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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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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刚

作者简介:王刚,江西师范大学 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2 王刚(1971- ),男,江西南昌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史、古文献与学术史。

人大复印:《先秦、秦汉史》2016 年 04 期

原发期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0162 期 第 20-26 页

关键词: 海昏侯/ 墓葬/ 大刘记印/ Haihun Marquis/ mausoleum/ Da Liu Ji Yin/

摘要:从汉代称谓来看,“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它主要与年辈相关。汉代称“大”者,为父辈人物,印主刘贺为宣帝叔父辈,特制此印以隐约表达自己的身份。此外,此印有着“《春秋》笔法”,背后反映着武、宣时代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来,其一,“大”有大宗、正统的指向,由此,“大刘”隐隐有着争皇家正统的考量;其二,“大”有昌大、兴旺及壮大之义,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及身体状况有重要关联。

中图分类号:K234.1;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2-0020-07

2015年12月下旬,南昌海昏侯墓葬发掘进入关键时期。在对主椁室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在主棺附近发现了一枚刻有“大刘记印”篆书铭文的龟纽玉质印章,该印1.7厘米见方,制作精美。一面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猜测。作为出现在主棺附近的一方私印,本是关联着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的重要物证,但由于它没有直接出现墓主的姓名、官称等具体信息,再考虑到海昏侯家族所处的特殊地位及环境,我们很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通过此印,墓主及印主想表达什么呢?它有哪些历史背景及思想寄托?最近,笔者拜读了熊长云先生撰作的《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1](以下称熊文),此文对该印作了及时和必要的考订,在感佩之余,感觉到还题有剩义。下面,就不揣浅陋,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从“大刘”与秦汉的相关称谓问题看印主

“大刘记印”中的关键词是“大刘”。印主为什么要这样称谓自己?他是谁?与墓主是什么关系?背后有什么深意吗?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秦汉相关称谓的历史语境有所理解,如此,方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众所周知,海昏侯家族为皇族出身,作为刘氏宗亲,第一代侯刘贺还曾一度为帝。所以在“大刘”一词中,“刘”作为显赫的姓氏出现,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是一望而知的事实。但是,“大”所指为何呢?就颇费思量了。就词义而言,“刘氏”之“大”,无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姓氏的荣耀高贵;二是指年辈之高。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在讨论“大刘”问题时,熊文主要着眼的,就是这方面的含义,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海昏侯属于王子侯,所封者皆刘氏宗族,与印文刘氏相合。汉印中多有“巨+姓氏”之例。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巨李”“巨孟千万”等印。陈汉第《伏庐藏印》著录“巨董”“巨陈君”等印。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著录汉印“巨张千万”“巨董千万”。上海博物馆藏有汉印“巨蔡千万”。此外,亦有“大+姓氏”者,如《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大朱君”“大徐千万”等。“巨”“大”本可互训,扬雄《方言》:“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目前所见冠以“巨”“大”等字的汉代印章,均属私印。而汉印称谓中仅包含姓氏,则表明称谓中的家族指向性。基于这样的理解,“大刘记印”应属私印,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又与上文所举汉印具有类似的一面。[1]

按照熊文的意见,在汉代私印中,常有以“大”或者“巨”冠于姓氏之前的例子,“巨”与“大”可互训相通,由此断定“大刘记印”属于私印。对于这些意见,笔者没有异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刘”之“大”,在语义上与皇族身份的相关度有多高呢?“巨”与“大”既然可互训,墓主又为什么不用“巨刘”的称谓呢?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巨”与“大”在称谓上有无细微的差别?如有,它反映了什么?

翻检相关材料,诚如熊文所提示的,在汉代姓氏之前加“大”或者“巨”,乃是汉代私印中可见的一种事实。但细绎两《汉书》,在汉代,“大姓”的称谓极为常见。①“巨姓”之说则未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从“大姓”问题开始讨论。所谓的“大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地位占优的大家族,至少可以把持一方,成为地方实力派。但这种理念及事实,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细绎文本,可以发现,“大姓”甚至“大族”的称谓,在《史记》中未见。《汉书·高帝纪下》所载的:“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表述为:“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我们知道,《史记》反映的是西汉中期以前的史事,其中既然无丝毫有关“大姓”甚至“大族”的概念表述,这就从侧面说明,“大姓”观念很大可能起于西汉中期以后,应是伴随着世家豪族的逐渐崛起而来。

