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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的路费:明代的科举、社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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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丁修真

作者简介: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芜湖,241002,邮箱:xiuzhendnj@163.com。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3 期

原发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92-103 页

关键词: 明代举人/ 科举路费/ 科举定额/ Expenditur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Juren's Raveling Expenses/ Personnel Ratio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摘要:科举时代,给予赴试举子经济上的资助,是国家人才选拔制度正常运作的基础。成化年间,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广东在地举人群体的不断壮大,引起了主持地方均徭改革官员的注意,成为举人路费出现的契机。举人路费在为士人科举生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赋役改革的推进,定额化成为包括举人路费在内地方科举经费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从明代举人路费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与赋役制度相互交织的历史,以及举人这一社会群体不断被形塑的过程。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浙江嘉兴府海盐县,兴起了一场以“均田均役”为主题的赋役改革运动。名为王文禄的举人在这场运动中尤其活跃,在面对改革阻挠势力时,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①其原因,他在递呈地方官员的书信中说道:“近有生员贺嶅,举呈均里,此法甚善。禄读其呈,为之挥泪。禄等每科水手路费凡百,皆出之民,不能为民一言之,以解民之苦。一贫儒肯言之,宁独无愧。嶅昔有田四五十亩。一役里长而废,贫极矣。”②此处反映的是具有低级科举身份的生员,因承担里甲之役而陷入贫困境地的事迹,与其相较,王文禄则能享受到数目不菲的科举路费,且这部分费用全由乡民承担,故让王氏十分愧疚。③我们注意到,随着明代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的开展,在地方财政中,科举经费逐渐成为固定的支出。使王文禄自责的,正是与其举人身份密切相关的会试路费。从科举史的角度看,王文禄所代表的举人群体,是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朝所产生的新事物。尽管在此前的唐宋时期,已有类似举人群体的存在,惟至明代,才给予该群体经济、政治、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制度定位。王文禄的愧疚,表明了科举士人对其社会经济身份的自觉。

有关科举经费的研究,前有杨联陞开启先河,接踵者也有不少新的发现。④从研究时段上看,唐、宋、清均有专门研究,而明代的讨论尚不多见。就研究视角而言,则以科举史或经济史各自出发者为多,缺乏对二者相互关联及过程演进的观察。⑤至于以货币形态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地方财政体系中的科举路费,尽管已为学界所熟悉,但其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其出现后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仍待进一步阐释。有鉴于此,本文以明代举人的科举路费为主题,在梳理其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社会影响,以期能够丰富明代科举制度与明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⑥

一、“成化以前未有给也”:举人路费产生的时代背景

揆诸史实,唐宋以来的国家与地方,已有对举子赴试的各种资助。宋代科举人数的增多,使得地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类似明代举人的群体,当时的政府从科考、仕宦以及赋役优免等方面给予该群体一系列关照。⑦明代对举人群体的制度安排,实为此前科举社会发展的结果。洪武三年(1370)开科取士,规定“乡试中者,行省咨解中书省,判送礼部,印卷会试”。⑧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程式”(以下简称“洪武程式”)进一步明确:“中式举人,出给公据,官为应付廪给、脚力,赴礼部印卷会试。”⑨

不过,活跃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广东南海人霍韬有这样的论述:

举人路费,成化以前无有给也。自张东所抱重不轻应试,巡抚朱公檄有司劝之驾,赆之路费银十二两,遂著为例。凡举人赴试,官给银十二两。正德己卯,毛鸣冈巡按加银十六两。凡乡宦赴京,有司劝赆水手四名,银五十两,皆厚之道也。嘉靖辛卯,吴允祥巡按加举人路费银四两,总合为二十两,尤厚也。⑩

霍韬认为,广东地区的举人路费是成化以后方才出现的事物。以白银给付的举人路费,与明初确立的科举资助体系,确实在形式内容上有明显差别,这也反映出明初科举与赋役制度互为影响的辩证关系。

