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明确而自觉地以领导和组织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为目标的一个全国性文学组织。仅在总会登记的会员，就将近四百人。其人员组成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文艺团体，初步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作家组织，为后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形式基础。

由于全国文艺作家积极而广泛的认同，和国民政府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文协”组织和参与的不少文艺活动因此而往往演变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潮流，具有了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性质，对抗战时期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后方文坛上的不少重要事件与活动，也只有从“文协”的组织动员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阐释。

本书拟从“文协”旨在领导和组织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这一根本特征入手，以“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为结构线索，通过深入清理和考辨有关史实的方式，在全面勾勒“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以“文协”组织和参与的重要文艺活动为中心，在这些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考察“文协”对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并从“文协”的组织动员的角度，对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提出新的阐释。

按理，“文协”的活动与“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具体活动的文学组织，会对文学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之所以把“文协”的活动和“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内容，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协”的基本史实和历史特征了解不多，而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偏见。因此，只有以梳理“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直接切入“文协”的历史活动，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把握“文协”对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就是说，在选择研究目标时，本书的重心是“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在确定具体研究内容时，却又不得不顾及目前的研究现状，把梳理“文协”自身历史形态的发展变化当做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换言之，本书在“‘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这个题目下，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其一，梳理“文协”自身历史形态的发展变化；其二，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把握“文协”对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前者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而后者则是最终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对“文协”自身基本史实的清理和辨析，“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反过来，没有把握“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关系这一最终目标作为后设眼光，“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同样也难以确定。归根结底，任何一种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都只能在特定的后设叙事视域中呈现出来，而不可能是自我显现的结果。

一

文学史著述是研究水平和现状的缩影。“文协”研究尚待深入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几种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文协”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史实缺陷。我们不妨以两个具体的细节为例，来透视几种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描述“文协”基本情形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细节，是关于“文协”成立时间的叙述。1943年3月，“文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一文中，描述“文协”成立的历史情形说：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注意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1943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3版。

郭沫若既是历史当事人，文章又专门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而作，加之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声望，这篇文章一直颇受现代文学史家重视。王瑶和唐弢，都直接参照了上面的这段文字。

但实际上，这段文字既不够准确，又有明显错误。以不够准确之处而论，首先，“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而非“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次，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教育家、宗教家等等均参加了“文协”的说法，也与实情不符。“文协”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写作者的团体”，向来不接纳“对文艺仅有爱好的热情，并不主张把自己的精力寄托在文艺部门努力工作的会员”。组织部：《组织概况（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又，抗战时期出版条件艰难，各刊物大量出版合刊以维持正常出版周期。为方便计，本书特别用“X/X”标示，如“2/3”，即表示该册刊物为2、3两期合刊。曾有个别分会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或不了解“文协”章程而吸收了非文艺工作者，总会指示的处理措施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其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1939年4月25日）。，毫无通融余地。

如果说这些细节上的不甚准确之处还无关宏旨的话，郭氏接下来称戏剧界和电影界全国性组织是继“文协”之后成立的，就属于明显的错误。事实是：“文协”成立于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于1937年12月31日参见《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纪念特刊》（1937年12月31日《武汉日报》第4版）和《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昨举行成立大会》（1938年1月1日《武汉日报》第3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于1938年1月29日参见《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纪念特刊》，1938年1月29日《武汉日报》第4版。。其中，剧协的成立不仅比“文协”要早，而且对“文协”的成立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因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实现了戏剧界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剧协的发起人阳翰笙才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去谋求我们整个文化界的统一与团结”的想法阳翰笙：《我的祝辞》，1938年1月1日《武汉日报》第4版。，在剧协成立大会上与王平陵一起提出了组织“文协”的设想。“假如没有剧协的成立，文协的组织至少会推迟或者是另外一个样子”文雨（文天行）：《试述“文协”的成立》，《抗战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而不是“文协”的成立推动了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文艺组织的建立。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仅沿袭了郭沫若的错误，而且点明了郭沫若隐含着的意思，称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受到了“文协”成立的影响。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王瑶文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页。俗称“唐弢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注意到了戏剧界抗敌协会先于“文协”成立的事实，总体叙述却仍然沿袭了郭沫若的错误：“‘文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先后成立。”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另一个细节，是蓝海（田仲济）对“文协”的叙述。

抗战胜利不久，蓝海就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其中这样描述“文协”：

在组织方面，文协分会已成立的这时有：成都、香港、昆明、曲江、桂林、贵阳、延安、晋东南等地。广州、长沙、延安、香港、上海等处并有文艺通讯员的组织。

最早从事这种组织的是广州文协分会，在他还成为广东文学会时便有这种活动了；不几天内就有了三四百个通讯员，他们分布在广东各县，以及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有青年学生，有低级公务员，有店员学徒，也有产业工人。长沙的组织比广州略后些，以后和广州同样，都停顿了。继续活动较久的有延安，上海和香港。北方的荒僻地带竟有文艺通讯员五六百人，在那里他们称为“文艺小组”，这类小组普遍地分布在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部队里边。上海有三百来人，香港则比较少些。在五战区襄樊一带，也有文艺站的组织，不过好像没能怎样普遍。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第51页。

