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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读者，对于黎锦晖这个名字，或许会感到些微的隔膜。
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上海在殖民的淡黄色暧昧光线的映照下，它商业化的文化犹如一台高速运转着的庞大机器，正散发着声色迷离的巨大热力。却独有民族流行乐坛鸦雀无声。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是谁曾经深夜徜徉于旧上海雾蒙蒙的雨巷中，挥毫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吗？
又是谁个率先打破了清末民初男女不得同台表演的禁忌？
谁个写下了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
谁个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舞团“中华歌舞团”？
是谁为中国第一部有声歌舞片谱写的乐曲？
谁大胆地领着中国第一支歌舞乐团去到了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从而将天籁般的中国通俗音乐带向了世界？
谁个培养了中国首位流行歌星黎明晖，从而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明星制度？
谁发掘和培养出了天王级的女明星周璇？
谁的旗下在1930年就有了雍容华贵的“四大天王”的女歌手阵容？
谁个帮助当时的上海高级夜总会，组建起了中国第一支全部由华人组成的爵士乐团？
是谁将爵士乐与中国民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本土化的爵士乐曲？
谁发掘培养的文艺人才，影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上海通俗音乐以及电影娱乐圈的基本走向？
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音乐才子聂耳搭起了通向成功之路的第一座梯子？
谁在1950年后，就被贴上了创作“黄色歌曲”之腐朽文人的标签，却再也作声不得？
谁个壮年时为二十世纪中国流行音乐扫除了一切荆棘，临入老境，却被台湾文人李敖不无幽默地将之与油画宗师刘海粟、性史学家张竞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文妖”？
面对这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音乐理论权威，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安德鲁博士，以及台湾的郝明义先生，在他们的新书《留声中国》、《音乐事情》中，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告诉大家：所有上面一系列在流行音乐史上堪称开创性的举动，都是一位叫黎锦晖的湖南汉子一人做下的。
我相信，现代的人们，大抵就会对于黎锦晖--这位中国乃至亚洲的流行音乐之父肃然起敬了。
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湖南长沙府湘潭人氏。
清末民初年间，山川秀丽的湖南地面，不仅涌现出大量的军政人才，并且它的婉丽的楚文化也有着一种日影宣朗般的明净。譬如：湖南的地方戏种，有湘剧、祁剧、辰河戏、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花鼓戏、阳戏、花灯戏、傩戏等十余种之多。其中，黎锦晖家乡广泛流传的湘剧，当时的民间习惯称之为“大戏班子”或“湘潭班子”。它们奇异的艺术风姿，深深地渗透在了湘楚大地的民俗民风之中。
少年长成的黎锦晖，也深深地被那些天籁般的民间风俗音乐影响着。加之他的悟性本来就比寻常的少年高一点点，有一个儒雅清伦的世学家庭背景，黎锦晖的幼年即有过古琴筝与传统弹拨乐器的专门训练。这为黎锦晖后来的音乐发展勾勒出了，一个林木修然的清凉背影。
其实，黎锦晖家乡湘潭县，实在是湖南省的一个门户。它坐落于湖南中部偏东、湘江下游西岸的一个便利位置。北接省城长沙，东连工业重镇株洲，西南倚靠衡山、韶山的碧簪玉峰。加之境内有毓黛碧波的靳江河、涓水、韶河汇入汤汤的湘江，构成了一种蛛网四结般的水陆联运交通脉络。
湘潭县在历史上，即为湘楚大地上一个人物明媚、风物雅洁的娟好地方。
据史书记载：明朝时它即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繁华商埠。至清末民初时，湘潭县“毓富浩穰，磁货氓庶皆在城外，沿湘以上十余里，因号称为‘小南京’。”
当时，湘潭县城阛阓纵横，俨然一种参差十万的富丽，其“城市街衢三重，长十五里，三乘之，四十五里”。城区实际上的规模大有超越省城长沙的势头。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壮县”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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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黎氏素向是县中的名门望族。
湘潭黎式家族中，晚清官场上较有名气的士大夫有道光年间的御史黎吉云、同治时的太仆寺卿黎福畴、光绪时的漕运总督黎培敬，以及光绪间享有清流美誉的奉政大夫黎葆堂先生等，黎葆堂先生曾经出任过桂林知府的实缺。这黎葆堂老先生便是黎锦晖的祖父了。
一般的骤贵骤富人家有了青云展翅的际遇，大抵会在繁花似锦的湘潭县城忙于买地起高楼，过一种偎红倚绿、轻裘肥马的糜烂生活。
黎葆堂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来到了湘潭石潭坝乡一个叫菱角村的静美乡村衍育子孙。那是南岳衡山支脉晓霞山下、住户不满十户的一个很小的村落。
从官场隐退回乡的黎葆堂当时仔细观察过菱角村的地理形势：村之南攒绿夹翠的群山，涉目皆成美景。村之北的阜地斜骞成为一只雨燕的样子，有嘉禾叠浪的田塍横亘其间。黎葆堂一眼即喜欢上了这个岚光掩映的美丽小村落。
黎锦晖仍然记得祖父黎葆堂老人一手筑建的故居样子。后来，进入垂暮之年的他，曾经语调淡淡地谈起了菱角村：
