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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民国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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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游欢孙

作者简介: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 南昌 330022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2 期

原发期刊:《学术月刊》2017 年第 201711 期 第 129-141 页

关键词: 地方家族/ 始迁祖/ 记忆/ 明清至民国  local families/ the ancestral memories/ the Ming/ Qing and the Republic/

摘要: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故事,已经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先后出现。从康熙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属诸民来实宿松”的正式提出,到道光县志援引《明史》太祖本纪、节引康熙县志成说,再到民国县志氏族表中“瓦屑坝”异军突起,宿松地方家族始迁祖记忆结构变迁的背后,是各族始迁祖记忆从口头传颂到文字书写,从民间族谱到官方志书,复由官方志书至民间族谱,最后经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后民间族谱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袭引,而逐渐展开的一个文献传播过程。每一个家族始迁祖故事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都是族谱编纂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面对一个由故老传说、家族文献、民间谱牒、地方志书、文人著述,甚至是国家正史所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最终采取的有选择性地记忆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11-0129-13

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宿松县志》修撰完毕,知县朱维高为之作序,序文略述宿松县之沿革,并着重指出两晋之交与明代初年政府向宿松的两次官方徙民:

今宿松固中县也,自汉置仙田为县始,西晋升郡曰松滋,梁升郡曰高唐,唐武德间升为严州,非不麟炳望域。然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后以客户实旧松滋。明初徙饶属诸民实之。松虽旧邑,尝新造于晋末,又新造于明初。①

两晋之交,松滋之民流迁于荆江之南,政府“以客户实旧松滋”,时代遥远,可不具论。明初政府移徙江西饶州府属各县之民以实宿松,则奠定了明清两代宿松人口发展的基本格局。

明初官方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言论,亦散见于朱维松为康熙《宿松县志》正文各卷所撰写的“小序”当中,其中卷7《风俗》小序有言:

禹贡纪山川,不纪风俗,明乎?风行自上,俗成于下,视乎移易也。松风俗远不具论,由明初徙饶属诸民来实兹土,豫章敦朴之风,犹有存焉。其季也,兵荒相轧,俗亦寝薄。盖承平时人重姓族,巨室以礼教自维,小民效之,咸知顾惜名义,近则长幼贵贱渐相陵越矣。②

根据后来道光《宿松县志》的记载,朱维高,号嵩岑,四川阆中人,康熙七年(1668)由武昌推官改知宿松县事,在任期间“清慎廉明,禁科派,革漕弊,编保甲,审丁户”,“值军兴,节省供亿繁费,一切不假手胥吏,时有‘民肥吏瘦’之谣”。此外,朱维高“加意学校,撰邑志,序论文章之事亦彬彬焉”。③由此可见,清代康熙初年的宿松,是一个礼教未复,学校未兴,社会失序的地方,明初迁入的饶属诸民所带来的“豫章敦朴之风”亦日渐衰微。

明初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在康熙《宿松县志》卷36《兵氛》正文当中有更具体的描述:

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松民来自饶者十居八九,衣冠言动,犹有饶风,屈指先代,土著不过数姓。④

这条记载意义非凡。不但再次提及明初官方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事实,更指出这次徙民的确切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结合前引朱维高志序与小序所言,可以代表清代康熙初年宿松方志修撰者对明代以后宿松人口来源与构成的基本认知。

明初官方为何要大规模徙江西饶属诸民以实宿松?卷36《兵氛》又有朱维高小序云:

松其九地之交衢乎,介豫楚,间两淮,遥通中州,近指水陆,皆取道焉。自春秋以来,其能免于锋镝者盖亦寡也。然户比绛县,非必争之城,历汉唐诸,略地悬军,祗残飘忽。惟元末红巾起蕲春,鸱巢实偪处此,荼毒之烈,讫无人烟。⑤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冬十一月,红巾军由黄梅五祖山(白莲峰)起兵“屠宿松”,士民死伤无数。至正十八年正月,陈友谅攻破安庆,守将淮南行省右丞余阙身死,红巾军尽取安庆所属各县地。之后,宿松又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两大集团势力发展交汇之地,双方反复争夺,战况惨烈,人民死伤殆尽。⑥于是,明初政府从隔江而望的江西饶州各县徙民以实宿松,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21年,宿松续修县志付梓刊印,其中卷7《民族志》再次说道:

明洪武二年,徙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嗣后来者日多,生齿渐众。⑦

自康熙修志至民国续志,中隔凡近250年,明代洪武二年官方徙饶州府属民以实宿松的成说,似乎早已深入宿松士民之心。不仅如此,民国续志卷7《民族志》部分又附有《氏族表》二份,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罗列了宿松全县127个单姓,23个复姓⑧,共295个氏族的始迁信息,⑨如果排除复姓氏族,则总计有256个氏族。

根据曹树基教授的统计,在这256个氏族当中,“若迁入时间或原籍不详的氏族略而不计,尚有213个氏族可资统计”,其中元末明初迁入的氏族占87.9%。⑩从氏族人口数量看,若不计明初以后迁入的氏族人口,1921年宿松县人口迁自江西的占86.7%,安徽移民后裔占6.2%,其他省占7.1%。(11)因而,无论从移民氏族数量还是移民人口数量来看,元末明初的宿松移民都是一种“重建式移民”。

如果将复姓氏族一并统计(共295个),同时也去除无迁出地或迁入时间的氏族,则共计有247个氏族,其中迁自江西的氏族共174个。如果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这174个来自江西的氏族,大多迁自鄱阳湖周边诸县,其中又以鄱阳县为最多(33个)。但令人最为惊讶的是,一个之前并不见诸方志记载的小地名“瓦屑坝”,竟然在氏族表中频繁出现,前后共有50次之多。

从已有的研究看,“瓦屑坝”移民传说的流行,并不止于宿松一地。在同为安庆府属的桐城县,1970年代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有关于该县张英所著《恒产琐言》的研究,就提及其所见到的55种桐城族谱中,以元末明初从鄱阳迁来者为始迁祖的有21种,其中提到瓦屑坝这一地名的有12种。(12)同时期的美国学者Beattie Hilary(希拉里·贝蒂)在关于明清桐城土地与宗族的研究当中,也曾提及其所阅读到的63种桐城县族谱中,有20%以上的氏族始祖来自鄱阳“瓦屑坝”这个村庄,并且有差不多比例的氏族来自鄱阳县其他地方。(13)在宿松以西的湖北黄州府,近年来徐斌的研究也发现,“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同样广泛存在。(14)

从康熙志“洪武二年奉诏迁松”,到民国志“瓦屑坝”异军突起,其间的曲折原委,需要我们置身于具体而微的地方历史文化情境,才能进一步理解明清至民国宿松氏族始迁祖记忆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

二、明代嘉靖“洪武二年奉诏迁松”说的出现

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在明代中叶已散见于宿松民间的族谱之中。1933年,宿松“道二公”支张氏修谱,谱内收录有嘉靖八年(1529)该族七世祖“公”撰写的一篇谱序,序中就提到始迁祖“道二公”于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故事,其迁出地正是江西饶州府鄱阳县:

迁松始祖道二公也,而公之所从出者,则为元玉公,元玉公生于元,登进士第,至正间官太保,后致仕居鄱阳,卒葬团山务汝村。洪武二年,诏凡地方有土无人者,募人认粮扦插,一时群然奉命,此我祖之所由至于松也。然玉公以前旧牒考究难详,惟玉公后乃可屈指数之也。而从流溯源,承先启后,雅堪记载者,则自道二公始。(15)