细读上下文，蓝海这里要谈论的，其实是“文协”分会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两个并列现象。两者虽有部分重合的相关之处，但并非同一回事。否则，证之以“文协”史实，关于文艺通讯员运动的文字，几乎全得改写。尽管如此，蓝海把先于“文协”成立，而且自己独立开展活动的广东文学会当做“文协”广州分会来看待，仍不符合历史事实。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文学史部分，系李欧梵执笔。其中不仅延续了蓝海的错漏，把先于“文协”成立的广东文学会错误地当做“文协”的分会，进而把广东文学会组织的文学通讯员运动当做“文协”发起的活动，以至于得出了“文协”的通讯员遍及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甚至在中国北方农村，会员的人数估计也达五六百人”这样的结论。此外，李欧梵还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混淆成了“文协”的工作，说“协会还组织了最初的五个宣传队（每队有十六名队员）和十个演剧队（每队三十人）”李欧梵：《走上革命之路》，《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03页。。这，就更离谱了。

有意思的是，李欧梵参照蓝海，蓝海在修订《中国抗战文艺史》的时候，却又反过来参考“唐弢本”。

关于“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初版本《中国抗战文艺史》是这样描述的：

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相继沦陷，政治中心移到了武汉，从这些以及各地来的作家都集中到了那里，一致地感到过去的散漫，缺乏组织，减轻了工作的力量。在共同的要求下，一个空前的文艺界的组织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七日于汉口成立了，这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第41页。

修订本中，蓝海除了根据阳翰笙的回忆，增加了阳氏受周恩来委托发起“文协”的说法之外，又根据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周恩来领导武汉地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当做了“文协”成立的基本背景。

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极力避免“以论代史”，但该书在论述“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断言包括“文协”在内的国统区文艺组织均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时，却明显未能避开“以论代史”的陷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来到武汉。他十分关心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身参加和组织各种抗日的文艺活动，与文艺界保持广泛的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教育与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拿起笔来投入战斗；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除了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

根据这个宏观政治背景，该书进一步推出了“文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论：“党通过‘文协’中的党员与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与推动了抗日文艺活动。”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5页。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首席代表是王明，而不是周恩来；断言周氏“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据此推定“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显然“论”大于“史”。

蓝海在修订《中国抗战文艺史》时，直接挪用“唐弢本”的有关文字来描述“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

一九三七年底，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分来到武汉，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并十分关心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自参加各种抗日文艺活动，与文艺界进步作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动员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投入战斗。经过他的精心策划，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的文艺队伍。

断言“文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同样来自于“唐弢本”：

周恩来同志通过“文协”中的党员和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了文艺运动，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修订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1—34页。

抛开“唐弢本”的问题不论。李欧梵沿袭蓝海，而蓝海又反过来沿袭唐弢，唐弢和王瑶等人沿袭郭沫若的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研究者尚未真正深入“文协”自身的历史现场，主要是依靠二手资料来支撑有关“文协”的历史叙述。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述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比如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称“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先后一共出版了71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但实际出版期数是74期，其中第10卷第4、5两期合刊编好后未能印出，另有“武汉特刊”4期，以及《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和《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两期特刊。孔罗荪的回忆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05页。、唐沅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均有详细辨析。

上面提到的几种文学史，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严谨而认真的著述，足以代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基本水准。正因为如此，其中关于“文协”的史实缺陷反过来说明：我们对“文协”的研究和了解，相当薄弱。

二

迄今为止，关于“文协”的文学史知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文字。这些回忆，对“文协”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历史背景作了初步的叙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协”提供了史料线索和范围。第二，是关于老舍与“文协”的回忆和初步研究。这些文章，重点围绕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展开，主旨不在提供历史材料，而在为“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作辩护，肯定“文协”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第三，是以西南地区的文史工作者为主的专业研究人员对“文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初步的研究。

孔罗荪的《〈抗战文艺〉回忆片断》是最早的一篇回忆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03—212页。。文章除介绍《抗战文艺》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情形之外，还有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对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茅盾五十岁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三个特辑作了重点介绍。二是较为具体而翔实地叙述了“文协”发动全国作家声讨周作人北平附逆、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等几次文艺思想方面的论争的情况，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老舍代表“文协”起草的致《中央日报》负责人的公开信，就是孔罗荪首次披露出来的。历史上，不少“文协”参与或者与“文协”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往往没有直接的外在联系。孔罗荪的回忆，确认了不少“文协”参与或与“文协”相关的活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孔罗荪这篇回忆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962年，距离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相对较近；写作中，曾查阅过全套《抗战文艺》等历史文献。因此虽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辨析，但总的说来史料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都比较高。1980年，孔罗荪对这篇文章作了修订和补充，改题为《关于〈抗战文艺〉》孔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重新撰写了文章的引言，增加了介绍《抗战文艺》终刊号的文字。遗憾的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孔罗荪对某些具体内容的删改，反而损害了当初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比如最早谈及《抗战文艺》编辑人员时，孔罗荪承认自己只是参加一部分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工作最长的是姚蓬子，特别是从第六卷以后，主要是由他负责编辑的”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12页。，但《关于〈抗战文艺〉》却删除了这句话，抹去了姚蓬子的历史贡献。

