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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利益让渡: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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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祖云

作者简介:刘祖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银坤,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5

人大复印:《社会学》2018 年 09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0185 期 第 3-12 页

关键词: 让渡/ 利益让渡/ 城市利益让渡/ 乡村振兴/ 理论辩护/ transfer/ benefit transfer/ transfer of urban benefit/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摘要:“城市利益让渡”是城乡关系调整的一个理论命题,它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人类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公民权利让渡到国家主权让渡,再到企业的价值让渡,再到社会利益让渡,这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的。社会利益让渡作为社会利益的一种调节手段,它存在的可能性具有三个社会基础,即互惠利他主义的人性基础、人的共生共在的社会状态,以及社会合作行为及理论确认。“城市利益让渡”是源于中国城市中心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困境;起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国家发展方略;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出路之一。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5-0003-10

关于“利益让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在这一方面,目前仅有的文献是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王道勇教授提出的“社会合作需要利益让渡”这一命题①。王道勇教授提出,“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能否顺利地实现成员间的利益让渡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让渡的配合”②。

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城市中心主义”思维的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是伴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而展开的。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国际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下中国所暴露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中国命题’”③。因此,如何思考与再造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实践的层面,我们已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比如“资源三下乡”“项目制”等制度设计为城市援助乡村、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顺着这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无论是“城市援助乡村”,还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措施与行动,其背后都隐含着“城市利益让渡”的真实命题。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我们需要为“城市利益让渡”进行理论辩护。

一、从“权利让渡”到“利益让渡”的历史逻辑

1.政府从何而来:社会契约论关于“权利让渡”的理论

政府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是人们思考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对此,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在理论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这就是古老的“公民权利让渡”的理论源头。

第一,为了避免“自然状态”需要每个个体让渡部分权利。社会契约论是伴随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而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它通过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假设,合理地解释了国家与政府权力来源的基础。在社会契约论中,它设想了一种原初的社会状态,即国家或政府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这一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社会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其间,人们遵守丛林法则,享受各种自然权利。但是,在人人享受自然权利的同时,人人的权利都遭受到了侵害。为此,人们愿意通过契约的方式,自愿放弃自己在自然状态下无力行使的部分权利,并愿意把它让渡给某个政治共同体来执行。比如,洛克就认为,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防止外来的侵犯,人们便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自愿把一部分权利让渡予它。“这便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或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与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④

第二,国家或政府是权利的集合器。公民的个人权利让渡后,便产生三个方面的结果,即自然法转变为实在法、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国家权力诞生⑤。因此,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来看,国家就变成了权利的集合器,并通过自身的政治体系,将公民让渡的权利变成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享有的权力,并实现了公民权利向公共权力的转换。基于已达成的社会契约,政治共同体已经享有了人民让渡出来的权力,这时,政治共同体就需要组建一个适当的代理机构,并通过授予它行政权力把公共力量结合起来加以行使。这个代理机构就是政府,它是“介于臣民和主权者之间使这两者互相沟通的中间体”⑥,并由政府这一机构“负责法律的执行和保障公民与政治的自由”⑦。

第三,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是为了达致更大的利益。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核来看,达成个体不能实现的更大利益,是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给予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所在,正如卢梭所言,这是“以一种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生活方式去换取一种更美好的和更可靠的生活方式,以天然的独立去换取社会的自由”⑧。换言之,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利益”问题,一如卢梭所言,缔约的“双方都要相互帮助,要想方设法在这种双重关系下把所有一切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利益结合在一起”⑨。这一理论观点也得到了后世思想家的支持,比如,在密尔看来,政府行使权威的限度在于,“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们同样认为,契约的目的就是“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11)。

2.国家“主权让渡”:相对主义主权观及“欧盟”的实践

从理论上看,在社会契约订立时,个人权利对政治共同体的让渡形成了国家主权。因此,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主权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对此,创立近代主权学说的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就认为,“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12)。后来,卢梭更是确认了主权的三个原则,即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分割的、绝对的(13)。这样就形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绝对主义的主权观。