按照谱序的说法,道二公的父亲“元玉公”是一个进士,元末官至太保,致仕以后定居鄱阳。从元末至明代嘉靖八年,中隔近二百年,这样,宿松道二公的后裔无法接续“元玉公”以上的鄱阳世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三世单传至“先八公”,“而先八公后,则蓄之极者,其发也勃,积之厚者,其报也隆,数传之下,人与财并盛,禄与名俱得,冠盖相望,车马烂盈,印累累而绶若若,号曰书香焉”。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家族修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谱序继续说到:

然欲详来历,无俾失传,欲清世系,无使紊乱,欲别尊卑,无令颠倒,则非谱不可。予深虑夫后人之不晓然于从前之来历,世系尊卑,致有失传紊乱颠倒之虞,而又深幸夫予之去先八公未远,犹得以详悉其从来历,前之世系尊卑而无毫厘之差也。且年又最高,得亲见夫下数代之子若孙,桂馥兰芬,方兴未艾,而可以备登之于谱也。但精力少衰,不能独任其事,而江右之邦彦吴先生、廷旸游先生,则皆优于文墨者也,相与规画采录,逐一详明,成宗谱一牒,以垂后世。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初年道二公这一支的宿松张姓第一次修谱,请来的两个谱师吴邦彦、游廷旸,都是来自江西,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嘉靖初年宿松地方家族修谱之风尚未大兴,与宿松一江之隔的江西地区,则因宋元时代即已广修宗谱,因而有着一批精于修谱的谱师队伍。

由明入清,道二公支的宿松张姓又曾于康熙以后七次续修宗谱(16),其中乾隆七年(1742)中的一篇谱序说道:

忆道二公原系饶籍,父元玉公,元至正进士,官太保,因时变致仕归鄱阳。洪武二年,公徙居松滋治东三十里,地名“杨徐坂”,传三世先八公,乃立编甲。传七世公,值编审,又另立户“时中”,迄今两户顶充徭役,良有以也。公于嘉靖己丑岁始修家谱,迎江右游、吴编葺,式法欧公,传十二世士梁公重纂编葺,式法欧苏,去今五十余年。(17)

从中可以看到,张氏自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至第三世“先八公”才被正式编入里甲,拥有了独立的户籍,到第七世公,又从中析出一户,名曰“时中”。

《张氏宗谱》内又收录有《公为饶县主分户诗》一首,诗文有曰:

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贯仙田。修齐有训今犹昔,耕读无荒后继前。止拟亲闱长共绕,谁知氓户即分编。怡怡实下惊鸿泪,若说相尤事不然。(18)

这首诗的题名显然是张氏后人加上去的,其中的饶县主,即饶瑞卿,江西吉水人,举人,嘉靖三十至三十九年任宿松知县。(19)诗文强调嘉靖分户,系因赋役编审而起,并非兄弟不和,其中详情,可不置论。不过,诗文首句“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贯仙田”,似乎也显示出洪武二年道二公奉诏迁宿松的说法,只是“公”综合父老传闻之后的一家之说,不一定得到了公的认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张氏续修宗谱,所录《凡例》中一条有云:

纂修之道,只求一脉相承,原委清晰,以便查览。予姓谱七世祖公始修,原遵欧式。十二世祖士梁公重修,则以欧法行苦逼窄,事实不能详书,改作欧兼苏图。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20)

从嘉靖八年首修聘请江西谱师,式法欧谱,到康熙二十九年二修的“欧兼苏图”,再到乾隆五十九年四修的改式苏谱,背后反映的正是宿松民间家族修谱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其中“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一行文字,则从一个侧面表明,清代宿松民间族谱的阅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各族谱牒的体例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仅从此角度看,各族宗谱当中所收录的始迁祖故事,也就可能由此逐渐传播开来。

道二公支张氏嘉靖修谱与分户的事例也说明,至迟到明代嘉靖初年,始迁祖“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故事即已由民间的口头传颂进入到宿松地方家族的族谱书写,并有可能随着民间修谱活动的兴起而逐渐流行,并最终进入到康熙《宿松县志》的文字书写,从而以一种官方权威的文字形式,深刻影响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故事的叙事模式。