胡绍轩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是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以亲历者身份，全面叙述“文协”基本情况的重要文章。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2—33页。该文亦曾收入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一书。该文按照诞生之前、筹备经过、大会盛况、组织发展、工作概要和胜利结束的时间顺序，全面叙述“文协”成立之前各地文人云集武汉的时代背景、“文协”的筹备经过、“文协”成立大会的基本情况、各地“文协”分会的简要情形、“文协”开展和组织的主要工作及其最后结束等基本历史情况。首先，文章对“文协”成立的时代背景、成立经过等情形的叙述，翔实具体，史料价值较高。其次，文章还简要介绍了“文协”十三个分会或者类似组织的情况，补充了同类文章的缺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实和线索。此外，胡绍轩注意到了“文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把“文协”的活动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重点介绍了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运动、中期的对外宣传与提高抗战文艺质量的努力、后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几项重点工作。这就比较清晰地凸现了“文协”在历史情境中的变化发展线索，突破了一般回忆和研究文章仅仅根据“文协”成立之初的情况来为“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辩护，无视其内在历史变化的僵化模式。

胡绍轩在撰写时，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并参考了他人的回忆和研究。这篇文章因此一方面具有史实丰富全面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沿袭了他人回忆中的错漏。

除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之外，胡绍轩还撰写了《一张照片的回忆》、《应该肯定老舍对“文协”的领导作用》、《阳翰笙第一个发起筹组“文协”》等回忆文章以上文章，均收入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一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与胡绍轩这几篇文章类似，叶君健的《忆抗战初期的文学对外宣传工作》也是回忆“文协”某些具体工作的专题性文字叶君健：《忆抗战初期的文学对外宣传工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作者曾在武汉参与“文协”和第三厅的宣传工作，疏散到香港后，受“文协”总会委托主编英文会刊《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向国外译介优秀抗战文艺作品，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端木蕻良的《我与“文协”》也属于这类回忆文字端木蕻良：《我与“文协”》，《化为桃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0—93页。，但没有提供多少可供参考的新材料，细节上也有不少明显的错漏。对于完全依赖个人记忆的端木蕻良来说，这些错漏，主要是个人记忆能力的自然限制造成的。

蒋锡金的《“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则与此不同。表面看来，蒋锡金是为了证明“左联”解散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依然存在”，只是“方式方法变更了，产生的作用也不一样了”。但文章中却处处把党对国统区文艺运动的领导，转化为他的个人行为，一味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实际上变成了不顾基本事实的自我吹嘘之作。涉及“文协”的内容，可以说根本不在意历史事实，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变成了作者个人在“文协”中的决定作用。作者曾参与过武汉时期《抗战文艺》的编辑工作，主要负责印刷和校对等事务性工作。老舍的工作报告，和《抗战文艺》的“编后记”等材料，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但蒋锡金却一面声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小组安排自己主持《抗战文艺》编务，一面写道：“老舍在文协的常务理事会上推举适夷、我、姚蓬子三人执行《抗战文艺》编务。——当时，抗战统一战线的机构讲‘三三制’，由三个方面组成：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无党派的。——姚蓬子代表国民党，这在大家意识上都是明确的；适夷和我就代表了另外两个方面。”锡金：《“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8月）。这种说法，既不符合早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小组成立之前，《抗战文艺》就已经由姚蓬子负责筹备就绪的历史事实，也脱离了蒋锡金实际发挥的历史作用。把“三三制”搬到抗战初期的武汉，更是明显的意识形态幻象，而非历史。更离谱的是，蒋锡金甚至把生活书店请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也说成是“茅盾同志到汉口，约了冯乃超、楼适夷、叶以群、孔罗荪和我等共六人，在三教街开会决定办起来的”，作为自己代表共产党领导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功绩。这篇回忆的史实错误，一方面确实如作者所说，是由于“缺乏可以稽查的文字和实物材料”所致，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作者预设的意识形态目标。在具体行文中，蒋锡金又把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艺运动的领导理解为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干预，夸大个人作用，最终扭曲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蒋锡金的回忆发表后，茅盾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锡金此文，影响恶劣”茅盾：《致楼适夷》，《茅盾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73页。。另一位当事人赵清阁，也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写信，对蒋锡金的不实之词提出了抗议。《赵清阁同志来信》，《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第294页。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回忆录的写作，既受制于被回忆的历史事实，又受制于写作者当下的现实情境。借用歌德关于自传的“诗与真”问题的区分，可以说前者要求历史的“真”，后者则很难摆脱“诗”的情感诱惑。端木蕻良《我与“文协”》之类的文字，其感情的真实性自然不便、也难以深究，但从文学史所要求的真实性来看，则需要进一步的旁证和必要的考辨，不宜直接采信。至于蒋锡金《“左联”解散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这样的文字，想象力的丰富性明显压倒了历史的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把它当做一种特殊的叙事文本来对待，警示现代文学研究过分倚重回忆材料的学科无意识倾向。