而“巨姓”呢,在史籍中虽湮没不见,但有关“巨”的各种提法,在文献中并不鲜见。其中与本论题有关的,主要有“巨室”与“巨万”两个概念。先看“巨室”,这一用词,起于先秦,秦汉沿用。《孟子·离娄上》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赵岐注曰:“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后汉书·仲长统传》云:“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我们注意到,在先秦与汉代,“巨室”一词在所指方面微有不同。要言之,先秦之“巨室”,首要的体现,是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家族,是由“贵”而“富”,这就与汉代的“大姓”在语义上相近。而汉人所谓的“巨室”,主要表现为“琦赂宝货”“不能容”,是只见其“富”,未见其“贵”。

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的商人阶层,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的“素封”阶层的崛起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在西汉时代,“巨室”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被“大姓”一词替代,最后沦落为“富”而不“贵”的“土豪”,从而与“素封”最为接近。具体说来,西汉以来,就大族的兴起而言,有两个途径,一是政治权力,二是金钱财势。前者表现为由“布衣将相”发展而来的政治大族,后者则是凭借着经济实力而成为令人艳羡的“素封”阶层。这些“素封”之所以成其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说得直白点,就是有钱。他们以财势抗衡王侯,甚至一度使得“封君皆氐首仰给”[2](p1162)。而这些“素封”们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钱人的顶层呢?答案是千万(千金)及千万以上的“巨万”。《史记·货殖列传》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汉书·食货志上》则云:“庶人之富者累巨万。”师古曰:“巨,大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巨”冠于姓氏之前,多与经济上的夸富有关,如熊文所提及的“巨张千万”“巨董千万”,“巨蔡千万”,皆是如此。此外,在汉印中还有所谓“巨侯万匹”[3]之说,也是在经济上加以夸张。

要之,在汉代,“巨”虽有“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素封”的自称自夸。而习汉史者皆知,“素封”势力的兴盛主要在武帝之前,武帝后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的加强,“素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单纯的炫富之风也由此不再,“富”附着于“贵”之上,成为常态。而这样一来,随着豪族强宗在西汉中后期的开始兴盛,“大姓”日益成为一种专称之后,只能表示富有的“巨”,大概就没有那么荣光了。例如,在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座“巨李钟”,学界一般都认为,这是李氏给墓主的赙赠品,“巨李”私印在汉代亦有发现,熊文中也有提及,并将其作为例证之一。黄展岳在相关研究中,曾论述道:“巨李,即大族李家。”[4](p335)但笔者对此说法有所保留,理由在于,如果“巨”可与大族、大姓相通,怎么可以允许自己的姓氏成为他人的陪葬赠品呢?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说汉初以来还可能“巨”、“大”之间差别甚微,随着“大姓”成为一种荣耀之辞,有政治身份的家族大概是不会以“巨”来命名自己的家族的。而海昏侯家族不管如何凋敝,毕竟属于皇族血脉,以“巨刘”自名的可能性较小。总之,要表示姓氏的荣耀高贵,“巨”不如“大”。

但问题是,有“大刘”就有“小刘”。倘从荣耀与高贵的角度来解读“大”的意义,那么,在汉代哪支“刘”又会属于轻贱之列呢?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归于伪问题,而且还触犯政治禁忌。以常理度之,在那个时代,刘姓与他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姓氏,作为高高在上的“国姓”,焉有“小”之理?熊文提出,“大刘”可“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但笔者以为,这种彰显大概是不需要进行的,因为它本来就很彰显,无需特别提出。在那个时代,“刘”与“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刘帝”或“帝刘”,②是尊贵而不可平视的名词。也所以,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纳了那么多文字,作者之子许冲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很自豪地表示他父亲的这部书“莫不毕载”,但翻检此书,却恰恰漏了“刘”字,这绝不是疏失所致,而只能说,极大可能与政治忌讳相关,不可随意亵渎。

也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那么,它就主要与年辈相关了。下面,来具体看这一方面的问题。

