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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数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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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杨国斌

作者简介:杨国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与社会学GraceLee Boggs讲席教授。电子邮箱:gyang@asc.upenn.edu。

人大复印:《新闻与传播》2018 年 07 期

原发期刊:《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99-108 页

关键词: 传播学/ 新媒体/ 数字文化/ 平台研究/ BBS/ 微博/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Digital Culture/ Platform Studies/ BBS/ Weibo/

摘要:通过反思“新媒体”概念,提出向数字文化研究转向的问题。进而通过对数字文化研究和平台研究的反思,探讨文化与社会、本土与国际、立场与视角等诸种关系。

2018年元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的微信公号发了一篇原创文章,题目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研究什么”。文章统计了《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四个期刊2000至2017年十八年间被引次数超过20次的1614篇论文,对其标题、关键词、作者及其机构、被引次数等进行分析。作者发现,这十八年间,论文中出现最多的五个关键词分别是新媒体、媒介融合、传播学研究、人际传播、国际传播。其中,“新媒体”一词出现60次,居榜首。这说明新媒体研究在当代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但是“新媒体”这个概念不是没有问题。潘忠党在去年的一个访谈中,对这个概念做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他讲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新媒体”概念背后的预设(或者说意识形态特征),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新媒体”之“新”,“预设了一种理解媒介技术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这种线性发展观“或多或少地蕴含了‘新’即是‘好’的假设,而‘旧’的事物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甚至应当被淘汰的。”(潘忠党,刘于思,2017:10)

在近现代史上,对“新”事物的召唤和对“旧文化”的破坏,或成为社会潮流,或受到国家机器支持,影响很大。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文化、“文革”中的“破四旧”和“新生事物”的政治运动,都是例证。正因为“新”与“旧”的话语会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保持对这类话语的警惕。

问题还不限于“新”与“旧”的对立。“新媒体”这个概念还容易让人觉得,研究的对象是新的“媒体”,而不是非媒体的东西。而这些“媒体”,指的又主要是互联网、移动手机和客户端等。于是,很多本应属于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和问题就被遗忘了。例如,电脑的硬件、软件、数据存储器、U盘、云盘、移动硬盘、数码相机、移动支付、二维码等等。它们也都是“新媒体”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社会治理、个人隐私、文化传播等各方面起很大作用,在国际传播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但就我所知,尚未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此外,“媒体”的含义较窄,还容易忽视其它也可以起到传播作用的媒介,如本期刘海龙(2018)文章里讲的“身体”即是媒介。如果你穿一件带二维码的T恤衫,或者直接把二维码印在身体上的某个部位,招摇过市,见到路人就请人家扫描,那你的身体也就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容易被“新媒体”的概念所忽视的东西,都属于数字文化的内容。因此,对“新媒体研究”概念的反思,或许可以引起对“数字文化研究”的重视。

一、数字文化

顾名思义,数字文化来源于电子计算机的二进位制(0、1)数字。因此,数字文化与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紧密相关。数字文化既是崭新的,也是古老的。论古老,《易经》也许就是古代的数字文化产品。《易经》中的卦象阴爻(--)和阳爻(—)被广泛解读为0和1,六十四卦就是0和1组成的二进制的多种变化;论新,当今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可能有新的数字产品问世。但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生存渗透社会文化生活,则是当代的历史发展。1995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数字化生存》出版,1996年胡泳、范海燕翻译的中文版出版,可谓标志性事件。查列·吉尔(Charlie Gere)在《数字文化》一书中,借用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的定义,来讨论数字文化,指出正如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1991:19),数字文化则是当代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Gere,2008)。马克·德兹(Mark Deuze)对数字文化的定义是:“正在形成的一套关乎人们在当代网络社会中如何行动和互动的观念、实践、期待。”(Deuze,2006:63)德兹强调的是数字文化的观念和实践。当然,观念和实践与物质文化不可分割,尤其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各种各样的数字商品、物品,也是数字文化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那么数字文化研究都包括什么内容?查阅以英文“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为书名的专著或相关刊物的论文可以发现,数字文化研究的范围极广。视觉文化、抗争文化、网络视频、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数字劳工、数字鸿沟、隐私、网络审查、监控、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网络公共参与、游戏等等,从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应有尽有,都在数字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

但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一是需要反思概念。上面一系列的研究内容,都依赖概念来表述。学术研究中的概念,普及之后,就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就拿常用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个概念来说,它是对数字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批判。但本身却也隐含了一种不平等的价值观,即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因此就在它批判发展不平衡的同时,也把数字文化“不发达”的地区视为落后。而实际上,更需要反思的,也许是发展、进步、现代化等一系列话语本身的价值取向问题。也许我们原本看作是进步的、发展的东西,换个角度看其实是落后的,对人类发展有不健康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科技、互联网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谁敢断言自从有了微信,我们的生活就比没有微信的时候更加美好?

另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数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的变迁、新文化现象的出现,牵动着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连接着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因此,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才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尤其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长久的革命》(1961)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等著作中,践行了一种把文学、艺术、戏剧等文化变迁的诸方面,与社会、制度、情感结构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看到,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变化(比如词语变化),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讯息,都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导论里,谈到对“文化”一词的分析时说:

在本书中,我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描述并分析“文化”这个综合体,并且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由于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不得不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我本想紧扣“文化”本身,但是,我越紧扣文化加以考察,所涉及的范围就必须逐渐扩大,因为我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及其意义结构中,看到的是一场广大而普遍的思想与感觉运动(威廉斯,1958:20)。

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今天,学术文章和著作越来越专注于具体的现象,比如手机、微博、微信、大数据、舆情等等,而对与现象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变迁等大问题,却不触及或很少触及。结果或是见木不见林,或是知其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甚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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