那是两进四合，土墙黛瓦的一座南方乡村庄园，占地大约有二十亩的。由外面往里走，有三道的门楣儿。第一道的门牌必须是正大方正的，所以它的朝向是阳气勃然的正南，第二道的槽门与居住大屋的正门，则选择了朝西的方向。
当时，堂庑清明的正屋两侧，翅翼般排列着两进两出的十三间卧室。当年的黎锦晖太小。所有房间的门槛儿，对于他都显出了一点高度。
春天院落中的墙角，常常有不知名的繁花兀自地开落。天空总是静静的。阳光下身影扁扁小小的黎锦晖，最喜欢在那些磨蹭得锃亮的门槛上爬上爬下。
黎家正厅的神案上方，悬挂着一副“美意延年”字样的滚金镶嵌的巨匾。那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先生，在祖父黎葆堂大人五十岁寿诞时送的贺词。厅中四壁，挂满了当年声名斐然的文人骚客们的楮墨题字。
循着伊唷轻响的平板楼梯上去，是祖父盼顾自诩的藏书楼--诵芬楼。
用温润到令人心动的一座书山来形容诵芬楼，其实是不过分的。当时，诵芬楼上还疏落有致地摆放着后来成为一代艺术大师的齐白石随意雕刻的一些笔筒、砚池盒、假山、小动物等小工艺品。
祖父黎葆堂过世之后，诵芬楼便成为黎锦晖的父亲黎松庵先生与清雅的文友们吟诗、作画、刻印的消遣之地。
因此也成为湘潭籍士大夫们，在性情凉薄的清末年间，一个颇为向往的温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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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印象最深的一个前辈文人是未发迹时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他是晓霞山东麓的星斗塘村人氏。
从晓霞山南面的菱角村，顺着一条弓背状的小路慢慢地走到齐白石住着的星斗塘村去，大约不过四五里地。
有一年，黎家的老祖父黎葆堂先生，请32岁的默默无闻的齐白石到家中为亡故的父亲画“衣冠遗像”。如此，他们便结成了一对忘年之交。
黎葆堂先生喜欢齐白石的风趣向学。当时，齐白石的家境不是很好。善解人意的黎葆堂先生在每年齐白石卖画的清淡季节时，便会盛情邀集齐白石到自己的农庄中来闲住。当时，黎葆堂先生为了缓解齐白石因为谋食艰难所产生的焦虑情绪，曾经力邀齐白石先生担纲自己发起的“罗山诗社”中的主笔健将。
其实说起来，齐白石与黎锦晖之父黎松庵先生，也仅仅相差不过八岁。齐白石与黎松庵间的交往，也是融洽甚欢的。齐白石曾经在他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语调愉悦地回忆：
“星斗塘村在晓霞山的脚下，杉溪的后面。溪水从一个叫白竹坳的山谷中出来，风景很是幽美。
……
“黎葆堂先生年老倦游。黎松庵便成为民间诗社的一个积极倡导者。当年，距黎松庵住的星斗塘村后面约一里地有一座形状颇为好看的罗山，俗称罗网山。黎葆堂先生便为诗社取了一个叫”罗山诗社“的名称。”
罗山诗社传到了黎松庵的手中，齐白石仍然是诗社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后来，巍峨成一代大家的齐白石，十分怀念在黎家“罗山诗社”度过的那些快乐时日。他说：当初壮年的一班文字知己们，去到黎府“聚必十日饮。或造花笺，或摹金石。兴之所至，则作画数十幅。日将夕，与二三子游于杉溪之上，仰观罗山苍翠，幽鸟归巢；俯瞰溪水澄清，见蟹蜞横行自若。少焉月出于竹屿之外，归诵芬楼，促坐清谈。以至月西斜东方既白，仍不能眠。”
嗳，这样的风雅俊逸，自然值得人隽永地挂念！
中国有句老话：好山有好水，好男配好女。黎松庵先生是“一笑如春温”的男子，他的夫人黄赓于静柔简淡之中流露出一分不同凡艳的品性。她嫁给黎松庵时目不识丁。她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聆听了齐白石等一班文人的吟诗作对，却慢慢地咂摸出了中国文字间的韵味。由是竟憬悟出了看书填词的学力。齐白石对于黎松庵先生这位品貌韵雅的夫人自是心生敬佩。
后来，黎锦晖诸弟兄姐妹行走于乱石磊砢的大江湖中，他们脾性中石骨嶙嶙般铿然的成分，多得益于母亲黄赓之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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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由黎松庵牵头出资，在故乡为黎氏的族人们兴办了一所叫长塘杉溪的家族学校。
黎松庵专门聘请了数位考取得前清秀才功名、却又不抗拒西方新学的教员，开坛主讲亦中亦西的课程。教师们除了讲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也讲将来社会或许能派上用场的算术物理、音乐美术等新课目。黎松庵鼓动黎氏族人中的贫寒弟子免费入学，期望他们能在将来社会中安身立命时有一种较高的起点。黎松庵的八个儿子、三个女儿也在这间自办的私人学校中，完成了最初的启蒙教育。
黎松庵是黎锦晖之父在文人墨客中叫得最响的字号。他的原名为黎培銮，又叫黎德恂。黎松庵曾经与长子黎锦熙携手步入过晚清的科举考场，父子双双撷取过秀才的功名。可是，黎松庵看到晚清的乱象，他不再想外出做官。他选择了在家闲居的生活，常常以陶渊明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的隐逸生活方式勉励自己。因此，他在诗书画印的自娱自乐中积累了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当年，黎父黎松庵的书法艺术在湘潭的地面上是相当出名的。过去，湘潭名店大贾的商号牌匾大抵出自黎松庵先生之手，他晚年曾著有《楹联大观》、《黎松庵书帖》。这自然也是一种固执寂寞到可爱的生活方式。
后来，黎锦晖兄弟们在外面的世界中行走，当他们寂静地伫立于风雪迷离的石桥，注视着河边柳梢的冷月，穿行于卖花声清脆的湿漉漉的长巷时……他们的心底就响起了父亲黎松庵从故乡的堆子巷穿过时跫然的足音。
黎锦晖很清晰地记得，菱角村故居门外不远处的一条短巷，就叫堆子巷。走出堆子巷后即为一派明媚的田园风光。有池塘、有成荫的佳树，有汩汩流动溪涧旁摇曳的芦苇，自然还有终年蔬香飘拂的碧绿菜圃。在这样润湿滋茂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熏陶下，黎松庵与夫人黄赓所育的八个儿子，后来均成为清淳简贵的一时彦才。
