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庆全先生从1946年到北大任教以后，六十余年一直工作、生活在北大，学校建设、教书育人等方面，处处留下了闵先生的足迹。2010年10月29日开始，闵先生因肺炎发烧间断性住院，住院期间还关心学院建设和学生的成长。2010年12月中旬，学院领导和同仁为病中的闵先生祝福生日。闵先生在医生治疗和家人的陪伴下一直乐观地、顽强地与疾病抗争，直至2011年2月5日多脏器衰竭，医治无效，于20点30分逝世，享年93岁。

闵先生九十多年人生道路，追求光明，崇尚真理，清誉千秋；六十余载从教生涯，著书立说，教书育人，音容永存。在闵先生过逝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怀念这位至诚的学者，追思他的师者风范。

闵庆全先生，字雪怀。1918年12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县浮桥镇。1937年江苏省苏州中学毕业，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专攻工程技术与设计，一年后转入经济系，进而研修经济理论与实务，1944年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在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等处任职。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10月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此后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大学。历任北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北京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最早的一位博士生导师。1992年离休后仍然不懈地耕耘于教学科研领域。

1950年，闵庆全先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三校建设委员会财务处主任，拟制和完善三校建设财务制度，保证三校建设工程顺利完成。1978年，闵庆全先生与经济系多位老师一起，筹建了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教研室，并出任教研室副主任。1980年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这是北京大学继1952年院校调整、商科专业中断多年后的延续和振兴。闵庆全先生在北大管理类学科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继而为以后成立经济管理系并继续发展为光华管理学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79年，闵庆全先生参与创建北大《经济科学》杂志，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开辟了理论研究阵地。改革开放几十年，闵庆全先生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继续为我国经济学、会计学、经济管理等领域培养优秀人才，继续推动北京大学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生平闵庆全先生除在大学教书以外，先后担任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标准领导组中的综合组副组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任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会理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特聘教授，国家教委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评审权咨询专家，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会计统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民盟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太仓市政府顾问等社会职务。不断为中央规划、地方建设、企业管理建言献策，为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进步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尤其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念、设计和实施方面功绩卓著。2007年12月光华管理学院为闵庆全教授举行了“闵庆全先生九十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庆典活动”，部委及学校学院领导、校内外学者专家、学院同仁、毕业生高度评价闵庆全先生六十年的学术成就、人才培养、社会贡献和品德精神。

闵先生从教六十多年，书生本色，学者风范，是位严谨可亲的老师。闵先生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会计原理”、“工业会计”、“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工业经济”、“西方财务报表分析”、“中级会计”、“高级会计”、“会计制度设计”、“中外合营企业财务与会计”、“国民经济计划与核算”、“国民经济核算”等十多门课程，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闵先生认真而又耐心的教诲，隽雅而又潇洒的板书，深得学生们的喜爱。

闵先生致力教学的同时从不放松学术研究，在中外会计学和中外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来，先后发表了《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的编制与分析》、《宏观会计学与微观会计学》、《对美国几种主要股票价格指标的探讨》、《美国几种预算的比较》、《资金流量与金融体制改革》、《西方财务分析中的“杜邦体系”》等学术论文。先后出版了《外商投资企业财务与会计》、《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综论》等著作和教材。主持翻译《宏观经济分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等多部重要著作和经典文献，并参与《英汉辞海》、《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等多种辞书的翻译、译校和编撰。闵先生精通中西方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早在1956年，闵先生分析了当时我国所沿用的苏联会计核算原理课程中对会计核算对象的定义，在当时的背景下，闵先生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的论文，提出了《资金运动论》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花甲之年的闵先生承担起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产出计量问题的研究重任，结合中国国情，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提出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推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课程，并于1989年出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第一部《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专著，受到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国家教委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闵先生素有书法艺术的秉赋与爱好，尤以小楷见长，造诣颇深。其书法作品多次在中国美术馆、炎黄艺术馆展出，获得行家的一致好评。1998年闵先生八十寿辰之际，学院及会计系同仁选录闵先生小楷作品古人诗词139篇，出版《雪怀小楷》，其艺术功底深受同行称赞。闵先生闲暇读帖临池，其格调风韵更印证先生为人谦逊平和、做事严谨认真的本色。

九十余载，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沧桑，闵先生都秉持学者的胸怀，做人的准则，追求真理和光明，致力于理论的开拓和创造，致力于风范的传承和发展。闵庆全先生一生都献身于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和国家的进步,高风亮节，堪称楷模。后来者有责任和义务把闵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建立起来的学术风范、道德修养和人格品质一代代地传下去。

1951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合影前排左起：范家骧、熊正文、陈振汉、刘心铨、周作仁、赵迺抟、汤用彤、马寅初、樊弘、周炳琳、姚曾荫、罗志如、闵庆全、周复恭二排左起：周其湘、侯建儒，赵其敏、赵端澄、杜全恩、何功豪、万芸孙、刘景福、彭鑫政、王家隆、黄之华、吴舜仪、刘一冷、邓廷璠三排左起：吴锡康、邓世华、杨树森、章良猷、刘英麟、田守仲、卢志恒、魏金玉、杜放远、曹若闲、赵炳运

