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学校有缘。1919年9月，蔡元培校长发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称反正办学经费不足，不如将北大工科归并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以便集中精力办好理科。对于如此决策，蔡先生日后没有后悔，反而很得意，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再次提及。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命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九年，三校精诚合作，得益于共同的学术理念，同时也因抗战前三校教授就互相兼课，自由转换，合作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这些都是青史留名的大事，如今，京津之间的大学合作，又添了件小事，那就是北大中文系与天津师大文学院联合召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学术研讨会。

三次合作，层次不同，宗旨有异，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想说的是，京津之间的合作，既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也是近在眼前的事实，从长远看，二者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提交给会议的《另一种“双城记”》，专门谈这个问题。简要地说，就是四句话：第一，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天津很重要；第二，平津两座城市关系密切，适合做综合研究；第三，“双城记”是个很好的学术视野，便于互相发现；第四，所谓的“双城记”，可以是黑白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是五彩斑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略而言，前者强调对抗中的对话，后者侧重合作时的竞争。

这两天半的“平津文坛”讨论，内容非常充实。昨天上午孙玉石、王得后、吴福辉、温儒敏四位先生的专题发言，我因事没能到场聆听，实在可惜；听与会的夏君转述，令人心驰神往。前天上午在未名湖边，紧接着开幕式的是“北方左联”专题，八位发言者，不仅在史实辨析上有所推进，更重要的是，让学界重新关注“北方左联”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话题。第三至第七这五场，发表的是关于30年代京派文学、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三四十年代天津通俗小说等专业论文，多少都有所创获。值得庆贺的是，除解志熙、高恒文、吴晓东等已成熟的学者外，年轻一辈所撰论文也都很有分量，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洁宇、北京师范大学林分份、首都师范大学张松建、中央民族大学冷霜、南开大学耿传明、中山大学李荣明、南京大学葛飞、北京社会科学院季剑青、中国现代文学馆陈艳等，一看就是训练有素，颇具学术实力。至于天津师大赵利民教授、高恒文教授与北大商金林教授、王风副教授的精诚合作，更是此次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的重要保障。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序：作为学术话题的“京津”这回的研讨会，蕴含某种学术企图——在“天津”阅读“北京”，在“北京”观看“天津”，当然更包括将“京津”视为一体，做综合性论述，不仅作史实考辨，而且作文学/文化批评，乃至理论建构。选择“京津”这一“双城记”视角，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更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了发展空间。因此，我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一辈学者的积极介入与参与。目前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论，但十年后必定会成为热门话题，且能出大成果。

基于如此预期，这一回的讨论会，在我看来，有以下不尽如人意处：第一，注重“文学”而相对忽略“城市”，明显缺乏对于“都市研究”的兴趣与理论自觉。第二，注重“精英”而缺乏对于大众（通俗）文学、文艺、文化的关注与理解。第三，“京津”尚未成为全国性的学术话题，除两位日本学者（琦玉大学小谷一郎教授、东京女子大学下出铁男教授）外，与会者不是在京津生活，就是从北大毕业。第四，学者更多地谈论北京，而缺少对于天津的关注与体贴。第五，京津之间文学/文化/思想/学术的互动，没能很好地展开，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城记”。第六，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不够成熟，会场上也缺乏深入的对话与争辩。之所以有这些遗憾，很简单，我们刚起步，还不到冲刺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话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各位的论述也必定会日渐深入、精致、广大。

陈平原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