明初地方对于举人应试的支持,是与洪武时期的国家形态相适应的。这一点,可见于当时对地方乡饮礼的改造。经历了元初废除科举的停滞后,自元末开科,乡饮礼在不少地区已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科贡传统。(11)但这一功能,至洪武十六年所颁布的《乡饮酒礼图式》,已基本消失。乡饮之礼成为习读大明律法的地方教化工具。(12)地方对于科考的资助,则随着洪武十四年后地方“黄册—里甲”体系的建立,被纳入地方赋役体系之中。上文提及的洪武程式规定“官为应付廪给、脚力”,其中的“廪给”,指的是廪米一类的钱粮资助,“脚力”则是由官府佥派役力。“廪给”应该是从地方存留中支取,属于赋的部分。(13)“脚力”则是由驿传提供,属于役的部分。至嘉靖年间,这一规定得到重申,对象也严格控制为新进举人。(14)

可见,从洪武时期的科举资助体系,再到霍韬所提到的“举人路费”——即朱英所推动的均徭法改革后的产物,(15)经历了实物、力役向货币形态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早期史料的缺乏,在此无法把握太多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趋势来加以理解:一是地方赋役制度的变化。洪武十七年程式中的廪米与脚力,一开始都不是里甲正役的内容。(16)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里甲承役范围的扩大,地方科举的措办逐渐成为佥派里甲的常项。(17)而随着永乐迁都后路程的增加,势必会加重地方科举资助的成本。二是明代科举制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正统年间国家财政的紧张,使得原本作为落第举人重要收容场所的国子监廪膳难支。(18)正统十三年(1448),山东单县举人秦纮正在监读书,因当时月粮已停,贫窭尤甚,每月止用银6钱,以易薪米。(19)为减轻京储压力,从正统十四年开始,朝廷开始有选择地遣送国子监中的举人回原籍依亲读书。(20)景泰年间,为了增加国帑,国子监又成为民间纳赀子弟的进身之所。鱼龙混杂的局面,使得原本在监的举人也不愿寄监读书。(21)于是,一个长期游荡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举人群体逐渐形成。按照规定,这些居乡举人必须定期回监报到以参加会试。(22)往返漫长路途所产生的费用,遂成为举人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秦纮,于正统十二年赴京会试,但路费需要贿赂地方官员才能获得,在与其不和的县学教谕的干扰下,县丞最后发放了不及往年1/10的宾兴盘缠。景泰元年(1450)秦氏再次赴京应考,又因与县令有隙,最后依靠借贷而来的7两白银方才成行。(23)从这一较早的事例中,可以看到洪武程式的变化。官府所发放的路费,应该是对原本“廪给”部分的折银,所以其动支必须经过地方官之手。类似情形,如天顺年间出任河南同知的陈恕,曾有动用宾兴银、坊扁银兴修地方道路的事例。(24)由此可知,在举人路费名目正式出现以前,地方上虽有相关的科举经费,但存在挪用和克扣的情况,对于数科不中的举人而言,获得的资助并不稳定。

以上的情况表明,随着地方赋役制度的变化与正统以后居乡举人数量的增加,二者的交汇成为明代国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地方财政中为举人做出相应安排,以确保地方赋役制度与科举制度的正常运转。

二、“抱重不轻应试”:举人路费出现的契机

根据霍韬的说法,成化年间广东地区举人路费的出现,缘起于朱英对“抱重不轻应试”举人张东所的关注。在此不妨以该事件为线索,进一步说明举人路费出现的契机。

张东所,名诩,字廷实,广东南海县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中举后受业于陈献章门下,10年间不赴会试。成化二十年进士登第后,疏乞归养,隐居林下20年。(25)“抱重不轻应试”是外界认为张诩长期悠游林下的原因。对此,张氏解释“抱重”实质为“抱病”:

胎禀素弱,自结发即感内伤之症,故自幼至壮,自壮至今,外之状貌虽若壮浪,内之精神实多亏损,遇欲既不能谨其节,求医复不幸失其真,岁月侵寻,驯至不可救药,皆自取也。所冀死中求活,害处生恩,专静以怡神,内视以固本。所以居常少接人事,庆吊或至不通,诵读不敢吾伊,惟事默识。出入不能徒步,须假肩舆,年未半百,目昏齿摇,偻然如一翁也。(26)