另外一类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主要是围绕着老舍与“文协”的关系展开，意在通过肯定和强调老舍在“文协”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为“文协”争取意识形态合法性。大致说来，这些回忆的具体内容虽有出入，但讲述的始终是这样一个故事：老舍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是周恩来安排的。因此，“文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号重新刊载了老舍的《八方风雨》。这篇文章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作者抗战期间的生活与创作情况，对参与组织“文协”和主持“文协”日常事务的情况作了简要说明，承认“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事实上“和理事长差不多”老舍：《八方风雨》，《新文学史料》第1辑（1978年）。。同一期的《新文学史料》，在“回忆老舍”的专题栏目中，集中刊登了楼适夷等人的五篇回忆，对老舍与“文协”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勾勒。

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总务部主任的说法，就是楼适夷在回忆中率先提出的。楼适夷回忆说，抗战爆发后，“集中在武汉的文艺队伍，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把这些力量收罗门下，为他所用。为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摆设了盛大的宴席，可是进步的文人不愿意作他们的御用工具，出席者寥寥可数。国民党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那时我们党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同志认为应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他向我指示应当推荐老舍先生出来组织这个团体，并亲自和老舍先生作了亲切的谈话。于是先生不辞艰苦，挺身而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担当起在文艺战线中团结各派别的骨干力量”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第1辑（1978年）。。蒋锡金的说法是：“‘文协’当初是由国民党主动办的，原想网罗文人，为他所用，大家不上这个当。后来周总理指示，应该参加进去，把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并请老舍出来主持。”锡金：《严肃·勤恳·诚笃——追念老舍同志》，《新文学史料》第1辑（1978年），第138页。

但应该指出的是，楼适夷和蒋锡金两人的回忆都存在着明显的史实错漏，过分夸大了“文协”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国民党拒绝发放经费，老舍因此一次次跑腿坐索的说法，就明显不符合《抗战文艺》记载的“文协”经费收支情况。蒋锡金的说法则和上文提到的《“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亲历侧记》一样，夸大了自己的个人作用。比如，说老舍经常到汉口找自己陪他喝酒，《抗战文艺》的编辑和校对工作由自己负责，老舍只是负责其他杂务云云，就明显既违背史实，又与老舍在“文协”中的地位不相称；把中国文艺社成员说成是国民党特务，把“文协”公开的会址说成是秘而不宣的地下活动场所，等等，更是不可思议之论。稍有常识者，均不难察觉其中乖谬。

在楼适夷和蒋锡金之后，阳翰笙也提出了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说法。不同的是，楼适夷和蒋锡金认为“文协”最初是国民党方面主动发起组织的，阳翰笙则声称是自己受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委托而发起的。“记得我第一次请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吃饭，商谈筹组“文协”的问题，还是我得了一笔稿费掏的腰包。后来我主要精力搞第三厅，协会的工作由别的同志搞去了。”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1984年，阳翰笙又在老舍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对上述说法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救亡的中心，吸引了大批爱国的文艺家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从四面八方奔赴武汉，为抗日救亡工作。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我正由党组织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这样做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张道藩等抓领导权。于是我和乃超分头活动，老舍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文协”不设主席或会长，只设理事。老舍的职务并非仅管后勤事务工作，而是抓总，全面负责。阳翰笙：《我所认识的老舍》，198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第3版。

阳翰笙的回忆，隐含着强调自己个人历史作用的意思，但在肯定周恩来安排老舍任“文协”总务部主任这个关键问题上，与楼适夷、蒋锡金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上。

此后，吴组缃也在回忆中肯定了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说法。“据我所知，当初文协在筹备中，总理就说：‘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这个建议不只考虑了‘天时’，考虑了‘人和’。抗战八年的工作证明，有这个文协，就得有这个‘总务组长’；不是他，文协运转不起来，很难办成什么事。”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88—189页。从文字表述上看，吴组缃的回忆，显然比楼适夷等人更严谨、更有分寸，但不少细节同样值得进一步推敲。

楼适夷、蒋锡金、阳翰笙、吴组缃四人的回忆，细节虽有出入，甚至冲突，但却一致肯定：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文协”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周恩来的“安排说”，就此成为定论，并反过来影响和改写了其他历史当事人的记忆。

另一位当事人于志恭，1979年谈论周恩来与“文协”的关系时，只是一般性地泛称“文艺界的抗日宣传工作，受到周总理殷切的关怀和支持”于志恭：《忆老舍与文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5页。，并没有具体内容和直接材料。作者主要谈论的，其实是冯玉祥，而不是周恩来对“文协”的关怀和支持。但他1983年的回忆则采用了阳翰笙等人的说法，把冯玉祥对“文协”的支持也变成了周恩来的安排：