序言厉以宁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闵庆全先生生于1918年，卒于2011年，享年93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从教65年，桃李满天下。

我是1951年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闵庆全先生当时是讲师。在大学期间，他教过我们三门课程，都是必修课。一年级，他教我们“会计学”；三年级，他教我们“工业成本核算”；四年级，他教我们“工业经济学”。四年级下学期，他还带领我们到天津纺织机械厂实习。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在经济系资料室，后在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闵庆全先生在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都受到冲击。1968年大家都被关押在“监改大院”成为难友，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在校内红湖边的“监改大院”，还有一段时间在昌平北太平庄“监改大院”。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十连）长达两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以后，闵庆全先生感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时机到了。他除了给大学生、研究生上课外，还积极从事科研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事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8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改为经济学院，下设三个系：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我担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闵庆全先生任经济管理系教授;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为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我担任院长;1994年，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是首任院长，继任院长依次为吴志攀、张维迎，现在是蔡洪滨，而闵庆全先生一直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和国民经济核算事业的学术带头人，长期带博士生，并指导博士后。

序言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1996年，闵庆全先生从教50周年，那一年他已经78岁了。在祝贺闵庆全先生从教50周年的聚会后，我特地作了一首词送到他家中：虞美人

——为闵庆全老师任教50周年而作

1996年人生何物堪珍贵，

岁月应为最。

流光所剩虽无多，

挥笔犹勤依旧谱新歌。他年诸事终将改，

清誉千秋在。

化身红烛守书斋，

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令我最难忘的是在1968年北京大学“监改大院”被强制劳动期间和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闵庆全先生和我几乎无话不谈，从家事、校事、国事到天下大事，都在悄悄探讨之中。下面这几首写于“监改大院”的诗词，闵庆全先生都是第一读者。我写完后总是用香烟盒抄下来给他看，他每次都说：“太好了！赶快撕成碎片，别让外人捡到。”鹧鸪天

——昌平夜思

1968年一阵清风雨渐停，

夜空云破闪流星，

虽然身在荒村里，

犹恋暮春月色明。花吐艳，草争青，

几回惹起故乡情，

怎知魂梦同遭禁，

难越雷池半步行。破阵子

——昌平北太平庄

1968年乱石堆前野草，

雄关影里荒滩。

千嶂沉云昏白日，

百里狂沙隐碧山，

此心依旧丹。隔世浑然容易，

忘情我却为难。

既是三江春汛到，

不信孤村独自寒，

花开转瞬间。踏莎行

——北大“监改大院”纪实

1968年浓雾沉沉，

亲思切切，

朦胧春日如秋月。

高墙无穴也来风，

柳绵铺地堆堆雪。庭院阴森，

黄梅季节，

隔离莫道尘缘绝。

夜间又是用刑声，

惊闻惨叫心魂裂。捣练子

——在北大红湖“监改大院”过中秋

1968年三五月，

照天涯，

清水一杯代酒茶。

我止有家归不得，

几人今日已无家。七绝

——再记北大红湖“监改大院”连日阴雨，一律席地而坐，不得交谈。

1968年湖边好景已难留，

相对无言作楚囚，

听雨何须分老少，

一般心事一般愁。七绝

——奉命在北大红湖畔扫地

1968年黄叶飘零随水流，

围墙遮眼不知秋，

晓来清扫湖边路，

偷赏小鱼自在游。七绝

——闻秋虫鸣声10月将尽，仍被拘禁在“监改大院”，躺在水泥地上，墙角蟋蟀鸣叫，夜不能寐。

1968年寒气满园落叶飞，

伤心夜色雨霏霏，

秋虫不解人间事，

细雨问君何日归。以上几首诗词都是在北京大学“监改大院”内写成。闵庆全先生和我同一间房，房内地铺一个紧挨一个，一间房内住了二十多人。闵先生是最早读我这些诗词的人。今天，我把这一段往事追记下来，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1969年10月，我们随北京大学教职员大队下放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闵庆全先生和我在大草棚居住，又住在一起，早出晚归，艰苦劳动。1970年，我40岁，他52岁了，但我们的劳动强度始终同二十多岁的年轻教师一样，比如插秧这项工作非常辛苦，一天要干十小时以上，而且连续插秧十几天，闵庆全先生都坚持下来了。

在鲤鱼洲农场，他也是第一个读到我即兴写下的诗词的人。

据我回忆，在鲤鱼洲我写的诗词中，当时最得到闵庆全先生赏识的是这样四首：《七绝——天子庙途中所见》、《江城子——鲤鱼洲有感》、《鹧鸪天——鲤鱼洲一周年有感》和《鹧鸪天——迎何玉春来鲤鱼洲》。七绝

