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西方一些学者迫不及待地宣布资本主义获得全面胜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参看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对此，日本左翼批评家柄谷行人（1941-）颇不以为然，指出：“所谓‘马克思已经过时’之类的论调是愚蠢的。”因为资本主义没有终结，而将剖析“资本主义”作为毕生研究课题的马克思理论怎么会过时呢？他认为，苏联的解体不过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被当做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已。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终于进入可以阅读马克思的阶段了”柄谷行人：「学術文庫版へのあとがき」，『マルクスその可能性の中心』，東京：講談社，1990年，第239頁。。柄谷在此所谓的“马克思”是指摆脱了苏联权威解释的马克思理论。

柄谷行人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是1990年。时至今日，如柄谷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获胜”并没有消解自身的矛盾。近十几年，世界经历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和事件凸显了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南北之间的尖锐冲突。日本国内也经历了由经济结构造成的长期不景气，政治思潮总体右倾化。

面对世界和日本国内局势的这些变化，日本左翼批评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索和批判。柄谷行人出版了《“战前”的思考》（1994）、《关于终结》（1995）、《跨越式批判--康德与马克思》（2001）等。另一位重要的左翼批评家小森阳一（1953-）也相继出版了《“摇曳”的日本文学》（1998）、《日本近代国语批判》（2000）和《天皇的玉音放送》（2003）等。这些著作不完全是“纯粹”的文艺批评，论题涉及

文学、文化、社会、语言和哲学等方面。对于采用这样一种广义的批评策略，他们是相当自觉的。柄谷说，“批评”一词在现代日本虽然主要用于文艺批评上，但该词本身是从康德的“批评哲学”中文一般翻译为“批判哲学”。在日语中，“批评”为“对事物的善恶、美丑、是非进行评价，并判断其价值”之义。其中释义之一是“批判”。“批判”为“批评判断；对事物判断评价”之义（『国語大辞典』，小学館，1981年）。显然两者具有相通之处。中来的，并不限于“文艺批评”之义，不单是要对“自我”以外的对象进行批评，还“包含了审视自我存在根据的含意”参看柄谷行人『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東京：批評空间，2001年，第20頁。。因此他们有意识地打破“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界限”，以期在根源上探究现代日本文学制度，追问现代日本人生存的前提条件。近年来，他们的著作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给予中国知识界新的启示。迄今已经有以下一些中文译本：柄谷行人《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汪晖等主编《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琳译，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日本现代文学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读书》2004年第1期）、《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三联书店，2004年）。赵京华在《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中对当代左翼批评作了专题研究。

其实，早在1920-19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曾取得过相当辉煌的成就在1934年第一届苏联作家大会上《现代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中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如果诸君注意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除苏联以外在这里数量上产生了最丰富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转引自『藏原惟人评论集』第四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第302頁），不仅涌现出了如小林多喜二（1903-1933）、德永直（1899-1958）和叶山嘉树（1894-1945）等杰出作家，也有像青野季吉（1890-1961）、藏原惟人（1902-1991）、中野重治（1902-1979）等文艺批评家。其中藏原的《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之路》、《再论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等许多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被称为“藏原理论”，对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产生过广泛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植于日本的现实社会和文化土壤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可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和国内学界迄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荣太之《左联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人民日报》1982年9月14日），朱绍瑾《小林多喜二的文艺思想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艾晓明《后期创造社与日本福本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郭飞《中日文艺大众化论争比较探索》（《日本现代经济》，1988年第5期），苏兴良《“左联”时期中日无产阶级文学的交流》（《上海文论》1990年第4期），黎活仁《福本主义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7期），平献明《略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唐月梅《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张福贵《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吉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向远《中国早期普罗文学与日本普罗文学特征之辩异》（《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刘炳范《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战争认识理念批判研究》（《东北亚论坛》［长春］，2001年第3期），熊文莉《藏原惟人理论的翻译和革命文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靳明全《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究其原因，日本战后的文学研究界因强调“文学的自律性”而排斥“文学的政治性”，使得有关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长期被置于边缘地带。主要研究著作有如下这些：平野謙等NFDA2『討論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史』（東京：三一書房，1955年）、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NFDA2『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東京：有精堂出版，1971年）、栗原幸夫『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1971年）、飛鳥井雅道『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論』（東京：八木書店，1982）、浦西和彦『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研究』（東京：桜楓社，1985年）、綾目広治『脱=文学研究：ポストモダニズム批評に抗して』（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9年）、岛村辉『臨界の近代日本文学』（横浜：世織書房，1999）、林淑美『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年）、尾西康充『近代解放運動史研究：梅川文男と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阪：和泉書院，2006年）。此外，相对比较多的是有关中野重治的研究。而中国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积极介绍和评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但多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很少涉及文艺理论。到了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文艺理论时，却在反思“文革”极“左”思潮的大背景下，将战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当做对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产生极“左”思潮影响的源头来把握，具体表现在将研究的聚焦对准“福本主义”和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由此造成研究上的双重误区：其一，不区别福本和夫（1894-1983）理论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盛行的“福本主义”，以及引入中国的“福本主义”之间的差别，笼统地全盘否定。且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没有具体分析福本和夫著作的情况下，仅凭二手材料便匆忙定罪。中国学界80年代之后对福本主义的理解大多建立在斋藤敏康《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一文基础上，而该文主要侧重对福本建党理论的分析，而没有涉及福本的“唯物辩证法”等其他理论。其结果，只是不断重复彼此相似的结论，而并不去试图解释一些真正值得思索的问题，比如福本理论到底包含了什么内容？他的“分离·结合”理论本来是党的组织理论，为什么会被引入到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中，它又是如何被引入的，以及为什么在他倒台之后“分裂现象”还是会继续上演？事实上，这些问题不解决，既无助于理清造成极“左”思潮的根本原因，也不利于客观把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真实面貌。其二，由于过度关注“福本主义”和“目的意识论”，造成了对同一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上的否定性评价，进而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漠然视之尽管近几年对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的文艺理论有零散的介绍，但是还缺乏从史的角度进行深度的梳理和把握，更不用说对战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当代过渡发挥重要作用的吉本隆明的介绍和研究完全阙如。有关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著作的书评如下：陈凯《重新思考文学的主体与批评的位置》（《读书》2004年第3期），海青《被遗忘的现代性--评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赵京华《文本解读的政治》（《读书》2004年第12期），黄力民《其实不必多说〈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3期），小森阳一、黄湘《小森阳一访谈录》和赵京华《一位日本知识分子的肖像》（《博览群书》2006年第10期）。。

诚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经犯下过“左倾”主义错误，对此不应该有所回避。但当时，除“福本主义”和“目的意识论”之外，还有“藏原理论”、中野重治以及平林初之辅（1892-1931）等人的文艺理论著述。这些理论著述从多种角度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大众化”与“大众化时代的文学”、语言与形式等等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即便这些理论也包含了一些“左倾”主义错误，但日本左翼文坛从30年代中期始就对此开始了自我反省和批判。可以说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二三十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仅仅从否定的角度来把握是非常片面的，必需对其发展历史作出更为客观和全面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