大哥黎锦熙教授，为著名的语言学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次子黎锦晖，即为本文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本事毋庸赘述。三子黎锦曜是学理工科的，后来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矿业学家。四子黎锦纡，对于教育兴趣盎然，他先后出任过湖南省教育局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要职。五子黎锦炯，是一位工程学专家，他是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六子黎锦明是一个作家，成名甚早，一度曾声名寂寥，后来鲁迅读过他的作品后击掌称好，他的作品便开始在艳阳下散发出明黄照眼的光芒。七子黎锦光，起先在严霜浸染的人生路上多有徘徊，后来选择了与二哥黎锦晖同走音乐之路。八子黎锦扬，漂洋去了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毕业后一直留居于美国从事文学创作。
黎氏八兄弟成年后，所从事的职业涉足语言、教育、文学、音乐、理工诸学科等众多领域，他们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做出了不俗的成就。因此后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骄傲地为他们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头：“湘潭黎氏八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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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黎锦晖在以后的流行音乐界中，声名如日中天。他却不是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流行音乐的路子。毕竟当时的流行音乐，仍然流俗于为世人侧目的下里巴人。
黎家是地方上的望族。父亲黎松庵即便是对于子孙的功名，持一种通达开放的态度，却仍希望黎氏的子孙们个个学有所成，走上一条为世人所尊崇的谋生路子。
这个时候，仅比黎锦晖年长一岁的长兄黎锦熙，在银筝檀板的京城已经确立了卓尔不凡的声名。黎锦熙（字劭西），14岁时即与父亲黎松庵双双考取过晚清的秀才，成为湘潭地面上的少年天才。
1914年，青年黎锦熙受聘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历史课教员。这个阶段，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巨人毛泽东正在学校中就读。黎、毛的性情颇为相投，当时就结成了既是师生、又为朋友的清嘉之谊。1915年，时年26岁的黎锦熙，已经成为当时教育界一株亭亭峭拔的大树了。因此，他进京接受了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的聘书，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1918年9月，毛泽东为筹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诸事宜，一度羁留于北京数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图书馆助理员的薪金其实是微薄的。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的日子过得颇为清苦。黎锦熙对于这位比自己小三岁的湖南老乡颇多关照。他时常会请毛泽东到家中吃饭，每次都特地为毛泽东准备好一大盆他最喜欢的红烧肉，让他打打“牙祭”。黎家院子中长着一棵大枣树，当时，正是枣熟季节，毛泽东说捡一些枣子带回去当宵夜吃，双方一笑置之。
毛泽东对于黎锦熙颇为尊重，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地请黎锦熙出
黎锦熙
席了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当时，毛泽东颇想借重黎锦熙在学界、教育界的威望，邀请黎锦熙出来担任公职。有一次，毛泽东便在怀仁堂请黎锦熙吃饭，当面劝他加入共产党。黎锦熙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轻轻地说出了四个字：“君子不党”。毛泽东的脸色即时就浓雾翳然了，随即拂袖而去。
毛泽东的秘书跟黎锦熙讲：“你这句话惹主席生气了。”
黎锦熙平静地讲：“我这是实话实说，相信主席能理解我。”
后来，毛主席果然不再提让黎锦熙入党和担任公职的话题，而是让黎锦熙做了数届相对清真雅淡的人大和政协代表。这也是毛泽东与黎锦熙这位湘潭大才子之间的一段交往趣事了。
大哥黎锦熙虽然算不上是黎锦晖音乐事业上的一个同路人，但对于黎锦晖一生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黎锦熙起先想把黎锦晖培养成自己文字事业上的一个同志。后来，黎锦晖却对于音乐情有独钟。大哥黎锦熙对此也表示了理解与宽容。提起自己这位大弟，最初，大哥黎锦熙表示，锦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可是，黎锦熙又在自己的一篇著述中，颇为愉快地回忆道：“约当三十年前，我和舍弟均在髫龄，常秘召名小生罗二十瞎来家吃茶，尽传其歌词乐谱……。他们绝对只能口授，由我笔之于书，谱之于管弦。”大哥黎锦熙对于流行于湘潭坊间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终生保持着浓郁的兴趣。大弟黎锦晖则比大哥更上一层楼，对于古琴与弹拨乐器这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了一种耽美痴迷。如此说来，这音乐的第一颗蒲公英种子，仍然是大哥黎锦熙无意之中在黎锦晖的心田播下的。
1912年黎锦晖从长沙高师毕业，在省城担任音乐教员。当时，出现过长沙省城的明德、修业（男校）、周南、广育（女校）四所重点名校为了争聘黎锦晖担任音乐教师而发生公开辩论的趣事，这在民国的音乐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他到底还是不满于当时长沙的一种幽僻深窈的学术气氛，便于1916年投奔了京城的长兄。这时的黎锦熙已经与赵元任等同仁发起了“中华国语研究会”，伊始着力于他奋斗了一生的中国文字改革事业。大弟黎锦晖的到来，令黎锦熙觉得很开心。