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一旦进入到地方志的书写,也就不会被轻易改变。道光八年(1828),宿松新志付梓刊刻,该书卷15《武备志·兵事》首先援引《明史》太祖本纪云:

太祖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

文后又用小字节引康熙志所载:

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21)

这实在是一种很巧妙的文字处理。道光八年,《明史》正式刊刻已近百年,道光志的编纂者显然仔细翻阅过其中的太祖本纪,但并未看到有洪武二年诏徙饶州诸属县民以实宿松的记录,同时又不好直接删除康熙志的这条记载,于是援引太祖本纪当中“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的文字置于其前,并将康熙志的原文用小字节录于后。揣其用意,当指东南底定,廖永忠所率征南将士凯旋(22),之后政府才有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诏令,算是为康熙志的记载找了一个理由。

三、明代隆庆“瓦屑坝”移民传说的兴起

明代嘉靖八年,“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始迁祖故事,已经在出现在宿松“道二公”支张氏族谱当中。之后不久的隆庆年间,影响后世同样深远的“瓦屑坝”移民传说,也开始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出现。巧合的是,这个家族同样姓张,始迁祖叫作“仲四公”。

隆庆六年(1572),“仲四公”十世孙张可仕创修族谱并作序一篇,序文第一次描述了始迁祖“仲四公”的故事:

张氏宋元时江西瓦屑坝人,家鄱阳县。元至正间东南盗起,仲四公领总辖淮舒职,提兵防御诸路,至宿松,贼遂潜遁。公素与权贵不合,未久罢职。后顺帝役民开金口河,去县五里许,户名“郑璋”鬻产供役,公给之费,不受其产,郑德之,复以产归公,公以买山并田一塅,遂于是家焉。生子贵三公,匿名不领前职。(23)

序文的作者张可仕,字时卿,号春窝,为嘉靖三十五年拔贡,后来历任浙江仁和县与山东沂水县知县。(24)按照序文的描述,仲四公是江西鄱阳县瓦屑坝人,祖上在宋元时代一直定居于此。元末至正乱世之中,仲四公“总辖淮舒”,提兵御盗、保障宿松,但因与权贵不合,不久就被罢了职。以后仲四公买下“郑璋”户名下的山田,从此在宿松地方安家落户。仲四公死后,其子“贵三公”隐姓埋名,不受其父之职。

又据《元史》记载,元末的“东南盗起”,始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刘福通之起事(25),同年十一月,徐寿辉部红巾军“屠宿松”。(26)而元顺帝开金口河一事,时间则在至正二年正月(27)。如此,序文中说“仲四公”先提兵至宿松,后购产定居,在时间顺序上是自相矛盾的。

此外,序文中仲四公“总辖淮舒”,也是一个莫名所以的说法。元末至正年间,安庆路守战职位最高之官员为安庆路总管韩建与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其中韩建于至正七年(1347)先至,余阙于至正十二年后至。后来余阙曾撰有《大节堂记》一文,褒扬韩建力守安庆城之功绩,文末附有安庆路文武大小官员共计四十余人,张仲四未列其中。(28)不仅如此,遍检明代天顺至清代康熙的各种《安庆府志》与《宿松县志》,也都找不到张仲四其人。

当然,不管官方史志有无记载,祖先的光辉事迹总还是要继续传颂下去的。乾隆五年,张氏续修宗谱,主修邑廪生张进在谱序中又说道:

张氏工正命官,因生有姓,元末总军,御寇为将,盈分瓦屑,一支相承,十有七代。远引世系,彭城诚恐难稽,而近考松滋,叙述乃确有据。本初迁为第一祖,故征信始仲四公,当其领卒渡江,乔寓西源山内,洎乎扫氛筑室,安处北郭城中。(29)

序文再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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