——天子庙途中所见

1970年塘边小屋是谁家？

蛛网掩门窗满沙，

一片蛙声人未见，

空馀明月照芦花。鲤鱼洲农场去天子庙途中，荒凉不堪，空屋无人，想必是农民都外出逃荒去了。这首诗记下了当时鄱阳湖畔农村的真实情况。它之所以被闵庆全先生所赏识，很可能是他和我一样，都被农村的败落和农民的苦难惊呆了，这里同当时报纸上所报导的“莺歌燕舞”完全不是一回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农民如此贫困呢？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仅是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出了问题。江城子

——鲤鱼洲有感

1970年宫墙深院画楼前，

雨涟涟，不成眠，

把酒问君、何处是桃源。

伴我秋灯多少梦，

添白发，已中年。新来移住赣江边，

月牙镰，放牛鞭，

百里芳洲、好个艳阳天。

莫谓青春难再到，

光脚去，下秧田。我和闵庆全先生在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最容易谈起的是北京家里的情况，相互询问的通常是“家里还好吧？”这首诗是一首自嘲诗，因而引起了闵庆全先生的兴趣。鹧鸪天

——来鲤鱼洲一周年有感

1970年稻色金黄又是秋，

文思未绝复何求，

闷雷有意常惊梦，

破帽无情也恋头。诗易写，信难投，

赣江北去却东流，

潮声仿佛春蚕曲，

吐尽愁思再不愁。闵庆全先生很喜欢这首词中的两句：闷雷有意常惊梦，破帽无情也恋头。这两句，从字面上看，是在写景，因为鲤鱼洲春夏两季，时常有雷雨，而我们整天在稻田里干活的人，戴着一顶破草帽，既遮太阳，又可以挡小雨。实际上，这两句诗写出了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的心情。“闷雷有意常惊梦”，暗示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搞什么政治活动，要写检查，要交代问题，甚至还要挨批判;“破帽无情也恋头”，是指头上戴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一直甩不掉。“臭老九”是最轻的政治帽子，像闵庆全先生和我这样从“监改大院”放出来的人，头上的政治帽子还有很多！从“反革命”、“右派”到“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应有尽有，无论哪一顶政治帽子都伴随着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鹧鸪天

——迎何玉春来鲤鱼洲

1971年往事难留一笑中，

离愁十载去无踪，

银锄共筑田边路，

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

门前夜夜稻香浓，

纵然汗渍斑斑在，

胜似关山隔万重。何玉春是我的妻子，同闵庆全先生也很熟。我和何玉春于1958年春节结婚后，两地分居十三年，一女一儿都在北京住，由我的母亲和外祖母照看。玉春孤身一人在辽宁鞍山工作。我去鲤鱼洲农场后，她申请调来江西鲤鱼洲农场落户，终获批准。此时，夫妻才团聚在一起。这首词就在何玉春初来鲤鱼洲时写的。闵庆全先生读了这首词以后，对我说：“写得很有感情，可以同你在1961年、1962年、1963年写的四首诗词媲美，都是真情所作。”闵庆全先生这里所说的1961年、1962年、1963年的四首诗词是：木兰花

——又逢七夕

1961年一年一度桥头见，

一夕时光飞似箭。

眼穿肠断又如前，

遥隔银河无尽怨。情深也怕天涯远，

回首依依难了愿。

淡妆拭泪盼明春，

相伴仅存归去雁。七绝

——无题

1962年别来无处说相思，

岂待他乡白发时？

两地年年残月夜，

梦云惊断有谁知。浣溪沙

——无题

1962年几见西风送晚霞，

小园开遍一年花，

篱边人去影留家。眼底离愁谁似我，

银宫寂寞不如她，

飞尘又满绿窗纱。鹧鸪天

——中秋

1963年一纸家书两地思，

忍看明月照秋池，

邻家夫妇团圆夜，

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

试将心事付新词，

几回搁笔难成曲，

纵使曲成只自知。从江西回京后，工农兵学员已经进校，于是我们都有了教学任务。我为1973届入校的学生讲“外国经济史”，为1975届入校的学生讲“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当代西方经济学”等课程。闵庆全先生为新入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会计学”。但我和闵庆全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内，加之，当时的教员是到班级与学生一起“开门办学”，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同闵庆全先生见面的时间反而少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四人帮”被抓，下乡办学的师生全体返校为止。

转眼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经常见面，交流较多的是有关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问题。当时我在讲授“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课，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闵庆全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在这方面处于全国研究这一课题的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交流的范围很广泛，而且越来越深入。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经济学院，我和闵庆全先生都被划分到经济管理系，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讨论、研究。

回忆从1951年至今的60年，闵庆全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又是互相绝对信任的至交，否则我怎么可能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读到我当时写下的这些诗词呢？信任是相互的，信仰是共同的，信心又是相互宽慰、相互勉励的产物。患难见真情，我至今仍然忘不掉在“监改大院”被囚禁期间我和闵庆全先生交往和交心的回忆。

闵庆全先生去世了。他的同事和学生，共同撰写了这本纪念文集。主编请我为纪念文集写序。我就把这篇怀念文章作为序言吧！

2012年1月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