最初，黎锦熙是想把黎锦晖引以为自己事业上的一个同志，便安排黎锦晖在北京大学的语言专业做旁听生。黎锦晖在该阶段，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音乐团，并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中任“潇湘乐组”组长。这个时候，黎锦晖已经开始充分发挥自己在流行音乐方面的灵敏乐感了。他利用业余的时间收集研究了上千首民歌。他给自己定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宣传乐艺，辅助新运”。那一阶段，黎锦晖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走向，有一种映彩流霞的缤纷感。
当时，在北京的京剧界，有一个很有名的玩家叫严菊鹏。京剧界的粉丝，倘使成了骨灰级的高手，自己在民族音乐上就很有造诣了。严菊鹏“言派”老生的扮相就独步于一时。严菊鹏这个人既有钱又有闲，有一回与黎锦晖在戏班子中蓦然相逢，黎锦晖于京剧之外，聊起民间流行歌曲的“其性真素”。谁承想，严菊鹏对民歌这种东西也饶有兴趣，二人一拍即合。就在1920年间由名票友严菊鹏出钱，黎锦晖负责打理，成立了一个叫“明月音乐社”的民间音乐的研究组织。
这一来就不比寻常。黎锦晖当时在拟定“明月音乐社”的宗旨时，犹豫不决地写下了“高举平民音乐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写毕，他的脸暗暗发烧，人家不会以为他在放空炮、讲大话吧？不过，这的确决定了他一生的音乐作品都以平头百姓为服务对象。
1919年，北京的教育当局，尚在为是否要把初级小学教科书中的国文一科改正为国语而喋喋不休。可是，远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却已嗅到了这一重大商机。
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是陆费逵。他与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方等，并为中华书局的五位创办人之一。陆费逵敏锐地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物的结构必将面临一种重大的转型。因此，专程到北京去拜访了教科书改革的重要人物黎锦熙。黎锦熙也不客气，立即向这位出版界的大鳄推荐了黎锦晖业余编写的一本语文教材。陆费逵欣然拍板，立即予以发行。该教材使得中华书局与老商业对手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陆费逵觉得黎锦晖在编辑出版方面，也呈现出一种“若桃花夹道，嫣然一笑”的春意。即于1920年冬，第二次赴京专访锦熙、锦晖，力邀黎锦晖加入中华书局。
1921年5月，适逢中华书局的一个历史大发展时期。陆费逵用人，不用则已，用了就要把人才使用透彻。因此，便在编辑所新设了一个部门--国语文学部，任命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黎锦晖为该部门的部长。
黎锦晖在业务上绝对是一把好手。他编辑出版的《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课本》二种、他与同事陆衣言等编辑出版的国语讲义、国音国语教科书及参考书等四五十种、字典和词典十余种，以及黎氏自著的《国语讲坛》等书，都销路大畅。陆费逵脸有得色地评价黎锦晖：“书局的经济好转，此人大有功劳。”意思是，千里马要跑得欢，还得他这位伯乐的饲料有养分。
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出钱出力出人的国语专修学校开始正式招生。黎锦晖既然是陆费逵从北京请来的国语专才，陆费逵也就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又请黎锦晖兼任了“语专”的校长。
黎锦晖在“语专”中设立了附属小学，并以此作为音乐创作和教学实验田。他尝试为附属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了载歌载舞的歌舞表演曲，以及且说且唱的儿童歌舞剧。像后来影响了几代儿童的《老虎叫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等十二部儿童歌舞剧，以及《可怜的秋香》、《好朋友来了》、《寒衣曲》、《努力》、《吹泡泡》、《蝴蝶姑娘》等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这都是黎锦晖在音乐才能方面的牛刀小试。
总经理陆费逵对自己的要求颇为俭省。他给自己开出的月薪是200银圆。可他对待为自己出力的人却并不吝啬。中华书局下设的编辑、印刷、发行三大所长，为书局的高层，编辑所长舒新城的月薪为280圆，其他二位所长的月薪也有240圆。黎锦晖作为为书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中层骨干，陆费逵也大方地开支月薪200银圆。这就给下面做实事的人，传达出了一种“春暖渐催，鸟声浏亮”的温馨感。
黎锦晖在“语专”中的音乐创作，陆费逵也没有让他白干。仅以黎锦晖的《葡萄仙子》单行本举一个例子，印行22版，版税每年照定价抽取15%，半年一结，这样的收入已经大为可观了。此后，陆费逵想留住有点心猿意马的黎锦晖，更答应给黎锦晖包括十二部儿童歌舞剧、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在内的所有作品支付每年15%的最优版税。
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广为传播，一时使他成了报刊上频频报道的名人。同时，也为黎锦晖后来开拓自己的音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事业，必须人马未动，粮草先来。黎锦晖的粮草即得益于陆费逵这位通达识才的大佬。黎锦晖在中华书局中，轩窗默默地做足了五年。
