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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六经”配“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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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杜成宪

作者简介:杜成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上海 200062

人大复印:《教育学》201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全球教育展望》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35-45,92 页

关键词: “四书”/ “六经”/ 《近思录》/ 课程/ “阶梯”  "The Four Books"/ "The Six Confucian Classics"/ "Jin Si Lu"/ curriculum/ "Ladder"/

摘要:“四书”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学校课程发展到宋代的重大变革。理学家设计出“四书”是为了给学习“六经”课程配置“阶梯”,同时又设计出“四书”课程内部的“阶梯”和“四书”的“阶梯”课程,由此形成《近思录》-“四书”-“六经”的新经学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的新意是使学习者能够与前代圣贤直接对话,循序渐进地把握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以体现宋代新的政治和思想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是为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服务。

要说作为中国传统学校教育主体的经学教育,宋代有何区别于汉唐之处?回答会是很明确的,即“四书”课程的出现。“四书”最初是作为教材在民间流传,后来成为学者致学需要攻读的课程,之后得到官方认定并加推广。“四书”最初是作为“六经”的入门辅助读物或课程而被设计出来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地位不断提升,最终取“六经”地位而代之,成为经学教育的核心课程。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发展中,继春秋时代孔子创建“六经”课程、汉代“五经”成为“国家课程”之后,有关课程变革的又一重大事件。

一、“四书”作为教材和课程的兴起

“四书”兴起是中国传统经学课程适应时代发展而主动进行调整的结果。“四书”的兴起有一个过程,起始于张载的提倡,继之以二程的推重,完成于朱熹的结集。

1.“四书”兴起的缘由

韩愈在《师说》中曾发出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此处所谓“不传也久矣”的“师道”,当是指魏晋清谈成风,唐代贡举以文辞为尚,都不再像汉时注重从师求学。然而,令韩愈更为忧虑的,当是如其在《原道》中所说的,是道统传承的中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于是韩愈与其弟子李翱有志于以卫道、传道为己任,希望能够将中止于孟轲的仁义之道,经自己之手继续传承下去。事实是韩愈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唐末五代,一则,藩镇割据战乱,社会分崩离析,王朝更替频繁;再则,动荡之中,不少人丧失起码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丧失道德底线的行为寻常有之;三则,科举考试制度盛行,学者不务真才实学而以声律浮词为尚。加之宋朝外患频仍,北方、西北方狼烟烽起。内忧外患交逼之下,亟待在政治、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建立新的规范。另一方面,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汉唐经学偏重章句训诂,趋向于僵化。清代经学史家皮锡瑞指出:“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所以,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也要寻求突破和重建。与此相伴的是教育也要重建。胡瑗、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则是重建的最早探索者,而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很可以代表这种实践的价值和方法。

胡瑗的“明体达用”表达了他对教育目的的主张,针对的是隋唐以来日趋严重的教育弊端,尤其是教育越来越受制于科举考试,学校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即使是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也是试前熙熙攘攘,试毕则“生徒散归,博士倚席”。这样的教育既丢失了“体”,也无“用”可言。胡瑗的“明体达用”,按其弟子刘彛在熙宁二年(1069年)对宋神宗的解释:“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2]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一类政治体制、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应当坚持不变,是为“明体”;将所有这一切推行于天下而泽及民众,是为“达用”。人们又该依据什么来做到“明体”和“达用”?回答是:借助“文”,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诗、书、史、传、子、集等前代文献,这些文献典籍本来就可为后世法则,也应当使它们为当今所用,这就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学“文”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前人的经验。胡瑗的思想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历代圣王传递下来的政治秩序、纲常规范等核心价值不可改变,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坚持和弘扬却可以重新设计;其二,应当而且必须改变的是汉唐以来或以训诂为务、或以应试为尚的无“用”教育;其三,学校课程在前代基础上应当有改变,旧有课程要重新加以改造利用,作极大的拓展。由此开启了宋代理学和理学教育,即一方面热衷对性命、义理、为学之道的探讨,一方面执着于伦理、道德践履和政治、社会关怀。这种教育虽然也像汉唐一样注重学习儒家经籍,但无论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都已经迥然有异了。

2.张载、二程与“四书”成为教材与课程

与“六经”成为学校乃至官学核心课程的命运轨迹颇有相似,“四书”也是起于民间学者的讲学,或者说起于非官方学校,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流传过程,曾经受到排斥、打压甚至禁绝。但由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因此而能逐渐壮大。

“四书”的成套并行,有认为是由张载首先提出,依据是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中说的:“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这是“四书”首次齐聚在一处被讲说,虽然没有明确的“四书”之名,但张载充分肯定了这四种书与圣人(孔子)的关系,奠定了“四书”的阐述立场,也即作为教材甚而作为课程的价值立场。但更多的观点认为,“四书”的形成得力于二程、朱熹。