不过,在黄佐为《东所先生文集》所作的序文中,对张诩的行迹也有如下描述:“当白沙倡道东南,先生首往从游,或又以为吟风弄月,寻乐于黄云紫水间,非知先生者也”。(27)黄佐本意是要说明张诩有所“抱重”,却也反映出其10年的举人生涯中,尚没有到“出入不能徒步,须假肩舆”的地步。所以“抱病”应该不是张氏长期在野的主要原因。

要真正理解张诩的态度,必须注意到其师陈献章的影响。作为明代儒学心学转向的开创者,思想史脉络中的陈献章已为学界详论,(27)在此只就其与本文主旨相关的科举经历做一说明。陈献章于正统十二年考中乡试,次年入京赴会试,中乙榜,并入国子监读书。(28)成化二年,陈献章接受知县钱溥的建议,以举人身份再次入监。在监期间,陈献章暴得大名,时人视其为“真儒复出”。成化五年,满载时誉的陈献章再次下第,促使其彻底结束了科考生涯,“杜门却扫,潜心大业”。陈献章的落第,引来朝中一片惋惜之声。成化六年,翰林院编修陈音请求起复陈献章,结果被朝廷以举人不合征聘例为拒。(29)成化十四年,时任广东布政使的彭韶再次要求朝廷征召陈献章,(30)朝廷虽然允准,却为陈氏婉拒。成化十八年,两广总督朱英上疏举荐陈氏。是年九月,陈献章应征赴京。

陈献章迟迟不肯赴试,学者认为其是出自士大夫出处与行道的一贯考虑。(31)但如果将其举人身份置于前文所述的背景中去考虑,恐怕除了“形而上”的部分,陈氏尚有“形而下”的顾虑。在朝廷对彭韶奏疏的回复中,可以看到成化三年陈献章历事期满,不待听选,向通政司索要路费盘缠,后由顺天府发放引照放回之事。(32)旧事重提,似乎表明朝廷对所谓的“高世之儒”仍有异议,而通过此事,也可见“路费”对于当时士子的重要性。成化十二年前后,陈献章在与友人谈及出仕问题时,作诗“玩世吾何有,长途马不存”以明志。这样一种抒发,既可以看成诗人力有不逮的一种比喻,但又何尝不是对进京路途遥远的一种忧虑?所以,也只有在地方大员再三举荐以及朝廷以礼起送赴京的情况下,陈献章才决定再次入京。这不仅仅是“礼送”所体现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此次赴京,应当无需再作路费方面的考虑。

陈献章以举人身份长期居乡,门下拜谒求学者日众,所收弟子中便有不少举人,如南海县人陈庸,成化十年举人,闻陈献章之学遂与从游,张诩便是由其引见。在陈献章的影响下,陈庸归隐林下30年,不赴科举。(33)广东番禺人,弘治五年举人陈昊元,昊元弟昊贤、昊贤子其具,俱举人,均仕而后早退。(34)更有一些士子在见到陈献章后,便绝意科场,如南海人冯载,弱冠补邑庠生,后从学于陈献章,遂弃举子业;(35)谢祐,广州府庠生,随陈氏游后亦弃举业。(36)可见,不仅是陈献章本人,其弟子门生在躬行其道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科举求仕的道路。(37)故对于敬重白沙学问的地方官员而言,不仅要劝说陈献章入仕,更要敦促其举人弟子赴试。

由此看来,成化年间朱英设立举人路费,绝非只为张诩一人,而是注意到越来越多居乡举人不愿赴试的现象。这一群体在广东地方,尤以陈献章为中心的举人士群为代表。因此朱英借助朝廷起用陈献章的机会,进一步对其举人弟子们加以劝导。成化十九年,即陈献章启程赴京的第二年,长期未参加会试的门人张诩、林光等人也纷纷赴京赶考。

从朱英为陈献章弟子的赴试安排中,我们尚能看到洪武程式的具体实践。成化十九年七月,陈献章颇为器重的门人林光,在朱英的催促下匆匆赴京参加会试。在与同门的书信往来中,林光提到了赴试的情况:“六月十九日往苍梧,至七月二日人见都宪,非特不允所请,又特行下文布政司及县府,差承差一人,令本县具夫马船,坐促起行。”(38)从信中提及的“令具夫马船”“差承差一人”的内容来看,此次赴试应当为佥派脚力。所以,作为均徭法改革的内容之一,举人路费应该就是对洪武程式中“力役”部分折银化的结果。如果说新进举人有洪武程式作为赴试的保障,那么举人路费主要就是为数科不中的旧举人而设立的。