1926年淹润寥廓的一个雨天，黎锦晖跑去找老板陆费逵，说，自己打算辞职。陆费逵含笑问：是不满于现在的经济待遇吗？我现在马上可以加。让你享受三位所长的待遇。黎锦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弄着胸前打着的领带。他望了一眼外面水阴阴、白花花的天，“嗳”了一口气，轻轻地回答：陆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我这人的兴趣始终都是在音乐方面的。
陆费逵至此不便再强留。
陆费逵改聘黎锦晖为局外编辑，并为黎锦晖在饭店租了一间长期的房间，说是让黎锦晖安心于自己的音乐创作工作。这当然是颇为老辣的一招。
黎锦晖辞职的风声一传开，中华书局的老对头，商务印书馆的三大巨头张元济、高梦旦、高凤池诸先生便联袂登门拜访他，欲重金请他到商务做事。
黎锦晖解释：自己此番从中华书局出来，并不是相处得不开心，而是自己心有他骛。一张二高便改口说，请他做编外的顾问。黎锦晖闲闲地一笑。告诉来客：自己仍在中华书局挂着一个虚名儿。元济、梦旦、凤池诸先生这才彻底地断了挖角的念头。
黎锦晖放着一份收入优渥、身段清朗的高级白领工作不干，却偏生要身入红尘去搞那些被时舆所诟病的流行小调。这种事情，不仅当时的黎家老父黎松庵、兄长黎锦熙觉得不可思议，黎锦晖在湘潭老家苦守大本营的妻子徐珊珂也想不通。
黎锦晖的第一桩婚姻，虽然属于旧式的父母包办，但妻子徐珊珂的见识却不短。她出身名门，接受过中国传统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整教育，是一个心理上颇为要强的女子。
黎锦晖放着康庄大道不行，却自甘与流莺同流，跑去搞那些被时人认为是黄色小调的东西，这样的事实，令黎妻觉得蒙羞。夫妻大吵了一顿。黎锦晖仍是固执己见。黎妻即不再跟他讲那些尖嘴薄舌苔的话语。一怒之下，回到了娘家。至此，原本芙蓉弄影的一对夫妻，倏忽间即是雨停鸡鸣，道一声珍重之后，就此分道扬镳了。
黎锦晖的第一场婚姻中，上天恩赐给了他一个美丽的女儿。夫妻离异之时，这女孩子已经是“豆蔻枝头二月初”了。她颇是向往外面风熏日朗的繁华世界。便趁着父母离婚，千里迢迢地到上海来寻找亲爹了。这女孩子便是黎锦晖“明月歌舞团”中培养出来的最早的明星黎明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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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经过一番周折，黎锦晖的位于上海爱多亚路966号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终于开学招生了。
黎锦晖打出的招徕广告是：新型黎氏教学法，学习三个月就可以演出赚钱！
但黎锦晖的第三任妻子梁惠芳女士说：“一开始，很少人来报名。当时，人们对歌舞表演有偏见。很多家长觉得这是培养‘戏子’的地方，所以只招了三十几个学生。”
于是，黎锦晖为了扩大声势，特意聘请了数位在上海滩谋生的外籍
舞蹈家，以及当时西洋现代舞中的佼佼者魏萦波、唐槐秋任教头，这是我国现代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
这魏萦波女士也很有意思。她最早的专业，不过是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一个体育女生。却自己钻研悟通了西洋古典舞、土风舞及中国戏曲舞蹈等各类舞蹈的底色。不久，魏萦波与蓉小意等，即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梨花歌舞团”（三十年代后改名为“梅花歌舞团”）。
黎锦晖与魏萦波的两个文艺实体，既互相竞争，又有“一沟明月梨花白”的相得益彰，在早期演艺界竟传为一段趣谈。后来，“梨花歌舞团”培养的“五虎将”：龚秋霞、徐粲莺、蔡一鸣、钱镜秀、张绮等一时成
为上海市民们痴迷的歌星与青春偶像。
黎锦晖为对抗“梨花歌舞团”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乃于次年组建了“中华歌舞剧团”（不久，即改名为“明月歌舞团”）。其早期的成员有：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黎家长女黎明晖，以及“中华歌舞专修学校”第一批的学员徐来、薛玲仙、马陋芬、顾梦鹤等人。诸如王人艺、王人美兄妹、黎莉莉、章锦文等人，则属于年龄更小一点的黎氏弟子了。
那时的徐来，当她来报考中华歌舞专修学校时，已经是“黛色欲袭人衣”的18岁了。黎锦晖觉得她的年龄有点偏大，便略微有些沉吟。徐来便用发音很糯软的上海口音发牢骚了：搞什么搞嘛，阿拉就是因为在宁波女校中，与一班的黄毛小丫头别苗头，闹得烦心，才想到你这里来扎扎台型。偏你这位老板门槛算得精！你可不得给阿拉上海姑娘触霉头咧。徐来这一口的莺声燕语，当时即把黎锦晖给说笑了。
黎锦晖这才仔细地打量了徐来一眼：白衬衣，卡其裤。一张瓜子脸，
黎锦晖与长女黎明晖
清雅秀丽。当时，徐来的一双美目正宠柳媚烟地，似乎有三分气恼地斜眼瞅着黎锦晖。皮肤的颜色洁净若清新剥出的鲜菱，嘴角边嵌着一粒细细的黑痣，这更增添了她俏媚的风致。黎锦晖当时就心头一荡：好一位清丽脱俗的女子。
其时，黎锦晖的长女黎明晖也已经是眉梢眼角俱含春意的18岁了。考虑到徐来的台型好，将来的演出或者可以与明晖双双撑起台面，黎锦晖当即笑微微地把徐来录取了。
那个时节，江南的节气，已经进入到情致宛然的三月。上海的巷陌间，小雨窸窸窣窣的。年轻女子，撑起油纸伞，大抵已换上了一种襟边袖边镶滚着玻璃水钻的窄腰旗袍，这就很有一种春天的紫气红尘的味道了。在这倚云绕翠的一分新鲜中，黎锦晖填写出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
很快，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便四处唱响了《毛毛雨》那优美、柔曼的旋律：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微微风不要尽麻烦，
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
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
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当年，像黎锦晖这一类唯美的男子，他在筹备黎家歌舞班子的过程中，便预备要把流行音乐作为一项有益的事业来做的。现在，歌舞团中少男少女的位置俱备，黎锦晖便计划着将这一支演出班子，拉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实际磨炼。这样，黎锦晖想起四弟黎锦纾讲过的一条路子。黎锦纾不久前在宋庆龄的手下做过一段时间的医院筹建。通过这层关系，黎锦纾找上了在武汉国民政府中议事的宋庆龄。
