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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常态”: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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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贾俐贞

作者简介:贾俐贞(1969- ),女,山西晋中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北京 100091;黄苏萍(1985- ),女,江西吉安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管理。北京 100070

人大复印:《体制改革》2018 年 05 期

原发期刊:《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105-113 页

关键词: 新时代/ 新常态/ 国有企业/ 国企分类/ 企业创新/ 创新动力/ 动力机制/

摘要:国有企业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国有企业在创新效率方面却颇受质疑。在这一背景下来探讨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建设问题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有关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动力因素,而未能充分考虑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组织创新等相关内容。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国有企业创新现状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适应新时代与新常态的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该创新动力机制系统在国有企业分类的前提下,以市场需求为主、政策指引为辅,由企业内高管、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共同协作,与外部的顾客、竞争对手和合作机构有效沟通,最终输出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后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用以指导国有企业更好地推动创新动力机制建设。

中国经济在告别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GDP增速自2012年开始出现回落,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最先在西方世界被使用,用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强调全球经济需要进行长期深度调整。在中国,新常态一词的运用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密切相关,与西方使用该概念有一定区别[1]。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表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动力不是来自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是转变为由创新来驱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国家也面临着全新的战略任务,国有企业肩负着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促进均衡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另外,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周亚虹等[2]认为创新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急剧凸显出来。然而,长期凭借资源要素投入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创新之花要想破土而出还面临着重重困境。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魏江等[3]指出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实实在在贡献率还不足30%。

除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在长期的建设中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与根本性变革,但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新的发展方向与历史任务。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指的就是我国的发展水平与质量还有待提升,这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的发展就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同时,高质量的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也是能够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在新时代,如果想要创造出新气象、实现新发展,就要有新作为。

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而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新时代+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更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是实现创新的真正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落地离不开企业创新,而国有企业作为肩负着国家使命的市场主体,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对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当前“新时代+新常态”背景下,诊断、反思、梳理和构建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国有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持续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创新恰恰就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所以,在“新时代+新常态”背景下国有企业要想获得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发挥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作用,在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方面得到持久提升,并形成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构成的全方位创新体系[4]。本文主要着眼于非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的创新动力,充分考虑企业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及组织创新等相关内容,并主要基于企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及组织创新三方面构建起“新时代+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机制,以期指导国有企业的创新实践。

一、文献综述

(一)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

国内外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创新现状,韩国学者Lee et al.[5]就指出,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特有的动态规律与性质,应当创立相应的创新理论来加以解释。对创新动力这一概念的界定,学者们莫衷一是。王海燕[6]认为关于企业创新动力研究的学术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单因素驱动论、双因素驱动论和系统论三种类型。其中,国外学者更加倾向于双因素驱动论,典型代表是技术——市场双重驱动论、技术范式——技术轨道推动论以及需求——资源矛盾驱动论。系统论认为企业创新动力并非是单一或双重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孙冰[7]从系统论角度把企业创新动力归结于促使企业产生创新欲望和要求并付诸行动的一系列企业内外部因素和条件。李柏洲、董媛媛[8]则从协同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企业的原始创新动力系统。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企业的创新动力进行了研究。李刚[9]将企业创新动力界定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企业创新动力即企业内、外部促使其从事创新活动的各种力量的综合,企业创新动力机制则是指企业创新动力产生及其作用于创新主体并促使创新主体发生创新行为的机理。另外,国外的企业们还会通过加入R&D合作联盟组织的方式来获取创新动力,Ingham & Mothe[10]通过对企业参与研发合作联盟的组织学习过程的研究,提出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合作方的相互信任等6大因素息息相关。

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非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的创新动力。盛亚、钟涛[11]根据期望理论的观点认为企业创新动力源于企业主体对自身创新活动能获取的创新利益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而将企业创新动力划分为企业创新收益预期和企业创新成功预期两类。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外资企业在新产品创新上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具有明显优势[3,11],对于外资企业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的一个解释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所进行的三重投资,而其中尤其强调对管理组织的投资,因为它是使前两种投资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12]。尽管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已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但是在创新方面,企业不仅应该关注和重视技术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国有企业还应该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着手开展创新活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该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了,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并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而在最新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样提出了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可见国家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调了对于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重视。我国企业要用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对企业战略、组织、技术和制度管理方面的策略组合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实施与评价[13]。

本文借鉴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斯对制度创新的定义,即制度创新是对现存制度安排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是为了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而管理创新则是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管理方式,优化企业的生产函数,提高产出[14]。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制度创新为管理创新提供了动力机制,同时管理创新又是制度创新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并对其具有加速作用[15]。除了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以外,企业同样应该关注组织创新,而学者们对于组织创新的定义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组织创新即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而有的学者则从组织成员的角度入手。郭韬[16]认为组织创新是组织内成员间关系的再造。赵黎青[17]提出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也是密切相关并且相互促进的。因此可见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与组织创新三者之间本身就是有机结合又缺一不可的关系,它们都应该受到企业的关注。

除了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创新动力进行比较,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也受到关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已成为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自身资源获取能力、社会资本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两者的创新动力势必会有显著差异,因此,在探讨构建企业创新动力机制时,应当分别考虑并加以探讨。本研究则主要讨论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建设问题。综上,本研究致力于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方面进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建设。

(二)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有企业本身肩负着国家使命,而这种国家使命的内涵也随着中国步入“新时代”发生了变化,其不仅要求国有企业要承担经济利益目标,同时要求国有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公共目标,由此相关学者已经提出了国企分类的思想,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所应该承担的国家使命进行了界定。公共政策性的国有企业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保证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特定功能性的国有企业则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般商业性的国有企业则更多承担着营利性的目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18]。三类国有企业有效地履行着各自承担的国家使命,会更加有利于社会实现更加均衡和充分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下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是极为必要的。

黄群慧、余菁[18]提出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对具体每类国有企业甚至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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