除经济因素外,举人路费的设立其实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弘治年间,赴试路途更为遥远的贵州地区也出现了针对举人路费的安排。嘉靖《普安州志》载:

弘治元年,贵州佥事吴发下茴银一百两,正德三年提学毛发下茴银一百两,给放本卫殷实之家,每两每月取息二分。……每新中举人每名支茴银一十五两作路费,旧举人支茴银三两作复班盘缠。(39)

对此,吴倬解释道:

贵州一省,极在边荒,苗僚杂处,民不知学,是以各学生徒悉于军士中选补。军士疲惫,为父兄者多不能自救,子弟日求衣食尚有不给,欲其专事文墨难矣,又况科贡盘缠无由措置,虽得科贡者,亦不知重。(40)

根据文献记录,弘治之前,普安州共考取举人21名,其中有6人始终未仕。这6人中,1人为民籍,其余5人均为军籍。(41)而且在吴倬看来,迫于经济困境,边远地区的举人不仅无法赴试,进而发展到对已获得的科举身份缺乏认同而“不知重”的地步。这样一种“不知重”的状态,在此后所爆发的“宸濠之乱”中达到极致,居乡举人在这场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2)所以,在地方财政中设立举人路费,为举人们提供稳定的赴试资助的行为,尚内含着明代国家再次控制举人群体的考虑。

三、“徭役之病,莫病于举人赴京”:明代赋役体系中的举人路费

作为均徭法改革的产物,举人路费不仅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赋役制度的一般特征,更因科举制度的影响,对明代地方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对此霍韬评论道:

若递年徭役之病,莫病于举人赴京,索预编人户。……盖徭役往年审编之法,凡田一顷编银五两。若惟征银在官,则民甚便利矣。然有力差焉,如库子、廪给之属,田五顷编廪给一役,审编之例,银二十五两而已矣。及其供役也,有用银百余两者。田二顷,编库子一役,编银十两有零而已矣。及其供役也,亦用银百余两。故奸民凡遇徭差之年,即贿奸吏,营充预编人户纳预编银,则各色重役可以暗嫁于愚民之无求者矣。举人、乡宦亦利预编,何也?凡田一顷,正例银五两,举人赴京路费例银二十两,该田四顷,彼若索之预编人户,可倍取焉。预编徭户宁倍输于举人、乡宦,毋供役于廪给、库子。盖轻一分则宽一分之策也。惟奸民多营预编,则愚民必多受苦役,利在举人、乡宦,祸及良民,甚不可也。(43)

由于均徭法中仍然有银差、力差的存在,使得“库子、廪给”这些重役在编银数目和承役的实际支出上存在4倍甚至10倍左右的差别。又因为编审并非“征银在官”,胥吏在预编时,便会接受奸民的贿赂,将重役暗嫁于愚民、良民。举人则在此过程中乘机勒索以求轻役的人户,以获取更多的编银。显然,举人路费的出现,刺激了举人对于白银的贪欲,使其在地方赋役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有的地方民户为完纳举人路费,甚至出现了鬻儿卖女的情况:“新淦潘君九思,既中乡试,邑令为派里甲,助公程费北上。有一里长鬻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尽返所具金,为赎其子。”(44)潘九思中举时间为嘉靖十三年(1534),此时江西均徭法行之已久。(45)尽管自封投柜的形式避免了胥吏操控的弊病,却仍使得里长累赔破家,给地方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初期的举人路费存在额数不定的情况。霍韬指出,“南海一邑,岁之应试举人,新旧百名有零,编田四百顷,则缺四百役,是举一年四百役之苦,倍堆于愚民之身也。愚民良民不重可悯乎?”(46)可知此时路费编审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整个地区的居乡举人。南海一地,居乡举人便有百名之多。如果按照嘉靖年间广东所定20两白银的给付标准,3年间仅账面上便需科派白银2000两之多,遑论举人倍取的情况。所以,举人路费的定额化便成为编审的趋势。

隆庆四年(1570),举人出身的叶春及主政福建惠安,在其著名的《惠安政书》中对地方举人路费的编审做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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