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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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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梁梁

作者简介:张梁梁(1987- ),男,四川绵阳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陕西 西安 710064;杨俊(1972- ),男,重庆铜梁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重庆 400030

人大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18 年 07 期

原发期刊:《产业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91-102 页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政府治理/ 经济增长/ 传导机制/ 内生增长模型/ “非线性”特征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economic growt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摘要:将社会资本、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三个侧面论述了社会资本通过政府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的动态运动过程,数值模拟显示社会资本偏好及其影响政府治理效率参数在平衡增长路径下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正向作用。利用199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资本积累与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有效地降低了政府治理缺失对经济增长的危害。稳健性检验还揭示了社会资本、政府治理能力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2;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8)02-0091-13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在现代社会的兴起,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寻符合国家自身发展特征的政府治理之道,已成为各国应对外部挑战、提高发展水平的大趋势。可以断言,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当今中国也不例外。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蠢蠢欲动,且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感持续走低,社会各阶层间贫富差距悬殊,意识冲突不断,社会不公心态蔓延等。这些都可以归因为社会资本的缺失。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传统的价值理念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出现瓦解的态势。区别于西方国家社会资本流失性危机,中国社会资本则处于“异型发展”的阶段——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结构性失衡,即传统的社会资本模式遭受质疑,而新的模式还有待完善[1]。由此可见,以关系网络、信任规范和互惠互助为基本要素的社会资本是政府治理能够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作用,这也成为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主要切入点。

目前,绝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仍然局限于微观个体与企业层面[2-3],其对公共治理与政府运行绩效的探究还较为稀少。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与完善。政府治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对于市场秩序具有持久的规范作用,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4]。Cortinovis et al.[5]分别以政府质量与社会资本表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考察其对欧洲地域多样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强于政府质量,其中共通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政府治理视角探索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仅有机衔接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两大理论模块,拓展了经济增长相关要素的思维模式,更为我国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公共机构效率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6-7]。Freitag[8]较早地参考了Putnam的研究思路,以瑞士各州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资本与政府制度密切相关,一致性民主直接促进了社团活动,共识性民主和政治分权结构对社会资本积累同样大有裨益,从而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积累过程。Andrews and Brewer[9]从公共服务策略的实现机制着手,指出探索创新型、外向型策略更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与公共部门绩效,内向型、更集中的管理策略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本在公共部门的组织绩效和潜在利益。马得勇[10]结合中国10省市的乡镇调查数据,发现乡村认知型社会资本(如信任合作、互惠利他)对政府治理水平和政府信任具有积极的影响,加大社会资本投入对乡村治理与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城市层面的居民调查数据同样支持了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的论断[11]。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文献都认同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的单向趋势关系,包容、无差别的共通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与排他、局限的特定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在公共治理作用方向上产生了异化[12]。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分别从社会资本或政府治理视角探究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但极少有研究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本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内生积累过程,同时将政府治理效率内生化,视政府绩效为社会资本密度的函数,以此考察平衡增长路径下社会资本偏好与政府运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此外,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构建了度量省级层面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的替代指标,验证了社会资本、政府治理及其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与稳健可信的理论依据。

二、传导机制

政府治理以提高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的协作互动性为目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行恰好起到政府与民众之间润滑剂的作用,两者具有相得益彰、互补融合的结构关联性。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本身就能规范在一个共同的、相辅相成的研究框架中[13]。一方面,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规范、道德水平、价值观等人文因素,虽然政府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社会文化环境,但在改善社会风气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比如,政府通过树立公正廉洁的形象促进公民诚实守法,共建和谐社会,从而主导宏观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会对公共治理与政府运行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积累是政府治理建构的基础[14]。因此,本部分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三个侧面为切入点,论述社会资本、政府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首先,社会信任是社会发展和经济交换中的润滑剂,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Fukuyama[15]认为社会资本匮乏的国家,全社会倾向于维持小规模、无效率的弱势企业,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政府机关出现官员寻租腐败的概率大增,行政部门运行效率低下乃至丧失政府管理的功能。因此,他强调社会信任能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全社会团结友爱的氛围,维持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相应的机制是,个人信任明确了利益双方的理性预期,有利于达成互惠互助的合作关系,减少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和寻租成本。集体信任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协调发展,削弱了社会复杂性风险,实质上降低了社会系统风险发生的概率,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16]。