一九三八年春，周恩来同志驻武汉领导着大江南北的抗战工作。当时文艺界爱国人士荟集在武汉，国民党要成立一个什么文艺协会，发出了请柬邀请文艺界吃饭，但遭到拒绝。周恩来同志在二月十四日的一次与冯先生会晤中，请冯支持成立“文抗”，并推老舍负责筹建工作，冯先生慨然应允。国民党遭到文艺界拒绝之后，凡“文抗”开幕地点以及聚会等等均受到他们的阻挠与刁难，冯先生即以他的副委员长身份帮助解决。在老舍、阳翰笙以及文艺界爱国人士的紧张工作之后，“文抗”很快就于三月二十七日假汉口商会礼堂开幕了。周恩来同志安排冯先生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抗”，还选他为“文抗”总部理事。于志恭：《冯玉祥先生与文艺界》，《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阳翰笙等人的回忆，明显参与并改写了于志恭的个人记忆。但于志恭没有意识到的是：周恩来请身为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出面支持“文协”的说法，与国民党阻挠“文协”抗战文艺活动的说法，本身又构成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反过来推翻了文艺界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说法。周恩来二月十四日拜访冯玉祥的细节，不仅在冯玉祥日记中找不到相关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也不符合“文协”从筹备到成立的基本进程。

田仲济（蓝海）关于老舍和“文协”的叙述，是个人记忆被他者改写的另一个例子。

1981年，田仲济在《回忆老舍同志》中，首次采纳了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总务部主任的说法。他说：“文协没有主席或副主席，有理事会而没有理事长，只设总务、研究、组织、出版四部，并设正副主任若干人。老舍始终任总务部主任。实际上是他总揽一切。就当时情势说，老舍是当时最适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如今，许多人都知道了，这是按周总理的意见安排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恰当的。抗战八年间老舍的肆应能力，充分证明了这个安排的恰当。”田仲济：《回忆老舍同志》，《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参照《中国抗战文艺史》初版本的相关内容，抗战时期与老舍过从甚密的田仲济，显然是1980年代之后，才获知周恩来“安排说”的。没有任何证据和暗示性的迹象，表明他在此之前，就对周恩来安排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的事实有所觉察。这种情形，足以说明田氏的回忆，明显受到了楼适夷和阳翰笙等人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记忆。

在后来的文章中，田仲济进一步把周恩来的“安排说”变成了无需论证的事实：周恩来“精心考虑了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了组织安排、人事安排和工作安排，他亲自和老舍谈了话，又找人与当时国民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张道藩联系，取得了他的合作，经过了三个月的酝酿筹备，起草了几种文字的草案”田仲济：《关于抗战文学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最终组织了“文协”。

单就这段文字而言，阳翰笙等人的周恩来“安排说”，实际上已经被田仲济发展成了“包办说”。表面看来，从“安排说”到“包办说”，中国共产党对“文协”的领导作用更明确，也更无可置疑了：组织安排、人事安排、工作安排等等，无所不包。但田氏提供的一系列细节，却又反过来发生了歧义，使最初的“安排说”变成了需要进一步考辨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楼适夷、蒋锡金、阳翰笙、吴组缃和田仲济等人的回忆，虽然把周恩来的“安排说”从个人记忆变成了文学史结论，但支撑这个结论的史实和细节仍然暧昧不明，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辨。

从文学史的科学性来说，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不是现成的历史结论。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又是一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事实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限制。楼适夷和阳翰笙等人的回忆，虽然有待进一步考证和辨析，却把长期蒙受着“右倾”之名的“文协”，转化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对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回忆文章之外，关于“文协”的第三类文学史知识，是以西南地区的文史工作者为主的专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两个比较集中的焦点：一是搜集和整理“文协”史料，二是介绍“文协”及其分会的基本情况。

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文天行、王大明和廖全京等人的工作。他们三人合力编纂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顺便说明一下，该书颇多校对疏漏，本书在引述相关材料时，尽可能参照原始报刊，一时无法找到原始报刊时，再从该书转引。，迄今仍是国内唯一的专门著作。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以事件为中心，搜集整理了四十余万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奠定了“文协”研究的史料基础。该书还附录了王大明编辑的《“新华日报”有关“文协”文章的目录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之后，他们又编辑出版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廖全京、文天行、张大明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全面反映了战地访问团的活动，为我们了解抗战初期的战地文化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

文天行等人，关注的是公共视野中的“文协”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挖掘整理了关于“文协”的档案材料。1997年的《战时文化界抗日团体组织活动史料选》，收录了“文协”递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的四件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文化界抗日团体组织活动史料选》，《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1998年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部分，又收录了有关“文协”的不少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9—232页。这些材料不仅披露了“文协”的基本史实，也表明了抗战初期的“文协”与有关党政部门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指示修改协会章程，拟定有关工作计划并定期汇报工作的事实。因此，这些档案材料在公共视野中的历史表象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真实，对我们认识“文协”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公开发表在1938年4月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上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仅有正则十条、附则一条。而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核准备案之后保存在档案材料中的《章程》则包括正则三十五条、附则三条，合计达三十八条之多。

