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详情

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

关注“壹学者”微信 >>
7    
第一作者认领本论文 邀请作者认领本论文

第一作者:付成双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人大复印:《世界史》2018 年 04 期

原发期刊:《世界历史》2017 年第 20176 期 第 50-62 页

关键词: 美国/ 环境史/ 森林观念/ 环境观念/ 文明/

摘要:受欧洲文化传统影响,美国人曾将森林视为“野蛮”的象征和“文明”的对立物。这一观念为美国人的毁林行为提供了伦理上的正义性。但随着毁林所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后果日益凸显,美国社会对森林的态度也从原来的敌视转向欣赏,这种认知转变为后来的森林保护运动做出了舆论准备。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派和以平肖为首的资源保护派之间的分歧,不仅反映出二者关于森林保护的目的、道路和手段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保护理念的差别。在森林观念发生转变的同时,美国社会对植树造林活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变化,从早年试图改变气候、防治水土流失和砍伐地复植等针对性很强的保护活动,日益沦为掩盖美国社会破坏森林行为、对环境过度索取的奢靡性消费方式的工具。

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观念是衡量一个社会生态文明进步的尺度。森林是地球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的重要载体,是对抗当前空气污染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森林曾被视为文明进步的障碍、野蛮和荒凉的象征,因此,清除森林被看作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森林也在加速度地消失。在白人到达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上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美国从殖民地走向超级大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几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而美国森林的快速消失则是对这一缩影的最佳注释。虽然学界不乏对美国森林历史变迁的考察,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对森林的破坏性影响、森林保护的历史和某些特定的话题。①虽然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美国社会对于森林的观念认知及后者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及,却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其实,森林观念的变迁是美国人自然观念变迁的一个映射,是美国社会生态觉醒的风向标。本文试图对美国人森林观念的变化进行探讨,评估自然观念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希望能够对环境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对森林的敌视与美国森林的快速消失

在白人到来之时,北美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约为50%。后来成为美国领土的49度纬线以南地区有8.22亿-8.50亿英亩森林,其中的3/4分布在东部1/3的国土范围内。②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拓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森林被快速损毁。清理森林与城市的崛起被认为是美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两项环境改变。

从表面上看,造成美国森林大面积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和对森林产品的无限需求。对于北美殖民者来说,东部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既是挡在他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也是他们维持生存和谋取利益的资源。城镇的建设和农田的开拓都需要清理大片的森林。除此之外,森林可以用来取暖、盖房、制作围栏、烧制钾碱、造船、冶铁燃料等。既然“有如此多的毁林理由,殖民者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多地清除森林”③,森林开始大片消失。

造船和冶铁是北美殖民地发展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业,森林则是这两项产业的基础。据统计,1763-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每年造船业的平均产量达到4万吨,价值30万英镑。④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冶铁产量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1/7。⑤美国独立以后,西部开发的步伐加快,毁林的速度也随之提升。就冶铁业而言,1810年,美国生产了5.4万吨铁,这大约需要50万英亩的森林才能满足燃料的供应。⑥除了用作工业燃料外,居民取暖也消耗了大量木材。1826-1827年冬,仅仅费城一地就烧掉了11平方英里的森林。⑦森林还支撑了美国早期一项重要产业——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到1840年,全美国共有31,650个水力锯木厂。1839年,美国消费了16亿立方英尺(board feet)的木材。⑧1870年,木材的砍伐量为128亿立方英尺;1900年,增长到360亿立方英尺。⑨1850年,锯木业是美国仅次于面粉加工的第二大制造业,占制造业产值的6%,1849年就业人数为55,810人,到1909年增加到547,178人。⑩1910年,仅铁路公司就砍伐了62万英亩的森林,生产1.24亿根枕木,相当于40亿立方英尺的木材,占当年全国木材产量的10%。(11)针对美国人的疯狂毁林,现代环境主义的先驱约翰·缪尔(John Muir)批判道:“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而即使它们能够跑开,它们也仍会被毁,因为只要能从它们的树皮里、枝干上找出一块美元,获得一丝乐趣,它们就会遭到追逐并被猎杀。”(12)总之,对于20世纪以前的美国来说,无论是向西拓殖、农业的进步,还是冶铁、伐木、建筑等行业的崛起,都是以森林的大面积消失为代价的。