宋庆龄知道黎锦晖当时有一首《总理纪念歌》颇是出名，便邀请了黎的歌舞学校到武汉去为北伐军演出。这对于毛庐初出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自然是一个趁机扬名的好时机。
为此，黎锦晖奋笔狂写。赶写出了一批新歌，像《同志革命歌》、《欢迎革命军》、《热血歌》、《胜利歌》等。黎氏歌舞学校在武汉演出了五十多场，效果相当不错。
宋庆龄因此萌生了收编黎氏歌舞团的念头。
其时，黎锦晖正把音乐看成是一种很单纯的东西。他不想依附任何的政治势力，便婉拒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黎锦纾便成了二哥黎锦晖作品与演出的经纪人，协助二哥打理歌集唱片的版权所有。
不久，蒋介石军事集团，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中国的时局，一度又处于一种飒飒落落的飘摇之中。
黎锦晖领着这一班高矮不等的半大孩子，在外面甚是忐忑不安，便匆匆结束了武汉的演出，返回上海。谁知黎锦晖前脚刚刚踏进上海，就差一点陷落于无底的牢狱。惹起这场是非者，却是中国文艺界后来赫然有名的王氏三兄妹。
说起来，黎锦晖与歌舞团中的王人路、王人艺、王人美三兄妹，还是有着颇深的渊源的。
黎锦晖有三位妹妹：黎锦珈、黎锦皇、黎锦文。二妹黎锦皇，即与王氏兄妹的老大王人旋结下了夫妻的情分。另外，王家的二哥王人路，曾在上海中华书局的国语文学部做过一阵子的编辑，黎锦晖为该部部长，两人即是同乡亦是朋友。当年，中华书局发行的“八大杂志”，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黎锦晖主打的是《小朋友》周刊，王人路、吴启瑞夫妇则负责《小朋友画报》的组稿，黎、王两人组稿的方向大致相同，便颇有一种意气相投的味道在其中。1926年，王人路、潘汉年邀集了数位青年编辑，发起了中华书局的工潮活动。工潮平息后，王人路在中华书局中待下去也觉得无趣。王人路便跑到了武汉，加入到轰然鸣响的北伐革命运动。当时，王人路之所以领着王人艺、王人美投奔黎锦晖，心中的一个如意打算就是考虑到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他怕会遭受敌对分子的清算，便藏身于中华歌舞剧团之中，躲避风头。可是，王人路的行踪，还是被个别有心的告密者看见了。王人路被举报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警备司令部的军警们便跑来问黎锦晖要人了。
这个时候，南京白色恐怖的气氛仍然相当紧张。蒋军事集团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不可纵容。王人路被军警们找到，那绝对是死路一条。千钧一发之际，黎锦晖赶紧把王人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军警在中华歌舞剧团中乱搜一通，找不到目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主事的黎锦晖弄进了警察局。
这样突来的一场灾祸，便把“中华歌舞剧团”的孩子们吓得都哭了。当时，“中华歌舞剧团”这一班小演员中，大约以黎明晖、徐来这一对青春少女的年龄为大。黎明晖的四叔黎锦纾，因事外出不在团中。
黎锦晖被抓走后，一开始，黎明晖只晓得哇哇哇地跟着一班半大的孩子们哭。徐来急了，她悄悄地提醒黎明晖：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有力的保人，交保金把人从里面赎出来哦。
黎明晖这才想起了一位在军中公干的老乡唐生明。
唐生明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将军唐生智的四弟。湖南东安人氏，与黎锦晖存在着乡亲的情谊。唐生明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人聪明，喜欢交际，也喜欢玩。在国民政府的军界、政府界均存在着颇为广泛的人脉。唐生明北伐兴军时，在大哥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中任警卫团长，打过一些硬战，在军中便也积累起了相当的威信。北洋政府倒台不久后，国共分手。接着在国民政府高层宁（西山会议派）、沪、汉的三方，以及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新起的地方军事集团之间又闹起了家事。唐生智在此番利益大调整中未占到上风。
这时候的唐生明，也被李宗仁、白崇禧弄到了桂系的第十二军挂职师长，授少将军衔。唐生明军中的实权，虽然是被李宗仁新桂系一点点地吞噬着，只是唐生智、唐生明兄弟俩的面子，在军中仍然令人不敢睥视。
徐来、王人美提了一点礼物，陪着黎明晖去走唐生明的路子。
那个时候，像唐生智这样的军政大员，为了与军政各界的沟通便利，不仅在汉口胜利街有一幢俄式古典建筑公馆、南京有百子亭的22号公馆，同时在上海的法国租界也长年租住着一座豪华的西式洋房。
这时候的唐生明，正闲住在法租界的西式洋房之中。当时，黎、徐、王三个女孩子，神情有点腼腆地走进了唐生智豪华的公馆之中。唐生明正在与几位清客搓麻将。
黎明晖与唐生明虽说是同乡，不过彼此之间所走的路子不尽相同，交往的情分也就不是很深。因此，黎明晖说过来意后，唐生明抬眼撩了一下黎明晖，很平常的一个女孩子嘛，神情间便淡淡的。
徐来见状帮腔说：“唐先生你是热血心肠的少年英雄。现在，团里面主事的大人都不在家，只剩下我们几个小女生。这件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我们既然求上了唐先生高贵的门槛，唐先生不帮这个忙，还有谁肯帮这个忙呢！”
唐生明这人一辈子最讲究的就是朋友间的义气。加上徐来一口糯糯软软的上海国语，听着很受用。唐生明伸出去摸牌的手停住了。他用眼睛好奇地打量这口滑舌甜的女孩子。这一抬头不打紧，他的七魂三魄，顿时即飞到了九霄云外。
唐生明这时候当然是一个已婚的青年。凭着膏粱仕宦的身段，唐生明也免不了与一些花柳繁华之地的妖姬艳女逢场作戏。只是像徐来这般丰神迥异、气度不凡的女子，却是唐生明生平所未见。所以，唐生明当时现出了呆相，傻乎乎地忘记说什么了。与唐生明一起打牌的几个清客，本来就是惯常狎侮人的顽主。他们看出唐生明的惊艳。当即跟着瞎起哄：啧，这事有什么难呢，只要这位徐小姐肯陪我们唐师长到华懋饭店去吃一顿饭，再到巴黎饭店的黑猫舞厅跳一支舞，这样一桩小事，还不是我们唐师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易搞定的？
