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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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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阿兰·巴迪欧

作者简介:阿兰·巴迪欧(1937- ),法国哲学家,曾从师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曾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当代法国左翼思想的旗帜性人物,提出在当下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创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和观念,其主要代表作有《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元政治学概述》《柏拉图的理想国》等。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22-37 页

关键词: 阿尔都塞/ 萨特/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摘要:通过对阿尔都塞相关文本的研究,发现阿尔都塞勾画出了庸俗马克思主义不同版本(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抹除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努力挖掘这一差异,并集中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而通过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的分析发现: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一门新的学科——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放性领域,可以将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前理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对此,阿尔都塞未能揭示,因而还需要重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22-16

[译者导言]本文是阿兰·巴迪欧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其旨在基于阿尔都塞文本所揭示的三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抹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通过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的分析,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进而强调重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在所有同时代的人中,我们与阿尔都塞之间保持着极为复杂也看起来更为粗暴的关系。我不再与之前的他的学生圈子为伍,但我与他的创造和尝试绝不是毫无关系。这篇文章——1967年应《批判》(Critique)杂志邀请而写的——将对他的证明,以及对他强烈的兴趣与某种程度的怀疑结合在一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让我坚决地与他决裂,仿佛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争吵,尤其是亲近的人之间的争吵。后来,我站在了萨特一边,萨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对立面(以科学规律来与自由的形而上学相对立),我想将那些让我们彼此决裂的东西放在一边,公正地对待我曾受益于他的东西。

一、基于阿尔都塞文本的问题意识

阿尔都塞的著作与我们的政治局势是相对应的,他指出了当下局势的迫切性所在,由此他给出关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在西方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命题中,最可怕的也是其根本上所缺乏的,实际上可以界定为某种理论上的缄默:在人们不说话的地方,完全可以架构出人们所说的东西。事实上,这个空白地带必然会被覆盖,整个论断的链条也会发生扭曲变形,这样覆盖物的能指就可以各就其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活力面临一种非常近似于濒临崩溃的情形,它们或许只能在修正主义的繁华世界里潜伏下来。于是,最好保持缄默,体制里的意识形态官员们渐渐地不得不放弃所有的理论,为的就是在那个时代里在闲聊时能聚在一起,甚至他们会与那些基督教主教会议之后的泛基督教主义的肮脏暗流同流合污,尽管这些暗流可能会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这些被破坏的善,就是某种正常效应的全部结果,马克思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向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巴师夏到萨伊)的过渡时指出了这种效应:将科学概念重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此前,这些科学概念已经被转化为同样的观念。我们知道,这种操作使用了哲学上的传承,目的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让其发生扭曲变形:一是停留在接近于科学资源的地方,假装用开拓态度来奠基这些概念,将错综复杂的理论话语分解为最基本的明晰性;二是在稍远的目的上,它使用了伪概念的结论,将这些概念纳入系统的整体研究当中,在整体中,那些公开的“结论”①被描述为庸俗的泡沫,成为古代的皮影戏式的效果,其中,神灵、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破烂不堪的错误认识,都在扯动皮影的提线;三是它发明了一个代码,在经验领域中,用来翻译、输出、复制科学的严密性,它不过是对强制地宣称为已知知识的形式化。于是我们有三种“马克思主义”:一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仅仅是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反复不停地解释②。这表明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架构以及对马克思的认识对象的独特规定漠不关心,他们所得到的是普通的人类学,关心的是著作中那些暧昧不清的观念。历史学——作为流放和分裂的场域——被理解为明晰性的重临,被理解为在总体的大写的人的创造中最根本的延迟。其随之衍生出来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有可能彻底地理解这种经验)就是实践和异化的观念③,而实践与异化的辩证结合,无意识地重现了那种古老的浑浑噩噩的关于善与恶的催眠曲。

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拔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他们所说的科学概念是对所谓的“辩证规律”的严格应用,比如对质量互变规律的应用。对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完全囿于恩格斯那脆弱的推理体系之下。他们代之以马克思名义的“自然辩证法”④,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乍一看,似乎给出了更为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他们关心社会实践的构造和层次,他们很乐意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才是马克思的奠基性范畴。然而,不难看到,他们如此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恰恰是消解了马克思的思想架构。事实上,他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考察,既不是依照一条线性的线索(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表现性的中介(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⑤,而是一种同构关系:这里的知识是由一整套功能体系来界定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层面上看到与另一个层面完全一样的形式组织。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同层面上有着某种不变的东西,这些层面在结构上不同于结合了不同要素的平面。类比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同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最粗俗的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实为一丘之貉,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严格的机械模式,也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沆瀣一气,在各个层面所谓原则统一的名义下,恢复了精神的明晰性⑥。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最精致”的形式,用预先给出的但没有严格界定的变换替代了知识对象的问题式架构,这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会总体性的同构关系的重新出现⑦。