按照一般字义上的理解,“大”在年辈意义上有所关联的,一是年岁大小;二是排行。所谓年岁大小,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称“大”,反之则为“小”。当然更大一点,可以称“老”。恰如在今天的称谓中,年轻人可称“小王”、“小李”,年岁稍大,则可称作“大王”、“大李”,中老年人则唤作“老王”、“老李”。我们注意到,在汉代以至于魏晋以来的户籍管理及赋税征收时,就有“大”、“小”、“老”之别,“小”、“大”的身份,以15岁为界。③但在汉代,这种体现在年岁上的“大”,并不冠于姓氏之上,也就是说,“大王”、“大李”这样的称谓不能指个体。即便有,也是一种家族性的称谓,也即前所论及的,意在表现姓氏之显赫的一种称谓习惯。但由于刘姓的特殊,这一可能在前面已基本排除。而就排行而言,在一个家族的同辈人中,有所谓的大儿、小儿,大女、小女等的分别。在汉代则常常对应着“大男”、“大女”这样的概念,“大刘”有这个意思吗?没有。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大”不冠之于姓氏之前,汉是如此,一般来说,汉以后也是如此。④所以,所谓“大刘”之“大”,与年岁大小及排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汉代在年辈上称“大”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答案是父辈或叔辈。熟悉中国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宣帝时代,也正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所在的时代,有两对非常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小戴和大、小夏侯,前者为礼学大师,后者是《尚书》学大师。其中大戴为叔父戴德,小戴为侄子戴胜;而大夏侯为叔父夏侯胜,小夏侯则是侄子夏侯建。⑤叔父以“大”冠之于姓氏之前,以示与小辈的差别。此外,在汉代的公主称谓方面,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则为“长公主”,姑妈则由于大一辈分,则称为“大长公主”,⑥也是沿用着这样的称呼习惯。也就是说,在汉代,“大”冠之于姓氏之前者,多为父辈人物。那么,“大刘”是谁,又是谁的父辈呢?他应该就是曾为皇帝的刘贺。习汉史者皆知,刘贺为武帝孙,宣帝则是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之孙,虽年龄差在一二岁之间,⑦但刘贺却是宣帝的叔父辈。

由此,我们断定,“大刘记印”的印主就是刘贺,他在此印里隐去了具体信息,但又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身份,这既是出于某种政治忌讳的考量,同时也可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与宣泄。至于墓主,很大可能就是印主刘贺。即使不是,将此印收纳于主棺附近,也表达着自己对此印的珍视,它对自己的家族意义重大,有着内在的价值及意义。

二、“大刘记印”的“《春秋》笔法”与武、宣政治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儒学,诵读经籍成为了思想主潮。海昏侯墓主受时代风尚引领,也是一名爱好读书、崇尚孔子之人。在随葬品中,出土的两方砚台和两件有孔子画像的屏风,[5]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此,且不管墓主是否就是印主,也即刘贺本人,但他们所属的这个家族应该是诗书之家,是毫无问题的。而我们知道,在西汉经学氛围中,《春秋》作为“儒学中的显学”,[6](p99)作用最为突出。“《春秋》笔法”,或者也可以说,由此而来的“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那时读书人的思维。什么是《春秋》笔法?直白一点说,就是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言简意赅地表达心志,《左传》成公十四年论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要之,这种“笔法”总是将更多、更核心的信息隐于文后,《春秋繁露·精华》曰:“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所以,在审读此类文本时,就不能仅仅就字面意思去加以直白理解,更要左顾右盼,用关联性思维去追问背后的意蕴。毫无疑问,在此风尚之下,海昏侯墓主及印主作为尊孔崇儒之人,在思想表达方式中,是缺不了这种经学思维的。就本论题而言,这方“大刘记印”既然隐去了直接的信息,其实就是在作一种“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表述,从特定视角来看,这实质上是“《春秋》笔法”的别样呈现。那么,对于“大刘记印”的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称谓问题上,而应深入其后,找寻印主内心深处的表达,而这又必须深入到武、宣以来的政治场景中,才可能抉微探隐,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倘结合武、宣以来的政治状况及海昏侯家族的命运发展,“大刘”一名绝不寻常,它至少应该有着如下两重含义:其一,“大”有大宗、正统的指向,由此,“大刘”隐隐有着争皇家正统的考量。其二,“大”有昌大、兴旺及壮大之义,并与刘贺当年的封地及身体状况有重要关联。

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汉宣帝是以武帝曾孙的身份,在刘贺被废之后接续昭帝,成为新皇帝的。但由辈分而言,他与昭帝实为祖孙关系,在继承制度上属于非常态。由此,强调正统就成为了宣帝时代宣示合法性的重要课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中,武帝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接续武帝正统,于是乎成为了当时政治的核心所在。关于宣帝对于武帝的效仿推崇,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在《汉书》各篇章中,《郊祀志》曰:“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何武传》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王吉传》则有:“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阎步克指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7](p370)