造成美国森林快速消失的原因除了各种经济动因外,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整个国家对森林的敌视情绪。这种敌视在客观上为美国人肆无忌惮地消灭森林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1795-1797年,英国人维尔德(Isaac Weld)访问美国时的印象是:“美国人对于树木有着一种不可征服的厌恶……一个也不留,全都同一命运,所有的人都卷进了同样的大潮中去了。”(13)北欧著名博物学家皮特·卡尔姆(Peter Kalm)1749年来北美访问时也有同样的印象:“我们在瑞典和芬兰对森林的仇恨也没有这儿大,他们的目光仅仅是盯着当前,对将来却熟视无睹。”(14)另外,根据美国林务官格里利(W.B.Greeley)1925年的估计,大约有3/4农业用地上面的森林是因为找不到市场而被浪费掉的。(15)

美国人敌视森林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秉承了欧洲文化传统对森林的厌恶情绪,“大多数欧洲殖民者是带着一种所谓的对森林的文化敌视来到新世界的”(16)。虽然欧洲早期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森林,但在基督教伦理里面充满了对森林的敌视,森林被看作“异教徒、野兽、黑暗”停留的地方。(17)基督教教义把大自然本身、而不是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视为“邪恶”。在基督教使命观的影响下,森林及其所代表的荒野被当成道德上“恶”的象征,是天国和文明的对立面,需要被基督徒征服。既然荒野是天国的对立面,那么,人类为了灵魂得救,毁掉森林和征服荒野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敌视森林和荒野的观念被欧洲殖民者带到北美大陆并进行传播。著名环境史学家纳什指出:“第一批白种美国人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欧洲人,在他们的精神包裹之中,携带着的荒野观念是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形成、并被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边疆经历所洗练过的。”(18)第二,对北美殖民者来说,隐天蔽日的森林代表着印第安人的威胁和开发土地所需要的繁重劳动。在农业边疆中,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引起双方的尖锐冲突。对当地环境较为熟悉的印第安人经常躲在密林中对白人殖民者进行袭击,因此,森林等同于印第安人的危险。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同那些该死的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加以消灭。”(19)边疆拓殖者为了开垦土地,首先需要清理上面茂密的森林,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当时清理1英亩森林需要一个壮年劳动力1个月的艰苦劳动。(20)

因此,对于北美早期居民来说,森林代表着“荒野”、“野蛮”和印第安人的威胁,最好的对策就是尽快把它们清理掉,种上庄稼,让“文明”的阳光照射到大地上。早在1653年,新英格兰历史学者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在比较本地区清教徒到来后的变化时,就以骄傲的口气描述道:“这片遥远、荒凉、多石、荆棘丛生和充满树木的荒野……如今,通过基督的仁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肥沃的英格兰第二,这真是世界的奇迹。”(21)一位从纽约移往密歇根的边疆移民的妻子在目睹周围邻居疯狂毁林的举动后,悲叹道:“似乎进步、文明或者繁荣的真正含义不可避免地与森林的全部毁灭联系在一起。”(22)

美国人对森林这一宝贵资源的滥砍滥伐和肆意破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当时,美国锯木厂的效率非常低下,一棵树从砍伐到加工成材,平均有28%的部分被浪费掉了。(23)与此同时,美国的森林面积迅速减少。1650-1850年,美国人共清理了46万平方英里的森林。1850-1910年,又清理了8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1.9亿英亩,折合每天毁林13.5平方英里。(24)到1920年,美国的原生林只剩下1.38亿英亩,而东北部和中西部已经失去了96%的原始森林。(25)这就意味着,至19世纪末,除了零散的地区以外,美国东部的原始森林已经基本上被砍伐殆尽。

由此可见,对森林的敌视情绪和对森林的毁灭式开发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这种把森林等同于“荒野”和“野蛮”的伦理直接把森林推向了文明的对立面,在文明战胜野蛮的旗帜下,美国人为他们肆意损毁森林的做法找到伦理上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农业开发和城镇的崛起似乎诠释着滥伐森林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对森林砍伐不受舆论干涉,美国社会需要不断刻意渲染对森林及其所代表的“荒野”的敌对观念,以及维护“文明与野蛮”这一恒久对立主题的正确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多年以来,美国人的拓殖就是一场反对自然的战争,随之而来的则是森林被砍伐和野生动物被屠杀。”(26)