阿尔都塞的著作首先在于,依照马克思给出的例子,重新勾画出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版本的共同点。在这里,我再一次描绘出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所没有说出的东西,即他们所抹除的体系。而正是这些体系揭示了他们之间搁置对立而相互统一起来的秘密。

庸俗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效果就是抹除差别,即消解在所有样态的谱系中都起作用的差别。这种被抹杀的差别的表现形式,即它在经验历史中的呈现形式,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老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在唯一答案基础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所有情况下,这个唯一答案都得到了承认。颠倒、对立、现实化等概念,成功地占据了这个起初由该关系的本质所设定的位置。因为按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现成的辩证法,所有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连续性的明确否定,都会得出其肯定的反思形式。

阿尔都塞的第一篇文本首先是为了挖掘出那个业已被埋葬的差异。恢复这个差异是要证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事业与黑格尔或黑格尔之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准确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阐述的⑧。之所以无法阐述,是因为对其阐述只是用来遮蔽这个差异的态度,这个差异既不是颠倒,也不是冲突,更不是方法上的挪用,而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一个新科学对象的规则体系的出现,这个新科学对象的问题式的内涵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确凿无疑的是,从18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置身事外,而黑格尔哲学的伪对象以及其线性形式(辩证法)不可能被颠倒或被批判。原因很简单,我们不会再遭遇它们: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去发现它们,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可能去排斥它们,因为科学空间本身就建立在彻底没有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⑨。反过来说,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毫无疑问生产了另一种科学——在这种科学中,认识论告诉我们科学自身是如何分裂的。在科学的发现中,我们可以图绘出这个断裂的边缘,即在一个没有问题的答案中,意识形态的位置标明了一个必须要变革的领域⑩。此外,阿尔都塞十分清晰地判定了马克思的思想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即他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这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并非偶然: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经常提到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作品《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全新学科(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不仅摒弃了黑格尔的意识形态,也改变了黑格尔的外部,但并非黑格尔领地的外部。这样,相对于黑格尔之后的各种意识形态来说,在成为他者的激进事实中,马克思出现了。

对这一事实的最简单的理论表述——马克思建立了一门新科学——向我们表明,掩饰历史断裂所产生的概念差别,有一个次生效果,即压制。内在于马克思理论规划之中的根本差异,即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历史—经验上的证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另一门学科的差异,在这门学科中,在原则上,有可能宣称它具有科学的科学性。依照另一条或许有问题的传统路径,阿尔都塞将第二门学科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他的文本的第二篇就集中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极为重要,即便它仅仅囿于理论策略之中,阿尔都塞仍然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区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事实上都可以按照抹除这种差别的不同程式来加以说明。

其一,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强制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事实上,他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一种辩证的人类学,其中,历史成了一个奠基性范畴,而不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这样他们就消解了历史概念,让历史概念囊括了总体化环境的民族国家维度,而在这种总体化的环境下,对结构的反思,它们的“内在化”,都是结构自身的中介功能(11)。

其二,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为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他们将矛盾当成可以应用到任何对象之上的抽象规律,并认为既定生产方式下的结构性矛盾也不过是普遍性规律下的特殊情形而已。在这些前提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对象的构成程序以遭到压制而告终,马克思的结论被整合到一个绝不会践踏规则的宏大体系当中,而他们将任何总体性的假设都归于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转世,马克思得以转世,因其披着德日进的“宇宙”法袍。

其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确立了二者间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社会形态,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形式的双重结构。

在这两者中,一项决定另一项——或者,纯粹多余:实际上,这里有三种让差异得以纯粹化的一般程序。不过,正如德里达十分敏锐地看到的,一个被纯粹化的差异不过是一种同一性的失败,所有真正的差异都是不纯的(12)。保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复杂性,以及将这些属于区分开来而导致的扭曲,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所有这些都同时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澄清各种不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并非已经一无是处。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面我们分别将它们简写为MH和MD)的差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广泛程度。为了奠基历史科学,这次革命在知识生成(这绝对是一种新哲学的奠基)和构成中加上了如下事实:这种哲学“已经可以让哲学从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科学学科的阶段”,这样,马克思的作品本身就成为这样一次断裂的双重奠基,或者毋宁说在一次奠基基础上的双重断裂。

清晰地区分MH和MD、(历史)科学和让各门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科学,意味着采用马克思的尺度,即最终将马克思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它在这种复杂的知识组合中具有双重功能——科学和科学性的哲学——于是,在我们这里,二战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现象学这种唯心论就崩溃了。