其次,社会规范是指约束人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是人们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产生的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长期博弈结果[17]。社会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虽然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软约束力”依然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例如,Jottier and Heyndels[18]指出社会资本作为投票机制的一种工具主要体现为政府问责和民众监督机制。在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过程中,社会规范有效降低了机会主义与官员寻租倾向,减少了社会管理与监督的成本,平衡了政府机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维持了经济社会安定有序运转。同时,政府治理也相应地为社会规范提供了正式的约束机制。善治的政府增强了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培养了协调和节制的自律精神。特别是在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体现治理和民主理念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与循环累积等方面显得尤为关键。

最后,健全的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组织为规范公民行为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为各利益团体表达诉求提供了多种可行渠道,从而实现了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亦可通过该网络组织传达其治理理念和施政目标,促进对社会事务的治理水平。同时,公民参与网络还可以起到协商解决民众内部矛盾的功效,制约了少数极端思潮对全社会的冲击,其演化出的居民自治机制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有益补充与优化。当然,双向开放的政府治理模式对扩展公民参与网络同样功不可没。政府治理本来就是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参与者需要在交流中反映自身诉求,争取与他人合作的机会,实现利益和机会的平衡,从而提升公民自身的参与积极性,更好地培育全民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可以纳入统一研究框架的。良好的政府治理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而以社会信任、规范互惠与网络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引导政府部门整合社会资源,降低治理成本,为经济增长提供绝佳的发展环境。

三、理论模型解析

考虑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政府通过征收税率为τ的广义税收以满足公共投资的需要。在不影响模型结论的前提下,这里暂不考虑人口总量变化与资本折旧率。将同质化的总人口单位化为1,此时模型中的变量均表示为人均值。在技术外生给定的情况下,生产部门利用物质资本k与公共支出g在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下进行生产:

大量文献证实了公共支出是政府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效能低下的政府治理水平降低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造成社会资源一定程度的浪费[19]。这里将公共支出表达式设为:

g=χ·τy

(2)

其中,X>0衡量了政府治理水平。进一步地,本文假设政府治理水平是社会资本密度的线性函数,即χ=θ·s/k,其中θ表示社会资本密度对政府治理的影响效率①。则式(2)可以写成:

g=θ(s/k)τy

(3)

将式(3)代入式(1)并化简得到:

社会资本除了对政府治理产生溢出效应,对居民效用同样有一定的影响[20]。这里假设代表性家庭居民效用主要由消费与社会资本决定,公式表示为:

其中,ρ为时间贴现率,η表示社会资本相对于消费水平在居民效用中的重要程度。在不考虑折旧的情况下,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式(6)表示居民实际获得的收入用于消费、储蓄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同样忽视社会资本存量折旧,则社会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可简单表示为:

方程组复杂的构成使我们很难求出增长率关于众多参数的显式解,这里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观察核心参数变化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照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税收占GDP比重长期在20%左右波动,因而得到τ=0.2。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的样本空间与生产函数,估算得到的相应年份的公共支出产出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张学良[21]在不考虑空间溢出的情况下,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估算出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6~0.21;国外类似研究得到核心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一般在0.05~0.42之间,这里将公共支出产出弹性统一取值为0.2,从而得到α=0.8。居民社会资本相对偏好和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的效率参数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借鉴严成樑[22]假定社会资本偏好的基准值为0.2,取值区间为[0,3]的研究思路,本文以η=1.5为基准值,并在[0,3]之间考察社会资本偏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尚未发现关于社会资本作用于政府治理效率参数的权威估计值。出于一般性考虑,这里暂定θ=1为基准值,并在(0,2]之间讨论参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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