唐生明听着，也不管人家年轻女孩子脸皮子能不能挂得住，他只管笑嘻嘻地盯住朱唇皓齿的徐来细看。
这就把徐来闹了一个满脸绯红。
徐来这时候仍是一个待字闺中的青春少女。唐生明的几个清客，对于一个良家少女讲出那样的话，语涉轻佻，自然是过分的了。不过，徐来觉得自己是有求于人家的，一时也不便于发作。便站在那里表情有一点的窘迫了。
这时候的王人美比黎明晖、徐来小了四五岁，还在一种少女的青涩期。她顾虑不到太多的人情世故。她只是觉得唐生明这一伙人的作态有一点过分。小姑娘便上火了。她蹬蹬蹬地几步，从后面走到了前排，开口即泼洒地数落唐生明：“你还跟黎先生是喝同一个湘江水长大的老乡呢，老乡有难，你不急着想一点办法，就晓得在这里占人家黄花闺女的小便宜，讲风凉话了！男子汉大丈夫是这样作为的吗？”
王人美这一番话令唐生明悚然正容。他赶紧挺直了腰板，正经地说：哎，我又没有讲不帮忙！你们让我想一下嘛。
这也是徐来与唐生明之间的乍然相见。唐生明对于徐来，一见之下是大为好感的。只是，后来政治军事形势倏然突变，唐生明匆匆地撤出了上海。他与徐来之间的故事，要事隔数年之后才会正式上演。
当时，唐生明打探到的结果是，黎锦晖被关进了枫林桥监狱。
其时，军警甄别参与街头暴动的赤色分子，办法颇为简单粗暴。只要脖子上有渍红的染色，即为系过红领巾的、参加街头革命的不满分子。黎锦晖在枫林桥狱中，眼睁睁地看着很多人在被军警当局一番潦草的甄别之后，即拉到外面的空地上，一枪毙命。
此番营救，以黎锦晖的两位湖南老乡，唐生明、田汉二人，奔走甚力。
黎锦晖固然是花了一笔令他肉痛的赎金；但唐生明居间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小。他跟当时的淞沪司令白崇禧的黄秘书长，是交际场上厮混在一处的熟人。大家虽然谈不上是很深的朋友，在上海的江湖上办事情，却是免不了今天你帮我一个忙，明天我还你一个人情的。唐生明既然开了口向黄秘书长求情，像放掉一个歌舞团老板这样的区区小事，黄秘书长自然不会去驳天不怕、地不怕的唐家四公子的面子。
银钱落袋，唐、黄在电话中彼此打一阵响亮的哈哈，黎锦晖的保释便大抵搞定了。
所以，黎锦晖从幽暗的枫林桥监狱走出来时，他抬头望了望外面的十里桑地秧田、日影沙堤，牢狱中的生活真的是度日如年。他禁不住在心底暗暗地叫了一声侥幸。
7
黎锦晖虽出了监狱，却被北伐军东路总指挥兼淞沪司令白崇禧盯上了。
黄秘书长将枫林桥狱中的保释人员名单，送呈“小诸葛亮”白崇禧过目。白崇禧看见了黎锦晖，居然是一支歌舞团的老板。
此番，新桂系队伍跟着北伐军东征。一路上，均有憧憬革命的文艺青年为北伐军造势，沿途的百姓，颇有一种箪壶浆茶、夹道欢迎的阵势。这令白崇禧的心中颇为受用。由此也认识到了军中文艺宣传的一种妙用。
桂军中艺术人才奇缺。因此，白崇禧心念一动。便让黄秘书长派送一封委任状给黎锦晖。他要把黎锦晖的歌舞团收编为桂军的文艺表演队，因此，便封了黎锦晖一个司令部歌舞股长的军职。
黎锦晖斯时的观点是，吾爱吾国吾民，也欢迎南方的革命政权打倒北洋军阀。但他自己的性子是温润的，不太热衷于流血的暴力革命。这一点大约也来自于老父黎松庵先生的遗传。
在黎锦晖的湖南老家，受广东革命风潮的影响，最近的数年，都在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黎锦晖的父亲黎松庵先生，虽然住在石潭坝乡那个悬岚倒翠的菱角村，却仍然算得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户。
黎松庵先生从前对于族中的贫贱孤苦，一向心怀慈悲。因此，有一班年轻的读书人，在乡间发起斗争土豪劣绅运动时，便预先劝黎松庵老先生避避风头。这样，黎松庵先生便搬到了湘潭县城湘济街9号的一处大宅院中居住。黎锦晖这一班去到了外面做事的儿女们，只要有家书寄回湘潭。黎松庵老先生在回函的时候总是不忘叮咛一句：吾侪切莫醉心于流血之政治，学问才是做人的根本。中国未来之希望，大抵从科学艺术中出来。
所以，当时的黎锦晖，面对少年新进的黄秘书长送来的一纸委任书，便客客气气地跟他说：“前阵子在武汉的时候，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也提过要收编的话题，被我婉拒了。现在承蒙白大将军看得上我们这种小剧团，又说要我们到军中效力。但这样做会不会让孙夫人面子上有一点难堪呢？请秘书长回复白大将军，能不能再斟酌权衡一番？”
其时，白崇禧颁发给黄秘书长的少将军衔，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黎锦晖不久前不过是黄秘书长治下的一个阶下囚而已。这时候的黄秘书长，何曾把一个歌舞团的小老板放在了眼中！因此，黄秘书长紧了紧腰间扎着的皮带，故意用手拍了一下皮带上系着的小手枪。扔下了硬邦邦的一句话：“我们是国民政府的革命军。谁抗拒革命军的委派，谁就是反革命。革命军对付反革命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枪毙！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说完即拍屁股走了。
这才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也讲不清呢。
黎锦晖想到头胀仍然无计可施。便想到了找湖南同乡会中声名远卓的“田老大”--田汉先生坐下来一起商量。田汉快人快语：这个何需惊骇！如果你黎锦晖不想吃这个眼前亏，一拍屁股带团走人，他白崇禧还找得到个鸟影呀。田汉的一席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黎锦晖侧着脑袋一想，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呢。其时，黎锦晖亦有两个超级粉丝：一个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人士王绶之，另一个是新加坡商人刘廷枚。两人均竭力鼓捣黎锦晖率歌舞团远下南洋诸岛巡演。黎锦晖曾经委托刘廷枚打探南洋各地剧院老板的口风。剧院老板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事儿，同意免费提供歌舞团巡回演出期间的吃住开销，演出收入嘛可以按三七分成。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南洋诸地的剧院老板们还预支了三千大洋的演出费，放在中间人刘廷枚那儿。至此，黎锦晖便决心已定了。