二、毁林的生态后果与美国社会对森林的重新认识

美国东部地区原始森林的消失是该国在19世纪所发生的最大的生态变迁。随着东部森林的快速消失,其生态后果也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疯狂毁林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原来的敌视情绪逐渐让位于欣赏和对这种珍贵资源快速消失的惋惜之情。相应地,森林也由原来“文明的对立物”变成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和象征。

疯狂毁林的直接后果是木材危机。早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一些地区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木材危机。一般一个城镇建立15年后就会面临木材短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运入木材。1638年,波士顿就已经面临着木材匮乏的危机。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军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就敏锐察觉到森林减少的威胁。他说:“我们的森林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在城镇附近以及沿海地区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看到树林了。”(27)1818年,麦迪逊总统在阿尔伯马尔县(Albemarle)农学会的讲话中也称:“没有什么比木材和烧柴的肆意毁坏更让人遗憾和更难以弥补的了。”(28)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忧心忡忡地预言:“如果现在毁林的速度被允许继续、而没有其他补充的话,不久的将来,木材荒是不可避免的。”(29)

此外,农业垦荒者把许多林地变成良田,但对于那些不适宜农业耕种的林地,在伐木业兴盛一时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仅宾夕法尼亚一个州由于砍伐就产生了500万英亩的荒漠。随着伐木边疆的推进,许多繁荣一时的锯木城镇也逐渐萎缩。“在那些长满浓密的松林、铁杉、橡树和杨树的地方,由于锯木业的发展,土地不断被剥光,这里曾经繁盛的村镇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剩下的只有毁坏的屋顶和长满青苔的基石。”(30)19世纪初,游历缅因州的爱德华·肯戴尔(Edward Kendall)对伐木业批判道:“伐木者仅仅在流逝的时光中劳作,而且这种时光是靠掠夺未来而取得的:他享受着大自然所播种的这一切,却不为自己播种任何东西。”(31)

除此之外,疯狂毁林还至少带来三种生态恶果。其一,毁坏动物的栖息地,破坏物种多样化。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是北美各地原本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由于疯狂的捕杀和栖息地的退化,早在17世纪40年代,海狸在马萨诸塞海岸一带就绝迹了;1820年,这种动物在新泽西绝迹;1890年,在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纽约的大部分地区都绝迹了。甚至连旅鸽这种数量曾达50亿只的动物,也没有逃脱灭种的命运,全世界最后一只旅鸽玛莎1914年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里孤独地死去。1888年,一位俄勒冈人说:“与掠夺野牛一样的破坏精神正在快速地灭绝着麋鹿,并威胁着要消灭鲑鱼,也正在对着我们的森林施展其狂妄的意志。当我们最终失去了大小的动物,我们珍贵的鱼类食物也灭绝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俄勒冈的河边,徒劳地哭泣了。”(32)其二,改变气候。大量森林的毁灭还使得许多地区的气温变得越来越反常,土壤更加干燥,河水的流量也更小了。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破坏森林所带来的生态变化。1804年,沃尔尼(Count Volney)就曾谈道:“人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提到了同样的变化:夏日延长,秋天迟来,冬季缩短,降雪减少,严寒也更加缓和了。”(33)其三,改变河流的流量,增大了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可能性。(34)1809年,塞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就此发言称:“在农耕开始出现时候,土地就被置于了太阳和风直接作用之下,表层的土壤很快就会变得更热和更干燥”,森林砍伐过的地区,地面10英寸以下土壤的温度“比没有耕作的时候要高10-11度”。(35)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美国社会对森林的认识观念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森林从文明进步的敌人逐渐变身为文明的象征。富兰克林的一名追随者尼古拉斯·科林博士(Nicholas Collin)早在1798年就呼吁道:“我们广袤的森林是国家的财富,值得爱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认真呵护。它们被置于粗鲁和没头脑的伐木者的斧头之下,放弃的太多了。”(36)浪漫主义者是近代欧洲文化中对大自然的庄严和肃穆进行欣赏的第一批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利昂(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曾说过:“除了森林以外,美国没有什么是古老的……它们当然是纪念碑与祖先的对等物。”(37)1851年,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霍里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与旧世界接触后提醒人们:“在国内的朋友们,我要求你们剩下、保留并珍藏一片你们的原始森林,因为当它们被砍光的时候,我知道那将很难恢复了。”(38)与此前把森林看作“文明的敌人”的传统敌视观念不同,伟大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把森林所代表的荒野与人类文明相提并论,写道:“在荒野中世界得以保存!”(39)