明人王禕在其《四子论》中梳理了“四书”的由来:《论语》汉代已经流行,并颇多注本;《大学》《中庸》两篇都收在小戴《礼记》中,有郑玄注;《孟子》最初列于诸子,赵岐作注后才显于世。“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实始尊信《大学》《中庸》而表章之,《论语》《孟子》亦各有论说。至新安朱子始合四书为之《四子》,《论语》《孟子》则为之注,《大学》《中庸》则为之《章句》《或问》。自朱子之说行,而旧说尽废矣。于是《四子》者与《六经》皆并行,而教学之序莫先焉。”[3]王禕是想说明,“四书”作为经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渊源有自。但实际上,渊源较深的是《论语》和《孟子》。这两种书在汉代都曾作为“五经”的辅助性课程,一度被立为博士。《论语》还成为所有太学生都必须修读的“通修”课程。唐代,《论语》成为所有专业都必须修读的“通修”课程,进一步稳固了其课程地位;《孟子》也更加得到推重,唐后期皮日休还提出要将其列为考试科目。即便《论语》《孟子》在前“四书”阶段已经声名显赫,但有没有“四书”对于它们而言仍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四书”概念的出现不仅捧出了《大学》《中庸》,更是“捧红”了《论语》《孟子》!

“四书”的最终形成是出于宋代一代代理学家的主动选择和极力推崇,二程和朱熹则是其中贡献最巨者。在王禕看来,“四书”的形成,二程论说和倡行在先,朱熹结集并诠释在后,其间又有程朱诸多弟子及其追随者推波助澜。有学者研究宋代以《四书》为总名的各种著述出版有81种,其中在朱熹生前和身后的两段时间里就达78种,大多为程朱及其门人后学所著。[4]如二程弟子杨时的门人陈渊曾说:“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5]可以得知在杨时门下,“四书”已成了各有宗旨的教育内容。稍晚于杨时的诗人吕本中在其所著《童蒙训》里也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6]又可知在吕本中那里,“四书”已与“六经”形成了教育内容上的结构关系,似乎更具备了课程的形态。稍早于朱熹的汪应辰在其《桐源书院记》中比喻说:“是心即书室也。吾能洁修神明之舍以读吾书,则《论》《孟》《庸》《学》之四书,不在方册,在吾丹府之中矣”。[7]汪应辰是说,这四种书对他而言已经不只是外在的四种书籍了,而已经是在自己赤诚的内心里了!汪应辰曾师从杨时弟子张九成,而据《宋史·艺文志一》,张九成著有《论语解》十卷、《张氏孟子传》三十六卷、《中庸说》一卷、《大学说》一卷、《四书解》六十五卷。这些著述实际上都是“四书”教材。可见“四书”作为教材流传之盛,作为课程为私人讲学所采用之众,又由此形成更多的释本(教材)。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二程及其弟子对“四书”成为私人讲学的教材乃至课程作用很大;“四书”最初主要是在私人讲学中流行;“四书”虽已被人相提并论,但尚未形成定刊,尚未最终成为“一套”完整的新经学课程。

3.朱熹与“四书”成为官私学校课程

一般认为,二程的学说流传自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间,风气日盛,还形成了不同的讲学派别,最有影响的为闽北的朱熹、湘中的张栻、浙西的吕祖谦和赣东的陆九渊。他们著书立说,招徒讲学,还往来论辩,互相问难。讨论的问题无非致学之得,仁义之要,道德之奥,性理之精微,阴阳变化之道,天理人心之义,立人扶世之教,又与释老学说相诘抗。所有这一切,多是从“四书”里获取话题、思想和方法的。这些学派中学术成就最高、讲学影响最大,当然也是对“四书”跻身经类课程贡献最大的,当是朱熹。

朱熹在淳熙四年(1177年)之前的15年里,主要是在武夷山讲学。其间《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及《近思录》撰成。淳熙四年朱熹序定《论语孟子集注或问》和《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术史上也是教育史上明确的“四书”概念即告形成。这是朱熹讲学授徒和潜心研读的成果。从课程史的角度看,这也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从宋初胡瑗,到张载,又到二程,以至于朱熹,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践上,传统经学课程完成了新的内容选择与体系建构,形成了一套新经学课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经学教育时代。有学者认为“是继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六经)之后,学术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8]对于“四书”教材、课程的发展与传播来说,另两个重要的时间概念是: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合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于婺州(今金华市);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时合刻其“四书”于漳州。朱熹将“四书”一刻再刻,反映了朱熹推行“四书”的用意和“四书”的受欢迎程度。在此期间,其“四书”为诸省多地刊印。朱熹的“四书”作为教材流传十分广泛,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讲授经学事实上的课程标准。朱熹甚至在绍熙五年(1194年)65岁时应诏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进讲的也是“四书”课程里的《大学》。未久,朱熹即以言获罪而被遣。紧接着其学说被指为“伪学”、其人被视为“伪学之首”而于庆元年间(1195-1200)遭禁,《四书集注》自是不能例外。甚至乡会试考生家状上必须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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