黎锦晖在将“中华歌舞团”拉出去之前，曾经把选定的演职员三十余人集中在法租界的萨坡赛路（淡水路）290号住所中强化训练。当时，全团的人在一起吃大锅饭，加上房租、水电、钢琴的租金，每月的开销虽然近千余元，但刘廷枚那一笔三千元的预支资金已经入账，黎锦晖便不觉得经济吃紧。
1928年5月，黎锦晖做好一面绣着“中华歌舞团”几个大字的旗帜，插在乘坐的海轮上，预备出发了。黎锦晖在文艺界的朋友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以及袁世凯的儿子袁寒云等，许多的红男绿女都赶到港口为黎锦晖打气。大中华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王寿芩，盘算着黎锦晖创作的歌曲，两人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荣的关系，当时也去了现场送行。
当年，黎锦晖率领的中华歌舞团大约是中国赴南洋巡演的首个歌舞团了。歌舞团人员内部大体上也有一个分工：黎锦晖是团长并音乐指挥，女儿黎明晖为副团长专管交际与演出的本分。这时候，二妹黎锦皇到上海的二哥黎锦晖处来闲住，黎锦晖便给她挂了一个女秘书衔，跟随着免费旅游而已。四弟黎锦纾则仍然干他后勤总务的老本行。七弟黎锦光这时候尚未得势，乃跟着男乐师们学本事。一时失业的王人路，也暂且做了一份舞台设计工作。女演员的组成中：黎明晖、徐来、章锦文、王人美、薛玲仙、钱蓁蓁（黎莉莉）、刘小我、黄精勤、张素贞等人，俱是“中华歌舞专修学校”的老学员。李文云、陶醉、陶丽芬、沈慧贞、范山青等数人，则是为了壮大行色而临时培训的。男乐师兼演员则还是：顾梦鹤、严折西、马陋芬、谭光友、罗静华、王人艺等一些旧人。
这样一个演出班子，眼睛明亮的旁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硬伤所在：这不过是一个由黎家兄妹主导财权的，家庭作坊式的小演出班子而已。它以后的磕磕碰碰，以及后来的不能壮大，似乎是先天注定的。不过，这仍然是黎锦晖一生中，最觉得爽朗清举的一个时期。
黎锦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就的《我和明月社》一书中，曾经款款情深地回忆过这次赴南洋巡演。大致的文字内容为：
首场演出选择在香港最大的戏院“香港大舞台”。
当时，沉甸甸的绒缎蓝大幕徐徐地拉开之后，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钱蓁蓁等八位风韵疏淡的女演员，身穿国产雪白纺绸的长衣长裙，优雅非凡地走上了场。她们开腔合唱的第一支歌曲，便是那一首曾经令宋庆龄感动不已的《总理纪念歌》。
当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毋疑是崇高的。当时，女孩们在台上刚刚唱出“我们总理”四字，台下的观众们即时全体肃立了。如此，一些身穿大礼服前来观看演出的英国贵族也随之肃然起敬。全场鸦雀无声。
这确是一场令人感动的演出。
当时，黎锦晖安排在香港的演出档期是五天。后来，因日日演出的场次均观众爆满，便又加演了三天。香港的公演尚未完，广州各界即派出了代表，要截中华歌舞团返回广州公演。盛情难却。黎锦晖一行便又回到了广州的永汉大戏院，演出了四天八场。同样是盛况空前。如此，中华歌舞团的全体上下便士气大涨了。
后来，他们又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在这座华人主导的城市里，当地的华商协会，对于来自祖国的第一支演出团热情颇高。他们安排中华歌舞团在当地最大最好的“大钟楼戏院”连续公演十天。所有的华文报纸纷纷辟出专刊，连续予以追踪报道。这样，黎锦晖在南洋的第一站便火热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是：树挪死，人挪活。黎锦晖的本意，不过是要躲避白崇禧桂系军阀的纠缠。不料这一走，却意外地闯出了另外一番天地。
中华歌舞团随后辗转演出于吉隆坡、怡保、槟榔屿、曼谷、荷属巴答维亚（雅加达）等八个城市，以及汶岛四地与苏门答腊的四商埠等地，演出场次达数百场，基本上都是颇为顺利的。
当时，南洋的《星洲报刊》和《南星》杂志，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过这样的读者来信：中华歌舞团的“伟大纯洁，真情流露的平民文学的特质，谁都忘不了”！
到了1929年的2月初，中华歌舞团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进行了最后一场的演出。至此，黎锦晖在南洋的所有巡回演出任务，应该算是圆满完成了。
黎锦晖人在外面躲避风头，歌舞事业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却通过媒体传回到老家湖南的湘潭。黎松庵老爷子居住的菱角村，顿时平添了不少的喜色。
这一年的春节，老二黎锦晖虽说是滞留于海外未归。但老大黎锦熙却携妇带子回到了老家过年。兄弟姐妹十个，虽然单缺少黎锦晖一个，但一大家子暖融融地围绕于黎松庵的身边，那一分新春的喜色自不待细言。
天地人清安的佳节，做母亲的老夫人黄赓，未免对漂泊在海外的老二锦晖，存了一份格外的牵挂。长子锦熙便宽慰黄老太太：“母亲，锦晖这次的南洋巡演是一种为国争光、为祖宗争气的好事您应该高兴才是！”黎父松庵老先生便搭腔：“锦晖这孩子就喜欢搞那些跳跳唱唱的小玩意了。能搞出什么出息呢？”
二妹黎锦皇此番跟着黎锦晖，刚刚从南洋回来，对于二哥从事的流行音乐也就有了全新的认识。她告诉父母说：“二哥在几个文理英才的弟兄中，表面上好像走的是旁门左道，其实，二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也不差呢。”
这时，仿佛为印证黎锦皇的话语，大门外的堆子巷间有几个新衣新帽的稚童在燃放烟花爆竹。稚童们拍手齐唱一首儿歌：
飞飞飞，这个样子飞。
飞飞飞，慢慢飞。
要上去，就要把头抬，
要转弯尾巴摆一摆。
要下来，斜着飞下来，
照这样子，飞到这里来。
照这样抬头往上飞，
照这样转弯摆摆尾。
老大黎锦熙听到，就笑了。他转首告诉黎松庵老夫妇：“父亲，母亲，你们听，这个就是老二编写的《麻雀和小孩》的儿歌了。都传回老家了，影响好大哟。”黎松庵老夫妇听到，也就大为宽慰地笑了。
末了，父亲黎松庵说：从老大到老八，你们兄弟数人，也有称得上是成名的人物了。只有老二锦晖，走的路子最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