进入20世纪后,由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相对主义的国家主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权让渡的理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支。主权让渡理论以主权的可分割性为理论基础,认为主权不是质的概念,而是量的概念,它具有可增减性;在主权可分割性的基础上,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国家主权是可以让渡的观点(14)。那么,何谓国家主权让渡?有学者认为,“主权国家为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以主权原则为基础,自愿地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能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使,并保留随时收回所让渡部分主权权能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15)。换言之,一个国家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的行为,事实上也是这个国家在行使自己主权的行为及表现。

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欧洲联盟的产生以及“欧盟”机构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都冲击着传统的主权不可让渡的观念。

第一,1951年4月,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及西德共同签署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又称《巴黎条约》),接着于1952年,又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两个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欧洲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方式,来实现国家间的合作。之后,1957年3月,上述六国首脑又正式签署了《罗马条约》。至此,国家间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扩张到六个国家的所有经济部门。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时间表,1999年1月1日,欧元在由欧洲11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内正式启动,这表明了11个成员国已经将相当一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欧洲联盟来行使,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

第二,事实上,在欧盟成员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同时,也存在着让渡“政治主权”的现象。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以及2000年12月通过的《尼斯条约》,使得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国家“政治主权”的让渡,也初见端倪。另外,欧盟各成员国法律主权的让渡,虽经曲折反复,但也取得一定成果。2004年6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25个成员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同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尽管这一《条约》由于多种原因被搁浅了,但是,2007年10月19日,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新条约即《里斯本条约》,并于2007年12月13日由欧盟各国首脑在里斯本签署,《里斯本条约》将取代先前被搁浅的《欧盟宪法条约》。

以上就是欧盟国家主权,在经济、政治与法律等层面上让渡的政治实践及其探索,它反映的就是:欧洲国家正在突破“国家主权不可让渡”的传统观念。因此,为了维护和扩展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世界市场快速拓展的背景下,国家主权让渡也不是不可接受的。

3.从“顾客让渡价值”的策略到社会利益让渡的理论运思

在企业与市场领域中,向顾客“让渡价值”早已是企业发展的战略与策略之一。对此,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菲利浦·科特勒,就首次提出了“顾客让渡价值”的理论。“让渡价值”(Delivered Value)是指企业在价值塑造、价值提供与传递的过程中,顾客获得的“质量、服务及形象”等总价值与付出的“精力、体力、时间与货币价格”总成本的差。因此,企业为了赢得竞争,必须能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多的“让渡价值”(16)。从“顾客让渡价值”的理论内核可以看出,企业的价值让渡,不仅仅只是人们一般认识的对顾客让利、打价格战,进行低价格竞争的策略,而是追求顾客让渡价值的最大化,是对产品价值、人员价值、服务价值和形象价值的整体追求。在行动领域中,践行“顾客让渡价值”的典范性企业,就必须提到“超级奎因”(Superquinn)。“超级奎因”是营销大师费格尔·奎因(Feargal Quinn)创立的爱尔兰最大的连锁超市。在“超级奎因”里,顾客所获得的让渡价值范围非常广泛,许多“让渡价值”甚至都超出了顾客的一般期望,因此,“超级奎因”为许多人所喜爱,并获得了一种狂热的追捧(17)。

而在广义的社会领域,“利益让渡”这一议题,是在两个层面获得了学术界的研究与讨论的。

第一,在面对全球问题与人类共同利益时,对国家间利益让渡的思考。当今世界,人类面对的全球问题及人类问题越来越多,诸如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空间应用等人类共同利益及问题,无疑成了当代政治家、学者及普通民众关心的焦点议题。正如西方国际关系史学者所言,“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的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取‘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18)。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共同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寻求不同利益的协同共进,这其中,国家间的利益让渡,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让渡,可能就势必成为一种全球伦理原则(19)。

第二,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急需社会合作的境遇下,对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让渡的讨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中,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分化,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群体利益日趋固化,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笔者认为,“利益格局调整”就包括区域利益、集团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必须让渡”及“如何让渡”的问题。正如王道勇教授提出的,“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前提下,排除极端的激进的做法,消除利益固化的主要渠道就是进行利益让渡”(20)。

二、“社会利益让渡”是否可能

何谓“利益让渡”?有学者说:“所谓利益让渡,是指某主体通过向他人或他国让渡部分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取更多利益或达到某共同目标的原则。”(21)因此,利益让渡只是手段与策略,其结果是寻求合作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理论上看,社会利益让渡这一行为是否可能?笔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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