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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与非实体经济均衡机制的逻辑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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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平

作者简介: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北京 100836

人大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20185 期 第 74-84 页

关键词: 生产率增长/ 实体周期/ 信贷周期/ 实体与非实体均衡机制/

摘要: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都要讨论生产率变化引起金融危机这一永恒话题。生产率增速放缓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各类盈利指标变差、微观借贷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成为金融危机最可解释的触发条件。宏观需求激励政策在短期内平滑了经济增长波动,但是,信贷刺激过强或者时间过长导致信贷杠杆持续提高,直接累积了金融风险,使实体经济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等收益更高的非实体经济部门。把握创新非连续性导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与需求激励保持经济平稳化的平衡一直是经济政策均衡的核心,中国也不例外。针对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与M2/GDP持续增高累积了金融风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提高供给侧效率,调整基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特征的宏观政策管理框架,才能使经济在“稳中求进”中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5-0074-11

每一次金融危机后,生产率问题都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克鲁格曼—杨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缓慢的质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学者从TFP增长的角度讨论金融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前,人们倾向于投资“新经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指出,新兴的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行业的投资和创新对提升劳动生产率作出了积极贡献。①互联网泡沫后,麦肯锡公司经过测算指出,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带动作用不强,“竞争比IT更重要”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戈登之谜”③,即信息、通讯带来的互联网等技术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比工业化时期技术革命的作用弱。197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速明显放缓,没有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有人认为,由于技术进步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改善,只能利用低利率等刺激手段扩大需求,导致金融、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过快,金融杠杆率和房地产负债率过高,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欧债危机。生产率增速放缓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资源被配置于金融、房地产等非实体部门,很多公司通过借贷破除资金约束,政府利用需求刺激以平稳经济。如果不能实现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的均衡,就会逐步累积风险,直到经济体系无法承受。中国当前提出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的“稳中求进”政策是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生产效率一般分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类,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人数(时间)的产出,其影响因素可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力资本、TFP等:TFP利用总产出减去要素(劳动、资本)投入的余值来度量,稳定度差,总产出波动对其影响较大,是测量非要素投入的配置和技术进步效果最好的指标。本文中的生产效率指标采用生产率和TFP来度量。

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基本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能力和发展空间,劳动生产率高可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技术进步快可以使产品保持高价、增强企业竞争力,可见,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企业收入水平。宏观层面看,国家的竞争力也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和TFP提高的能力。实体经济的相关定义和争论很多,传统的实体经济被定义为工业,后来将服务业纳入其中,本文认为,收入取决于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都属于实体经济,而非实体经济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价格因素。以房地产业为例,如果房子只为居住,则行业特征属于实体经济,但是,房地产业收入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而不是服务差异,相对于价格波动而言,技术进步贡献非常小,房地产业被符号化。金融行业亦是如此,如果能够通过更好的服务获得配置金融资源的收益,则其收入主要来自于息差,由服务水平的高低决定,可视为实体经济。当金融行业的服务收入低于金融市场间交易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服务收入让位于依靠市场套利获取的价格波动的收入时,其实体经济特性转为符号经济。由此可见,实体经济可以被符号经济化,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并非是严格区分的。两种收入机制在微观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决定了经济特性,有的部门收入更多地来自于生产率提高,如工业部门,而有的部门的禀赋特征使其很容易在价格波动中获益,如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实体经济收入来自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实体经济收入来自于价格的波动。中国有很多公司注册为工业企业,但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土地变性,该企业则不是实体企业,实体经济向非实体经济的转换过程,称为符号化。从大的分类看,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性服务业更接近于实体经济,而金融、房地产部门更倾向于非实体经济,本文也简单地沿用此种划分方法进行大类的宏观比较。

