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详情

古代中国舆论的发生及其内在精神

关注“壹学者”微信 >>
12    
第一作者认领本论文 邀请作者认领本论文

第一作者:姜华

作者简介:姜华,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姜华(1977- ),男,河北故城人,新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人大复印:《新闻与传播》201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69-77 页

关键词: 众寡之间/ 古代中国舆论/ 关系视野/ 内在精神/ between the majorities and the minorities/ ancient China's public opinion/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inner spirit/

摘要:文章自辨析“舆论乃多数人的意见”的主流说法入手,从古代中国的政治实际出发,考察古代中国舆论的复杂性和纠纷状态。具体而言,因特殊的帝国政治及其政治治理结构,古代中国舆论的主体,既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士大夫精英阶层(所谓“居于社会重要地位者之少数”),又有位于社会底层之广大普通民众(所谓“数量庞大的农、工、商阶层”),多种舆论观在古代中国舆论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突破了“多数人意见”的藩篱,“众寡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尤为突出的是,舆论的“纷争状态”不仅在古代中国的舆论生态中大量存在,同时正是这种“纷争”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凸显各自的特有影响。基于此种判断,文章分析关系视野中古代中国舆论的复杂性、发生的深层原因及其发生过程中所彰显的内在精神。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8.02.009

中图分类号:D092;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8)02-0069-09

1910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六),在读了三天前发布的“上谕”后,梁启超撰文议论时政,以相当篇幅论及舆论在立宪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舆论观如下:“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1]在此文中,他还区分了立宪舆论与专制舆论的不同:“专制政体之舆论为消极的服从;立宪政体之舆论为积极的发动”。同年,在一篇报刊叙例中,他再次谈及两种舆论的差异:“专制时代之舆论,不过立于辅助之地位,虽稍庞杂而不为害。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一有不当而影响直波及与国家耳。”[2]“多数人意见”,是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对舆论的界定,这其实是比较“现代”的说法。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舆论并非全然如此,而专制舆论“稍庞杂”且是“消极的服从”并“立于辅助之地位”,恐怕也并不能概括古代中国舆论之全貌。本文关注的问题如下:以谣言面目出现的民间舆论,何以发生,并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进而左右了帝国政治的运作?表现为“公舆论”与“私舆论”的少数人的意见(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舆论)是如何在帝国政治中发挥效力的?明知犯上的“逆龙鳞”之举——谏议,其制度及谏议官的地位在帝国政治中经历了何种变化,为何在地位急转直下且自身安危受到巨大威胁的情况下,谏议官仍能创发并携舆论之力,与最高统治者进行舆论博弈?从民间到庙堂,古代中国政治舆论的发生,其背后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政治精神是什么?本文尝试从辨析“舆论乃多数人的意见”的主流说法入手,从古代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出发,分析探讨越出“多数人之意见”藩篱的古代中国舆论的类型、发生原因及其内在精神。

一、“众寡之争”:何种公众,何种舆论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舆论一定是“多数人意见”,换言之,如果说少数人的观点或意见,即使“公表于众”,也不属舆论之范畴。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舆论观有很大影响,诸多学者均持此论。如果我们将舆论置于历史长河和国际视野中,其复杂性恐怕绝非“多数人意见”所能概括。若从“公众”多寡角度看,至少有以下不同的舆论观。

首先是“多数人意见”之舆论观。除任公先生持此种观点外,当代学人大都沿袭此说。学者刘建明在其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著作中就提到:“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3]后来,他对这一观点略有调整:“舆论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概念是指某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的多数人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的多种意见,各种意见的总和或纷争称作舆论。人们多在狭义上使用舆论的概念,因为人们谈论舆论的存在常常是指社会中某种具体意见,剖析某种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指向或量化怎么样,以及有何影响,并不过多地分析多种意见的纷争状态。”[4]但大致仍持“多数人意见”之议。也就是说,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必须是“多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舆论观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对舆论的大致看法。

其次是“共同利益者的意见”。从西方学术界看,汉语语境中的舆论,对应的是两个英文词汇,即public和opinion。因此,要理解西方语境中的舆论意涵,首先要厘清public的含义。Vincent Price认为,“Public含义则较为丰富,既可以指‘易于进入的场所’,也可以指‘作为整体的公众’或‘有共同利益的一部分人’”[5]。以此观点,舆论即是“整体公众的意见”或“共同利益者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倾向于强调“共同利益”,并将其看作是联结公众的内在纽带,至于公众数量上的多寡,则并未言明。由此,我们既可以认为此种舆论观之公众是多数人意见,亦可将之看作是少数人意见。

再次是“共同见解者的意见”。在中国学者陈力丹看来,“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自在的对于外部社会有一定的共同知觉,或者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相近看法的人群”;那么,相应的,舆论就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这种舆论观与上述第二种舆论观略有不同,即持有共同见解的公众,有表明公众对相关事务认识和看法之意,有可能但并非一定是“共同利益者”,也许仅仅是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评议者。

最后,“社会地位重要者之意见”。有西方学者认为,公众舆论是“一个被随意使用但远非精确或明晰的概念。”“公众舆论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一系列看法。”[6]“人口中的某些重要部分”,既可以是多数人,亦可以是少数人,只要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这些人居于社会重要地位,对于事态发展、事件走向有重要决定作用,其意见就应当看作舆论。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考察中西方舆论发展史,此种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概括了中外舆论发展的实际状况。