由于偶然的历史机缘，上海大学的邓牛顿于1980年代初接触并抄录了“文协”驻会干事梅林私人保存的一批“文协”档案。利用这批珍贵的档案材料，邓氏先后撰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考索》邓牛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考索》，《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第211—214页。、《文协档案选辑》邓牛顿：《文协档案选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纪事及档案选辑》邓牛顿：《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纪事及档案选辑》，《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冬季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等一系列文章，均对“文协”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又将有关文章整理结集为专著《文协档案过眼录》推出邓牛顿：《文协档案过眼录》，香港：香港世纪风出版社，2007年。，进一步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不过，无论公开发表的原始材料，还是隐藏在公共空间背后的档案，都是历史叙事，而非本质主义者所想象的“历史本身”。公开的原始材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独立研究的结论；档案材料同样无法取代研究者的独立思考。鉴于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习惯以公共视野中的历史表象为研究对象，而相关档案材料的连续性又无法得到保证，本书仍以历史表象为核心，以档案材料为旁证。档案材料与历史表象之间的断裂、冲突等问题，如无必要，则暂不深究。

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文天行还撰写了不少研究文字，对“文协”及其相关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事记》，对“文协”的重要活动和有关史实作了全面勾勒文雨（文天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事记》，《抗战文艺研究》1982年第1—3期连载。；《试述“文协”的成立》，详细论述了“文协”从倡议到正式成立的历史过程文雨（文天行）：《试述“文协”的成立》，《抗战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文协”概述》，把“文协”划分为筹备及成立时期、活动的初期、活动的盛期、活动的后期和结束时期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深入探讨了党对“文协”的领导、“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文协”的历史功绩等重要话题文天行：《“文协”概述》，《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文天行是专业研究人员中用力最勤、贡献也最大的一位，堪称“文协”研究的开创者。稍嫌不足的是，其史料视野主要局限于《新华日报》和《抗战文艺》，且过分信赖阳翰笙等人的回忆，影响了研究的独立性。

对各地分会的研究，也是较为集中的一个内容。魏华龄的《“文协”桂林分会记事》，对桂林分会的历史情况作了全面介绍。魏华龄：《“文协”桂林分会记事》，《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2期连载。张红的《“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专门探讨了桂林分会对促进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张红：《“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广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开明的《“文协”成都分会和它的会刊》，详细介绍了成都分会的主要活动和编辑出版的几个刊物。王开明：《“文协”成都分会和它的会刊》，《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吴从发的《“文协”昆明分会始末》，除了全面介绍昆明分会的基本情况之外，还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简章》，对透视“文协”总会与分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吴从发：《“文协”昆明分会始末》，《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程鸿彬的《延安“文抗”创建始末以及相关问题》，深入探讨了延安分会与延安文化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延安分会特有的内涵。程鸿彬：《延安“文抗”创建始末以及相关问题》，《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周启祥的《抗战初期全国文协西安分会筹备经过》，则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说明了西安分会未能成立的历史原因。周启祥：《抗战初期全国文协西安分会筹备经过》，《解放区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至于李萱华的《“文协”北碚分会简述》谈到的北碚分会李萱华：《“文协”北碚分会简述》，《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实际上只是“文协”设在北碚的一个办事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会。参见拙文《“文协北碚分会说”考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研究表明，“文协”各地的分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章，接受当地相关党政机构的监督和指导，往往独立开展工作，与总会的联系不如想象的密切。不少分会，比如延安和晋东南，其实更适合当做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对待。情形特殊的曲江分会，则长期独立开展活动，总会一直未曾注意到它的存在。

整体可以分解为部分，但并不等于部分的叠加。对“文协”分会的了解和研究，虽然丰富了我们对“文协”的认识，但对“文协”研究本身的推进并不大。大多数研究只是满足于简单地把各地分会的活动汇集在一起，停留在初步的资料整理水平上。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文协”的关注和研究，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成果不多，质量也亟待进一步提高，与“文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不少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细节出入较大，甚至相互抵牾，但研究者往往过分依赖研究对象的自我陈述，甚至把研究对象直接当做文学史结论，各取所需，缺乏整体性的对勘和深入的独立思考。

在这种情形之下，回到历史现场，深入清理和辨析“文协”自身的基本史实，仍然是一项艰巨而必需的工作。

而深入清理和辨析“文协”自身基本史实的必要前提，则是研究视野的突破和转化。理由如前所述：任何一种所谓的历史事实，都只能在某种特定的后设叙事视野中呈现出来，绝不可能是自我呈现的结果。

由于“文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戴着“右倾”的帽子，楼适夷和阳翰笙等人关于“文协”的回忆，实际上是为“文协”“平反”和“正名”。没有这种“平反”和“正名”，“文协”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是，断言并论证“文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并不是研究“文协”，而是根据既有标准，判断“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其目的是把“文协”纳入既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澄清“文协”的历史特征。