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是一个非连续过程,生产率下降或增速放缓必然导致经济下滑或增速放缓、企业负债增加、国家通过需求激励刺激消费。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经常在实体经济生产率大幅度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时被引入,具有借贷特性,用于平滑经济的波动性。需求激励的积极作用在于保持经济总需求的平稳,其特性是加大货币供给,使金融、房地产部门需求旺盛,人们更多地转向金融和地产投机,获取收益。但是,过度需求激励使实体经济符号化,也可能破坏经济波动中蕴含的“清洁机制”,即淘汰弱者、强化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机制,新一轮实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就会被延迟,进一步推动非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需求激励政策看似是“大稳定”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实体技术的进步,非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实体经济部门不断负债会累积金融风险,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不均衡到危机爆发取决于很多因素,实体经济生产率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是金融风险积累的根本原因,也是重要的危机解释变量。本文不仅仅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做梳理和理论解释,更希望对未来发达国家和中国的转型作出方向性讨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发达国家生产率下降的经验事实

戈登认为,1890-1920年美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5%,其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为50%,TFP的贡献率为30%,教育的贡献率为20%,是典型的资本推动;1920-1970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长2.82%,是1890-2014年增长最快的阶段,其中TFP的贡献占60%,资本深化的贡献超过20%,人力资本的贡献不足20%,是典型的技术推动;1970-2014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降至1.62%,其中资本深化的贡献占41%,TFP的贡献占44%,教育的贡献占15%,劳动生产率靠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共同推动(见图1)。④1890-2014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和TFP的快速提高得益于工业化的推动,而信息化主要靠增加资本支出提高生产率和TFP,信息产业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没有像工业化一样达到超预期效果。

图1

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分解因素的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Robert J.Gordon,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将1970-2014年分为三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的计算结果,1973-199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39%,受益于新经济的发展,1995-2000年达到3.01%,2001年互联网泡沫后,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但是,麦肯锡公司的测算结果显示,1995-1999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批发和零售业(包括餐饮业)贡献率为53.4%,证券经济贡献率为18.8%,半导体、计算机、信息与通讯产业贡献率为27%,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不是特殊新经济,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在线证券交易、移动电信等ICT行业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但是竞争的作用比IT投资更大。⑤

由图2可见,1995-200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劳动生产率低迷,2006年增速低于1%,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直到2017年增速才恢复到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波动趋势与美国相似,只是时间上有所差异,引发欧债危机的欧洲五国劳动生产率率先下降,其中,早在1995年意大利的劳动生产率就开始持续下降。

图2

美国劳动生产率及TFP增长波动(单位:%)

资料来源:大企业联合会网站,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什么因素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否会持续,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议题。根据美国大企业联合会的数据,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滑的直接原因是TFP增速放缓,2008年后进入负增长,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见图3)。但是,简单归因法不足以讨论该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更广泛的议题。第一个议题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关系。技术创新要获得创新租金,但是,任何经济体的技术创新都是不连续的,在获取技术垄断租金期间,技术创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有限,只有到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阶段,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个议题是结构性因素。结构服务化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业这类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该议题关注于互联网技术能否改变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个议题是劳动生产率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测算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TFP增速下滑可以解释危机后其40%的产出损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也显示,即便很好地控制了周期性因素,危机后TFP增速仍然下滑。第四个议题是新经济的测量问题。

图3

全球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TFP增长率的关系(单位:%)

资料来源:大企业联合会网站,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

从技术创新到技术扩散,最大的特征是不连续,而且技术创新达到扩散的点是不确定的,即所谓的技术进步的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1995年ICT投资促进了经济繁荣,2001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兴起,2017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成为技术进步的焦点,至此,信息技术已经迭代了20年,技术革命似乎愈来愈接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一旦AI等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劳动者的劳动转换物质效率转变为能源转换物质效率的能效比,劳动生产率就成为一个不必要的衡量要素,这具有革命性特征,但是,这一爆发点或时间区间仍是不确定的。

更为重要的是结构性特征,即服务业占优后,普遍存在着减速特征。袁富华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速普遍慢于工业生产部门,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特征。⑥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变的结构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和TFP增速放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结构转型的一大挑战,而且具有非连续特征。⑦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与工业无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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