正如最后一种观点所呈现的,公众的含义较为丰富,舆论的意涵更是争议颇多。例如在舆论的性质上,第一和第四种观点就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舆论并非“纷争性”的意见,而后者恰恰认为舆论是关于“争议性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其实,涉及舆论,还存在不少差异性很大的观念。除上述四种不同观点外,沃尔特·李普曼认为,舆论就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7],至于他人是多是寡,他没有做出明确解说。而根据哈贝马斯的考证,追根溯源,在英文的思想语境中,“舆论一词的集体意义十分明显,以至于所有用来指涉其社会性质的定语都可以作为冗词省去不用”[8]。但是昭示公众含义的“集体”究竟何所指,性质如何,规模多大,也并未有详细说明。

具体到古代中国舆论,新闻史家朱传誉认为:“‘舆’是众,‘论’是言论,‘舆论’是‘公众的言论’。”[9]241此种界定简单明了,却也模糊不清。具体而言,公众何所指?言论又是何种言论?均未申明。林语堂先生舆论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新闻舆论史》有关舆论的探究,由于其立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其对于古代中国舆论的探讨,以“专制与反专制”为线索,征引不少案例,纵横古今,联结中外,阐释专制之害与舆论抗争之辉煌篇章。但对于舆论的总体特征,并没有明晰的阐释。[10]23尤为重要的,二者的研究对古代中国舆论的模式、发生及其内在精神均着墨不多,而这恰恰是本文试图努力探讨的。在本文作者看来,因特殊的帝国政治及其政治治理结构,上述四种舆论观在古代中国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事实上已经完全突破了“多数人意见”的藩篱,“众寡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尤其突出的是,舆论的“纷争状态”不仅在古代中国的舆论生态中大量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古代中国舆论的本真状态。同时也正是这种“纷争”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呈现出特有影响。

二、谣言与谏议:关系视野中的古代中国舆论

若从政治关系的角度对古代中国舆论作简要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君—民”、“君—臣”、“臣—臣”几组对应关系。“君—民”关系中的舆论,肇始于社会底层民众对帝国统治者的不满,表达了社会中占人口多数之群体的诉求与心声,可以说是“多数人意见”的呈现;“君—臣”之间的舆论战,则显然是“少数社会地位重要者之意见”的博弈与抗衡,其间体现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也将士大夫身上维护道统的士之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臣—臣”之间“公、私”舆论的争辩,以及介于“公、私”之间或“公、私”不甚分明的舆论争夺,又表现出古代中国士绅阶层的内在弊病。可以说,每一组关系的舆论,均凸显了帝制时代的政治舆论生态特质,“地位显赫者”在纷争舆论中的强势地位及其政治影响,以及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面临“多数人意见”之舆论时的强硬姿态、彷徨与无奈;地位卑微者的大多数,在身处绝境、高压之下的“冲冠之怒”和呐喊;庙堂之上,江湖之间,公卿士大夫于公于私的纵横议论,生动呈现了古代中国舆论的“纷争状态”。

(一)“君—臣”与“臣—臣”:谏议——“公舆论”与“私舆论”

古代中国,从保障政治体系良性运作和延长王朝寿命的愿望出发,历代统治者均设立与言事相关的职位。最早在周代时,已正式设立“保氏”一职,用以“掌谏王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谏大夫”之职,强化谏官的议政监督功能。西汉承秦制,东汉时改称“谏议大夫”。[11]在中国经典文献中,如《国语》《左传》中,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关于谏议的篇目。①古代中国的谏议制度,对于王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匡正”作用,它之所以有一定成效,与其代表了社会舆论的呼声有一定关系。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谏议制度起起伏伏,官职设置也多有变化,总体而言,秦至宋,专设谏议制度,匹配相应官职,谏议常态化,亦对政治运作影响巨大。元之后,废谏议制度,不再设立专职谏官,但是谏议职能却一直保留下来,继续起到匡正时弊之作用。②若从政治关系视角出发,古代中国谏官的谏议对象曾经历过一个从“人君”到“臣子”的转化,与之相应,谏议的关系,亦从“君—臣”转化为“臣—臣”。依照钱穆的观点,这种转化发生在宋代。宋之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谏官居于重要地位,主要是“补阙”帝王之疏误:“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叫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从这样的关系可以看出,皇帝、宰相、谏官,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作用,由于谏官人选由宰相决定,而古代谏官也大都不会因为谏议而遭杀身之祸,这是他们可以凭借或引领社会舆论而谏议朝政,进而影响帝国政治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宋代以前,谏官与御史是决然不同的职位,职责也差异明显:“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务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2]552北宋建立后,谏议制度得以微调,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设立谏院,而谏官也不再由宰相选任和节制,而是直接有皇帝选拔与任命,与之相应,谏官的谏议对象也不再是任命他们的“人君”,而是政府日常运作的“首脑”与“中枢”——宰相。由此往往导致时为同侪的大臣之间的相互攻讦:“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以转为宰相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上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12]554

这种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彰显了古代政治谏议活动中“公舆论”与“私舆论”的分野。依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分析,古代中国公之“古典”含义大致有二:其一,公共场所。如日本学者白川静就认为:“举行仪式的场所的平面图为公。公的初义为公宫。”[13]233这种理解,与欧洲近代早期对public的理解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公平,公正,平分。“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营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知之矣。”(《韩非子·五蠹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说文解字》)

上一篇

下一篇

*非会员只能阅读30%的内容,您可以单篇购买,也可以订购全年电子版,或成为壹学者高级会员,畅用壹学者站内优质学术资源和服务。

近期0位学者阅读过本论文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