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论，断言“文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仅仅意味着“文协”是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用这个现成的结论来取代我们的独立思考。楼适夷和阳翰笙等人的“平反”和“正名”，应该而且只能是进一步研究“文协”的起点和基础，绝非最后的结论。

但在不少研究者那里，阳翰笙和楼适夷回忆中的周恩来“安排说”，却反过来变成了阐释和整理“文协”史料的前提，陷入了封闭的内在化循环：根据“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来确定史料范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更为丰富的原始材料。与“文协”关系极为密切的《新蜀报·蜀道》副刊，就始终受到《新华日报》的遮蔽，未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王平陵、胡绍轩、老向、姚蓬子等“文协”核心成员的活动，也被僵化的意识形态结论打入了冷宫。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逐渐呈现出来之后，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越来越难以对“文协”进行有效的阐释和分析，关于“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知识和话语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推进“文协”研究的学科功能。

在“文协”的基本史实有待于进一步清理和辨析，而单纯的意识形态定性已经丧失了推进“文协”研究之原初功能的情形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悬置有关“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问题，尽可能拓展历史的视野，用对历史的阐释和理解代替对历史的评价，才有可能充分呈现“文协”的复杂性。评价历史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某种价值尺度，历史事件不过是验证这一价值尺度之有效性的对象，它所关心的是历史事件是否合乎这种先在的价值标准，非历史事实是什么。对历史的阐释和理解则意味着摆脱先在的价值尺度之限制，尽可能地把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在理解和阐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丰富和拓展我们自身的精神空间。如果说评价历史意味着以我们身上某种既存的价值标准来剪裁和限制历史事实的可能形态，阐释和理解历史则意味着以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打破我们自身的封闭性，拓展我们的生存视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说的回到“文协”自身，首先指的是一种针对目前过分重视“文协”意识形态性质的正确性，而对“文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视不够的研究现状而提出的研究思路，旨在用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态度来超越评价历史的研究思路的局限性。

也只有确立了阐释和理解历史这个基本的逻辑前提，本书所说的回到“文协”自身的第二层含义才能随之浮现出来：梳理“文协”的基本史实，清理“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境中的主要活动和事件，尽可能还原“文协”在194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形象及其变迁。

三

对“文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显然不能简单地沿用一般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基本范式，把它当做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来对待，通过对个别成员具体描述的方式归纳或总结出“文协”的总体状况。理由很简单，“文协”“会员有四百多人，差不多包括了国内所有的有写作成绩的写家”老舍：《文艺界动员情况述略》，1942年2月13日《大公报》第2版。，采用这种方法，则可以说大后方文坛的一举一动，均与“文协”有关。取消了“文协”的边界，也就取消了“文协”。

在我看来，“文协”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通过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敌”这一文学之外的历史目标的主动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众团体，不是基于某种共同享有的社会文化空间或者文学观念而组织起来的实体性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阐释“文协”时，不仅要考虑“文协”的组织和领导机构的设置、“文协”核心成员的活动等实体性的历史事实，更要考察作家对“文协”的认同这个精神性的因素。不考虑作家对“文协”的主动认同这个更为根本的存在，我们对“文协”的研究也就无法与作家研究区别开来，最终实际上是用对作为“文协”成员的作家的研究取代了对“文协”的研究。大量肯定和论证老舍对“文协”的领导作用的文字之所以对“文协”的研究没有产生多少积极作用，原因就在于此。

正如老舍所说，“文协”“毕竟是个民众团体，没有发号施令之权”老舍：《略谈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739—740页。，所谓的“文协”对全国文艺运动的领导，便只能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1940年7月7日《大公报》第3版。。茅盾也说过，“文协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且不可能也不必要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因而所谓的领导者不是组织上的领导，而是精神上的领导”茅盾：《“文协”五周年纪念感想》，《茅盾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在这个意义上，“文协”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对抗战时期的文坛发生重大影响，不在于它是一个具有特定组织形式的实体性存在，而在于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基本宗旨的认同，对“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活动的积极参与。没有这种主动的认同和参与，“文协”的实体性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可能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因此，本书所说的“文协”自身，既包括作为一个具体的组织形式的“文协”，但更重要的则是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主动认同这个社会历史性的主观因素。只有把全国文艺作家的主动认同和参与当做“文协”自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避开把“文协”实体化的倾向，真正做到把“文协”当做一个社会团体来研究，揭示“文协”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实践力量组织和动员全国文艺作家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原因，把“文协”与它所发起和组织的文艺运动联系起来。

而正如仅仅有实体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构成“文协”的存在一样，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认同，也不是对作为一个实体性组织机构的“文协”的认同，而是对“文协”的基本宗旨及其相应的文学活动的认同和参与。也就是说，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认同，实际上只能通过参与“文协”发动和组织的具体文学活动的方式体现出来。