这样,回到阿尔都塞的战略背景下,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理由来贯穿其作品。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重讲故事,也不是让它要么面对既存的理论,要么面对未分化的真实概念,而是依照它所生产出来的元理论概念进行自我反省,作为理论来运作,去看看他的作品是否符合那些规则,这些规则的操作本身就是建构其对象的规律。如果哪里出现了任何空缺,在文本生产出来作为它自身规范的东西与这些规范的文本生产之间出现了差距,那么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反对这个规划,而是去“缝合”(13)这个空缺,将这个空缺所导致的问题带入文本。这就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所做的工作,我们自己与之不可须臾分离,这项工作就是其空缺位置的自动复原。

我们或许可以依照分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开创性的差异来前进,这样就将问题变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14),另一方面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我们马上可以说,这就是掩饰最根本的东西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掩饰这个差异的不纯性和复杂性。事实上:

(1)MD和MH的差异内在于MD,这让我们对很多对称关系、对问题的分析处理都变得毫无意义。

(2)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宣布MH的理论话语吗?

要么我们十分省略地讲述科学的故事,我们因此就掉进了一个言说的陷阱,而阿尔都塞的著作有一种禁止我们去如此言说的功能。阿尔都塞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跳过诸多证明的细节,直接跨越到那个虚幻的结论,因为科学对象自带着它的某种绝对明晰性。

要么我们试图分离出MH合理性的特殊形式,我们“在哲学反思中‘重新把握’一个基本的哲学发现,一个理性新形式的哲学所产生的发现”[1]166。毫无疑问,我们在谈论MH;毫无疑问,我们生产了它的话语,而在其话语中,它是沉默不语的前提。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并不是MH,而是我们可以进行思考的地方;不是MH的科学对象(生产方式和变革形式),而是科学性。因此,在定义上,这就是MD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能说明的是,MH发生在MD之中。在这样一个关系中包括了一些困扰我们始终的难题,它们涉及MD本身的理论地位。

(3)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双重断裂的悖论相一致,MD依赖于MH,在理论的依赖性上,这依然晦暗不清:不仅是因为MD自然不可能生产出“理性的新形式”的概念,除非这样来思考,用阿尔都塞那种玄妙莫测的表达来说,在那些现有的科学那里,有些形式存在于实践状态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对立,MD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史”[1]110。的确,因为唯一的科学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史,哲学就是“知识生产的历史理论”[2]70。这就是为什么说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基础,由于让科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史成为可能,那么也导致了哲学上的革命,即有MD主导的哲学革命。

于是,我们看到,MD与MH之间的区别并非确凿无疑。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无本质差异的区别,在原则上,二者是胶合在一起的:二者并不纯粹。MD与所有科学尤其是与MH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会导致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不过,它产生了这种自动化过程,这个倒退,也就是说,用不那么科学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与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来“丰富”科学,这就是认识论的匮乏,其中科学不断地被这种匮乏所提及。这是因为科学性的知识同时就是让科学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的知识,在科学对象的生产中,除了科学本身之外,科学并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在MD之内,我们对阿尔都塞概念的检验,就是通过MH的退却的内在性来架构的,即一种停留在自身之中的匮乏形象。

随着分析的渐渐深入,我将围绕两个差异来展开分析:一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二是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的差异。接着,我将进一步来谈谈话语理论和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

二、科学与意识形态

基于MD的定义(这个学科宣布了MH的科学性),我们很快就会得出,这个领域的概念就是科学概念。MD不可能在一个无法分解的“看”中来展现科学的同一性。这样,首先遇到的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配对。这个专属于MD的对象是一个同时衔接和分离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差异的体系。

为了以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这一配对,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生产知识形式的实践,其生产方式就是(创造)概念。而意识形态是再现体系,其功能是社会实践性的,即它为自己设定了一整套观念体系。科学的特殊效果——知识效果——是通过规范的科学对象的生产来获得的,科学对象在本质上异于既定对象,也不同于真实对象。相反,意识形态所关联的是生活经历,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人类与生存条件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是“在他们与他们的生存条件之间所架构出来的生活关系”[3]240。

意识形态产生一种认识效果而不是知识效果。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相对于我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所出现的前提都是被再现出来的,而不是被认知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双重化过程,在本质上它与幻想的特殊结构紧密相关(15),即便这看起来有些神秘,至少在我们现阶段的知识形式中是这样。至于政治双重化的功能,在于用一种特殊的必然性形式来同时囊括想象和真实,这个形式,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判定,保证了在社会总体各种不同形态“在空缺中”所规定的任务可以得到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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