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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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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沁悦

作者简介:张沁悦,马艳,刘诚洁,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张沁悦(1979- ),女,湖北鄂城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艳(1956- ),女,吉林通化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诚洁(1988- ),女,陕西延安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4-16 页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学界创新/ 官方指引/ 良性互动/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cademic innovation/ official guideline/ positive interaction/

摘要:文章梳理总结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阐明了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是其重要来源,官方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总结,并指引学界的研究立场和方向。由经济思想向完善的经济理论发展需要处理好学界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基本原则是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评判标准为是否与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实施路径是着力解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践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经济思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从研究主体来看,十九大报告中的经济新思想应属于官方经济学①范畴,是学界经济学②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走向符合历史与逻辑统一关系的阶段性成果。而要将这些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并作为未来工作的行动指南,要求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对学界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在十九大报告的指引下,以学界研究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来源。为此应首先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哪些与经济有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二是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是什么?重点在于弄清这一过程中官方经济学与学界经济学研究的对立统一关系。三是在弄清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即如何实现学界研究与官方指导的良性互动,并辨明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评判标准和具体实施路径。为此,本文将依次解答上述三个问题,在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路径的同时,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提供建议。

二、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整体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内容。经济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梳理归纳为五大方面。

第一,阐明了中国继续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新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第二,指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与学界研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特别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

第三,在新时代和新矛盾论断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奋斗新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

第四,指明了支撑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基本经济方略。基本经济方略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⑥

第五,首次提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大战略举措。⑦同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在经济建设具体工作方面提出了数十条新措施。

上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在选择和提炼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方向性判断,是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其重要来源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

三、学界的研究创新是官方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来源

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土壤。纵观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理论飞跃,都以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支撑。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无不建立在学界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仍然是学界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创新。本文将从中国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举措的选择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学界“社会主义阶段论”是新时代论断及“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分阶段进行。这一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相一致,学界在此总体方略下进行了具体研究。程恩富(1993)曾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胡连生(2012)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细分为前期与后期。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文化显示出新的特征,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之一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学派将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这一理论中国化后,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科茨(2015)指出,未来中国发展有三个可能的方向,即“延续的SSA”“资本主义SSA”或“社会主义SSA”。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CSSA)的代表性学者马艳等(2016)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走向,是由“混合所有制”中哪一种资本占主导地位决定的:如果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则CSSA极大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方向;如果公有资本占主导地位,则仍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马艳等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将社会主义走向明确为“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SSA”。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了新时代的分阶段战略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同时,为保证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⑨,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等⑩观点。

(二)学界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总过程的矛盾分析是新矛盾变化论断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在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维持在高位;科技不断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学界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总过程中对新矛盾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从直接生产领域来看,学者从生产力发展的外延和内涵的角度、生产部门的结构性失衡角度等,阐明了中国经济在生产效率、发展方式和创新力等方面的新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外延和内涵问题上,学界指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内涵式经济增长”。马艳(2009)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创新发展了“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定义,即科技进步条件下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会带来内涵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从而带动经济“内涵式”的增长。同时多数学者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打破传统的主要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步迈入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提出市场、政府和第三种力量(非正式关系)同时推动创新,即创新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张来武,2011;洪银兴,2011;任保平和郭晗,2013;等等)。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学界特别重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即经济建设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21世纪以来,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验证研究十分丰富,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EKC在我国的存在性(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穆红莉,2008;符淼,2008;等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生态矛盾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刘明远(2006)指出应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生态政治经济学,以解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陈学明(2012)指出,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分析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基于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等角度对经济与生态的具体矛盾成因与解决方式进行了研究(杨志和王梦友,2010;谢富胜等,2014)。此外,学界还考察了生产的中观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存在“脱实向虚”、区域上存在“东快西慢”的问题(鲁保林和易淼,2014;孙龙建,2015;安树伟,2015;等等)。黄晖(2013)认为,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虚拟经济发展如何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矛盾关系上,何玉长(2013)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的增速递减并不意味着经济走向衰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了虚拟经济的风险,当前我们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夯实实体经济,促进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

从收入分配领域来看,学界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分配到的经济成果不断增长的同时,仍然存在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尤其表现在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我国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财产性收入差距而非劳动收入差距(张宇,2011;卫兴华,2012;刘国光,2012;等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案选取等问题,大量学者认为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程恩富,2012),具体原因是在国民产出的最终使用过程中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低,劳动收入在功能性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并呈现下降趋势(程恩富,2014;贾康和苏京春,2015)。在解决途径上,程恩富和刘伟(2012)特别强调,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根源性问题的同时,合理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手段的作用。

从交换领域或资源配置手段的选取方面来看,学界关于政府与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当前,学界大致有三类观点。一类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强调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邱海平(2015)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低效率,甚至会出现无效的一面,因此,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类观点是西方新自由主张的市场决定论,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张维迎,2015;吴敬琏,2015;等等)。第三类观点是主张政府与市场可以共同作用于资源配置。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不发挥作用(胡钧,2014;程恩富,2014;黎宏,2016;等等)。西方经济学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开始反思“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提“政府干预”的作用(罗伯特·希勒,2008;方兴起和保罗·克鲁格曼,2009;迈克尔·舒曼,2009)。当然学者们在政府作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分歧,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应基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西方经济学者更多强调政府干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从消费领域来看,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生产性消费占比过大、供给结构性不足和过剩并存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消费不足具有显著的特异性,既体现出与别国相似的消费不足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消费不足在中国的特殊规律,以及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洪银兴,2011;温立武和谭顺,2013;逄锦聚,2016;等等)。关于用何种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当前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学界认为应选用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而非经典经济危机理论。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着力培育广大居民的消费力,同时关注人的发展(洪银兴,2011;逄锦聚,2016;谭顺和郭乾,2017;等等)。近期,学界主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消费需求扩张的问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效释放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互动效应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促进消费需求扩张(汤向俊和马光辉,2016;朱富强和朱鹏扬,2016;金晓彤和黄蕊,2017;等等)。

正是基于学界丰富的现实分析与理论探索,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即“我国经济已经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1),并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角度论述了人民需要的维度变化,着重阐明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2)。指明了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在经济总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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