事实上，“文协”和“文协”的活动，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没有活动，“文协”就只能如老舍所说，“慢慢地变成了一座金字塔，外面很大，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老舍、周扬：《关于文协的工作》，《文艺战线》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16日）。，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大量“金字塔”式的文学社团和组织，发过宣言，开了成立大会，甚至选出并组织了领导机构，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对新文学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周扬也说过，“作家的团体不只是在形式上把作家联合起来，而且要明确规定作家当前的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工作，并动员一切力量来实行。一个文艺团体如果没有它切实具体的工作，那结果就会成为一种报销主义”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在这个意义上，“文协”的存在及其历史意义，就体现在它组织和发起的文学活动之中，而不是体现在它的组织形式和几个主要成员身上。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认同，最终也只能是通过积极参与“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文学活动体现出来。事实上，身为会员而不认同“文协”宗旨，不参与“文协”组织和发起的文艺运动者，不在少数。反过来，虽非“文协”会员却积极参与“文协”组织和发起的活动者，也不乏其人。

因此，只有“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文学活动才是“文协”存在的核心标志，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认同、“文协”存在的历史意义均体现在这些具体的活动之中。研究“文协”，因此也应该以“文协”的活动和事件为中心，而不应该以成员和组织形式为中心。只有通过具体的有组织的文学活动，“文协”才能体现自身的存在，没有这些具体的活动，“文协”只能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对现代新文学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以往的研究过分注重“文协”的组织形式和主要成员的政治倾向等静态的事实，忽略了在具体的活动中来分析“文协”的史实和基本形象。这等于把“文协”和“文协”的活动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未能有效地揭示出“文协”对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所说的“文协”自身的存在，实际上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具有固定组织形式和共同章程的实体性存在的“文协”，第二个层次是“文协”所发起和组织的文艺运动，第三个层次则是全国文艺作家以参与“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文艺运动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对“文协”的认同。

从历史事实的发生次序这个角度看，最先呈现出来的是作为一个实体性组织机构的“文协”，接着是“文协”发起和组织具体的文艺运动，然后才有全国文艺作家通过积极参与这些文艺运动的方式来主动认同“文协”的领导地位，以此维系“文协”的存在。但从历史叙述所遵从的逻辑顺序看，最先发生的其实是文艺作家组织起来以群体的力量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作为一个具有特定物质形式的实体性存在的“文协”，实际上是在有了组织起来的共同愿望之后才生发出来的物质形式。这一点，胡风在“文协”成立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文协”，“它的成立是由于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民的统一的战斗意志，以及它在政治上的表现（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这使得连文艺家也包括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能够幸运地在一个共同目标的战场上携手前进；一是文艺活动本身和现实的结合，战争使文艺作家向实际生活突入。在这个万象蓬勃的生活原野里面，原来游离的在改造自己，原来前进的更加成长，而后方的、前线的、敌后的千万的战斗着也在学习着的青年文化干部和工农大众，预约着无数青年作家的出现。没有前一个条件，‘文协’根本没有成立的可能，没有后一个条件，即令成立了也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躯壳”胡风：《在艰难里打下了基础的一年》，1939年4月9日《新华日报》第4版。。老舍在谈到“文协”的组织和成立时，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抗战以来，文艺界有了个好现象，就是大家能抱着非抗战文字不写的态度，把笔尖一致朝外。各地的文人都不约而同的如此，抗战救国，人同此心也。有了这个心理上的一致，才有了文艺协会的组织。”老舍：《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80—181页。在这个意义上，“文协”的成立及其存在和发展，体现出来的是“文艺作家内心的团结力量”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而不是“文协”生产出了这种内在的愿望。可以说，“文协”之成为“文协”，一方面固然离不开具体的组织形式，但没有全国文艺作家对于胡风所说的“统一的战斗意志”的认同，“文协”即便成其为“文协”，也谈不上发挥实际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正因为作为实体性存在的“文协”事实上只是全国文艺作家之组织起来的共同愿望的产物，全国文艺作家所认同的“文协”也就不可能是作为实体性存在的“文协”，而是“文协”发动和组织的具体的文艺运动。理由很简单，全国文艺作家之所以愿意在“文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不是因为“文协”能够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组织形式和共同章程的实体性机构，而是因为“文协”能够把全国文艺作家的共同愿望转化为一种有组织的文艺运动。这样，“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文艺运动就成了“文协”自身之存在的核心，它一方面体现了全国文艺作家对“文协”的认同和参与，构成了“文协”之所以成为“文协”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文协”之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

基于“文协”自身存在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本书所说的回到“文协”自身，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指的就是以“文协”发起和组织的文学活动为核心，考察“文协”发起和组织的这些文学运动如何影响和改写了抗战时期的文学面貌，同时又在这一系列的文学运动中来辨析“文协”的历史形象，清理有关“文协”的基本史实。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文协”从得到全国文艺作家的认同而获得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运动的文化权力，到最后逐渐丧失这种文化权力的历史变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新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之变迁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从“文协”的参与和组织这个角度，显然不仅可以对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也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化我们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