期，“求真”显然是美学与文论的主要任务；而到了中世纪，希伯来文化则成为影响美学与文论的主要因素。文艺复兴时期，两者又开始交融互补和共存。例如但丁的《神曲》所描述的灵魂从地狱到天堂的历程显然是基督教神学的形象化，体现着希伯来文化的某些影子；但《神曲》的主题内容却明显体现出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对现世生活的肯定，而他将地狱的向导设置为罗马大诗人维吉尔，也可视作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遥远呼应。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介绍，在整个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两希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子。

第二条线索是哲学的线索，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哲学发展。因为西方跟中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美学作为独立学科是1750年才开始，但在整个西方的哲学思想里面，美学思想乃是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美学思想的研究，不能脱离其身后的哲学背景。所以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脉络基本上遵循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在我们所编撰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就详细地考察了这个过程。

中外学界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比较多的学者认同三个阶段的分法，即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论阶段。在这个大的划分中，19世纪以前的哲学基本上处于前两个阶段，即本体论和认识论阶段。西方古典美学文论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是基本一致的，同样也处于前两个阶段。本体论，英文ontology，又可翻译成存在论。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其实就是对“being”的研究，因此又有人将之翻译为“是论”。可以这样说，整个古希腊的哲学研究中都贯穿着对“being”的关注和探究。我个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就是存在论或“是论”。巴门尼德开始对“是”（存在）与“非是”（非存在）进行区分，他提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其一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其二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者必然存在”。这两条我们今天看起来有点像废话，但在古希腊的哲学语境中，“是”与“非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提出，显然是石破天惊的。随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关于“being”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式”论就是西方第一个体系化的本体论表述；亚里士多德以πρωυηψιλοδοψια（第一哲学）之名对ov即“being”进行了严密的理论探究，并由此发展出了作为西方哲学核心的形而上学。他们正是从这个本体论或者存在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真”、“善”、“美”的问题，探讨美学和文论问题的。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美论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明显注意得不够。中世纪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本体论的传统，只不过强调的是“神学本体论”。中世纪神学本体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万物的存在，因此爆发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所谓的“实在论”是将存在看成一般的概念。概念越一般，存在也就越完善，而最高最完满的存在就是上帝，这显然是柏拉图主义的神学演绎；相反，“唯名论”把个别事物看成一般概念的根据和起始，因为概念无法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这种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有更多的联系。这个争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美学与文论上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比如圣奥古斯丁将存在分为上帝与物质世界两部分，相应地，美也分为上帝的美和感性事物的美，上帝是最高的美、绝对的美、永恒的美，也是一切感性事物的美的源泉。

在近代社会（17世纪起），哲学开始从关注人的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本身。人如何获取真理，如何获得知识，如何确定知识的可靠性，成为哲学强调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认识论转向”。这个转向从法国理性派哲学家笛卡尔开始，然后由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进一步推动，最后发展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在这个认识论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美学、文论也经历了“认识论转向”，并得到了与哲学同步的发展。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本体论思想完全不一样，是从知识的明确性、清晰性、可靠性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是典型的认识论哲学。所以笛卡尔提出了演绎法，其原则如下：第一，以知识的可靠、清晰、明确为核心；第二，强调怀疑在认识世界中的巨大作用。一切都可以怀疑，唯一不可怀疑的事实是“我在怀疑”，而“我在怀疑”的意思就是“我在思考”。由此，笛卡尔提出了当时可谓开创性的一个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首先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及其中心地位，同时，由主体的人推演出作为主体对立面的客体、外部世界，从而一开始就确立了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关系。它反对本体论（存在论）的传统，从人的“思”出发来推导存在，是西方认识论转向的一个典型命题。并且笛卡尔认为凭借理性人才能认识一切，理性是人被赐予的最重要的禀赋。笛卡尔的这个观点在其美学思想中也有体现。刚才我们讲到“主客二分”，而笛卡尔已经开始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把握美。他明确指出，“所谓美和愉快，都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他已经开始谈到“美在关系”，这个观点后来狄德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他首先是将人的“思”（判断）与对象（客体）作为现成的存在者加以二分，然后才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认识关系即审美关系，于是，客体成为“美”，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心理产生快感（愉快）。这里，他对美的判断和尺度的表达，已经暗含着以理性作为审美判断的主要标准，即凭借理性来判断对象是不是美的。