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到19世纪后期,林学的兴起和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人士的成长为美国社会正确认识森林的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导,逐渐成为推动森林保护的先驱。虽然浪漫主义者看到了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呼吁人们热爱自然,但他们“没有对自己周围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进行系统的分析,也没有看到对土地及其资源的滥用带来的巨大危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计划、任何规划来保护自然环境”。(40)尽管像威廉·巴特罗姆(William Bartram)、乔治·爱默生(George B.Emerson)这样的博物学家和自然史学家、像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和科尔(Thomas Cole)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像梭罗这样的超验主义者也认识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并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都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

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系统梳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最终于1864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破坏性作用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全球环境主义的纲领,如“地球交给人类的仅仅是使用权,不是消费、更不是肆意浪费的权利,人类把这一点已经遗忘得太久了”、“人类在各地都是一种扰乱性因素,其脚步所到之处,大自然的和谐就变成了不和谐”。(41)马什还科学地分析了毁林的害处:“当森林失去后,原本储存在植被体内的水汽就被蒸发掉了,结果是猛烈的雨水冲走了原本可以被植被用来转化为沃壤的干枯表土。”(42)除马什以外,林业署首任主任富兰克林·霍夫(Franklin B.Hough)、著名的林学家博纳德·费诺(Bernhard Fernow)以及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也是19世纪末林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技术统御,坚信通过政府的科学规划和领导,能够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人后来成为资源保护运动的领导者。

此外,19世纪末生态学的发展也为美国社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创造了“生态学”一词。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对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的研究”(43)。赫克尔的生态学理论被众多学者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的得力工具。比如,化学家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将生态思想引入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创立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则利用系统联系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对北美大草原上各种生物之间的依存和演化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顶级群落”的概念。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rthur 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1942年,林德曼(Raymond Lindeman)引入了“食物链”的概念。虽然生态学的初衷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然和利用自然,但通过它的发展,科学的整体有机主义思想逐渐确立,人们认识到大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大自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环境问题上涌现的智者都不同程度受到当时流行的生态学思想的影响,成为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代表。

在这种背景下,保护森林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场由民间推动、政府主导的森林保护运动即将展开。

三、资源保护主义时代关于森林保护的两种理念之争

1873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波特兰年会上,著名林业专家富兰克林·霍夫做了“政府在森林保护中的作用”的演讲,呼吁政府立法禁止当前森林砍伐中所盛行的“伐光制度”(Clear Cut),以保障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44)1875年,美国林业协会成立。虽然该组织的宗旨是树木栽培、森林美学和研究个体树木,但会员们“对于保护树木不受破坏所倾注的精力大大多于木材的有效管理问题”。(45)1876年,美国国会在农业部下面设立林业代办处,霍夫任第一任代办。1881年,林业代办处升格为农业部下的独立办公室;1886年,再次升格为林业处(Forestry Division),费诺担任第一任主任;1897年,林业处进一步升格为林业署(Bureau of Forestry)。著名林学家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受时任美国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之托,经过3年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北美森林报告》。该报告于1884年出版,是当时关于北美森林最为完整和权威的资料。(46)

森林保护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焦点。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森林保留地法》(Forest Reserve Act),标志着由联邦政府主导的森林保护时代的到来。该法在废止了饱受争议的《育林法》的基础上,授权美国总统“随时都可以在任何州或领地内联邦所拥有的公地上设立或保留公共保留地,不管这些土地上面是全部或部分地为森林或灌木所覆盖,也不论这些植被是否具有商业价值”。(47)该法通过后,哈里森总统就迅速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划定了1,239,040英亩和1,198,080英亩两块森林保留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更

上一篇

下一篇

*非会员只能阅读30%的内容,您可以单篇购买,也可以订购全年电子版,或成为壹学者高级会员,畅用壹学者站内优质学术资源和服务。

近期0位学者阅读过本论文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