英国经验派从培根开始，经过霍布斯、洛克，还有夏夫兹博里、休谟等人一直到博克，他们的哲学观点总的来说就是强调人的认识中经验的可靠性，感性的认识相较理性的认识更为实在、可靠。在这样的哲学观点影响下，他们的美学观点也呈现出和笛卡尔不同的特征。例如培根谈美，并不像柏拉图那样通过抽象思维来研究，而是具体到相貌、色泽、动作等经验性的细节，强调艺术创造应有得心应手的技巧。他还最早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出发，认为历史是记忆，诗涉及的是想象，哲学涉及的是理智，从心理的三个要素来对应历史、诗和哲学。尤其是他对想象的研究，对后来的美学、文论影响非常大。并且，他还为诗这种虚构的历史进行辩护，认为诗能够满足人的心灵更为广阔的需要，有助于超越理智、弘扬道德。霍布斯则认为感官受外力的推动产生了听、嗅、味等感觉，他称之为认知性的感觉；而把道德感和美感称为实践性感觉。他从感性经验的角度提出很多美的形式，比如娇美、壮美、漂亮、清秀、可爱等；认为优秀作品只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和谐配合才能创作出来。这些对康德的美学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另外像夏夫兹博里也比较重要，他提出审美的“第六感官”说，不过，他和理性派有些共通的东西，我们也不具体列举了。最后，经验主义美学最高的代表就是博克，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详细讲一讲。

大陆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是笛卡尔，随后的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登（又译鲍姆加藤）也是理性派的重要人物。其中，鲍姆加登已经开始感觉到理性派一味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对感性则采取蔑视和贬低的态度，恐怕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诗歌和艺术创作中，被理性所排斥的感性的东西自有其特殊的作用。所以，他强调给予感性以一定的地位，虽然地位相对于理性较低，但还是应该有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他创造了Asthetik(英文Aesthetics)这个词来命名这门关于感性认识的学问，认为这也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美学”。他明确指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德〕鲍姆嘉藤：《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从而明确地将美学纳入了认识论的范围。

而德国古典美学就是一个认识论美学的完成阶段。从康德，到费斯特、谢林、歌德、席勒，再到黑格尔，基本上还是强调理性的，当然也体现出了理性与经验综合的努力和倾向。尤其是到黑格尔，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下实现了理性与经验的融合，达到了西方古典哲学新的高度。

第三条线索，考察的是文论与美学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此长彼消的态势与相互的影响。要说明的是，这条线索和第二条线索有一定联系，但是刚才的重点是讲经验派和理性派在特定时期的美学思想，而我们这第三条线索要讲的是贯穿西方哲学、美学两千多年历史的理性主义思想；而在理性主义的大传统中，又有相对来说更偏重经验的传统。这条线索，主要是以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两个主要的发端。柏拉图是理性主义的最重要的源头，而亚里士多德虽然总体上也是理性主义的，但在他的哲学、美学系统中，也给予了经验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他的诗学（文论）中，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来表达其美学思想的。

这两个人物我们都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加以讲述，今天只作简单勾勒。柏拉图当然是从其哲学思想出发来推演其美的准则；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集中体现出了经验主义的因素，基本上可以把《诗学》看做是古希腊诗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上没有抽象概念的演绎。从这里开始形成的经验与理性的分野在古罗马时期也有体现，例如贺拉斯的“合适”、朗吉努斯的“崇高”都与经验有较多的联系；而普罗提诺则是柏拉图理性主义在罗马时代的回响，其“美论”可说是受到柏拉图的直接影响。而中世纪的神学美学中也还有偏重于理性或经验的细微区别。奥古斯丁前期偏重经验，与亚里士多德有一定的联系，皈依基督教后开始转向，将理性归之于上帝，实际上是将柏拉图、普罗提诺的理性主义美学进一步神圣化。而托马斯·阿奎那则部分地吸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美的感性思想，重视感官经验，认为人可以单从对象本身的美得到乐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条线索有新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冲破中世纪神学统治的过程中，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得到了高扬，追求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人的解放既有理性的解放（特别表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同时人的感官也得到了解放，禁欲主义受到极大冲击。于是，理性与经验同时得到解放，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学、文论思想中理性和经验都得到了高扬。到了17、18世纪，两者之间的斗争就更清楚了，上面我们已经讲到大陆理性派与英国经验派之间的对立，这里不再重复。还应该讲到启蒙主义美学和文论，同样是在理性和经验的矛盾中徘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就常在两者之间摇摆。而跟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德国启蒙思想家更多地保持了理性主义的特点，但也开始给予经验以一定的地位。所以这条线索仍然贯穿了下来，虽然表现出了在两者之间的反复、摇摆。即使到了19世纪，美学思想中也依然体现出这样的特点。经验主义方面表现为孔德、丹纳的实证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论，以及费希纳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另一方面，黑格尔以后的理性主义美学、文论继续发展，不过，在理性主义大框架下也出现了一些分化，体现出对经验的更多关注。

总的来说，我们提出这三条线索旨在从不同角度来切入西方美学史，并对之加以观照和归纳。基本上，这三条线索都贯穿在西方美学、文论的发展过程中，由此我们可以将西方美学和文论史作一个简单但比较清晰的梳理，从而对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初步了解和把握。这样，也许可以将西方美学、文论史中过去较为忽视的东西重新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对西方美学、文论史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更符合其实际发展情况的总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