宣帝能够接续武帝正统,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最大的资本就在于他是武帝长子一系的唯一后代。”所以他即位后,竭力为自己的祖父,也即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平反,[8]俨然以武帝的大支嫡传而自居。但必须指出的是,倘从武帝时代的政治规矩来看,这是很成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戾太子这一支原先虽然是嫡长子系统,为大宗所在,但按照武帝朝最后的政治定性,它却是被废黜的一支,而且还是大罪之族,最终满门被斩,宣帝是唯一遗留下来的幸运儿。要之,戾太子因巫蛊之祸而起兵,虽有冤屈,但毕竟发动的是一场兵变。所以武帝在晚年时,虽对此事有所反思甚至是深自悔恨,但终其一生,还是认定戾太子为有罪之身,一个“戾”字其实早就盖棺定论了。不仅如此,戾太子母亲卫子夫也由此受到牵连,在被废黜后自杀身亡,连谥号都没有,至宣帝即位时,才改封为“卫思后”。总之,不管如何平反或开脱,只要追寻到武帝时代,宣帝就是出于被废有罪之家,所以,他所看重的所谓大支或嫡传,实际上是经不得质疑的,要而言之,在武帝晚年,这一资格早被取消。只不过随着宣帝朝皇权的日渐加深,臣民们不敢旧事重提,发声反对而已。

那么,如果宣帝算不得武帝正统,谁才有资格担当呢?答案就是刘贺所在的海昏侯家族,至少在刘贺家族看来,他们最为合格。习汉史者皆知,武帝晚年,在重重疑云下,最终是八岁的幼子刘弗陵被立为了太子,不久,武帝驾崩,在霍光等人的拥立下,幼子登上帝位,成为了后来的汉昭帝,昭帝朝的合法性因此一度受到皇室及民众的强烈质疑。⑧昭帝以幼子得立,加之疑点甚多,时人的怀疑实属正常。因论题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讨论,仅在此提出两大相关问题:一是昭帝的合法性,刘贺本人是不以为然的;二是刘贺认为,不是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昌邑哀王刘髆才是真正的武帝传人。所以,据《汉书·武五子传》及《霍光传》,当刘贺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承大统时,本应以儿子的礼仪为昭帝居丧行礼,但刘贺不仅不如此,甚至连仪式性的哭都不愿意。而对自己的父亲,则以“三太牢祠”,“称嗣子皇帝”。

揆之于史,刘贺这种举动不是一时的任情而为,而是对过往历史做出判断之后的结果。习汉史者皆知,武帝在晚年最为宠幸的女人,是刘贺的祖母李夫人,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她还具有超高的政治地位——皇后身份。《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载:“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也就是说,在卫子夫之后,是由她来坐在皇后位置上的。由此,李夫人的儿子,也即刘贺的父亲刘髆自然“子以母贵”,最应该成为太子,乃至后来的皇帝。然而,刘髆却在昭帝接位前后莫名地死去。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已很难明了,但前已论及,昭帝即位本就存在着质疑,刘贺家族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这种事实与变故呢?所以,不管是居丧不哭,还是称“嗣子皇帝”,它所表现的,实质上是刘贺对昭帝皇位的不认可,及对父亲和自己家族的冤屈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之上,再来细绎“大刘”之名,隐然有深意存焉。在笔者看来,按照刘贺家族的逻辑,如果说“大刘”有大支嫡传的意义,那么,就接续武帝的正统性而言,昭帝为幼子得位,又非出自皇后之门,得位不正,自然算不得“大刘”。而宣帝虽出自长子系统,而且祖父为皇后之子,但经过武帝晚年的变故之后,这一支早已成为了戴罪之家,失去了承接武帝正统的合法性。而唯有配食武帝的“孝武皇后”——李夫人的后嗣,才是真正的“大刘”之家,所以,我们由此就能够理解,刘贺何以敢自称“嗣子皇帝”。也所以,所谓的“大刘”,也就应该有刘贺蔑视昭、宣二帝,并进而否定宣帝接续武帝正统的同时,隐然自任为正统传人的内在意向。

明了这一意义之后,再来简单地看第二个方面的含义。

我们知道,刘贺本为二代昌邑王,海昏侯家族对这一身份,看起来是极为重视的。根据本次海昏侯考古发掘的相关报道,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此外,有大量书写“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在一件青铜豆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9]这说明,刘贺家族对于当年的“昌邑”情有独钟,或者也可以说,“昌邑”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情结和逝去的美梦,是念兹在兹的东西。

就字义来看,“昌”,有着大且美的意思,常作为一种吉祥用词而出现,“昌邑”,且大且美的封邑,这样的观念,在字义上应该是能够成立的。而来到海昏,可能会更加深这一心理认知。我们知道,先为县后为侯国的“海昏”,就字义而言,指的是鄱阳湖以西。“海”应该是比喻那片辽阔的鄱阳湖水域,“昏”则借太阳西下的黄昏来代指西面。然而,在经籍中,“昏”又有早死之义,《左传》昭公十九年载:“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引贾逵言:“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孔颖达疏曰:

夭为少死也。《尚书》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为早死之名,故为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谓未三月而死也。总说诸死,连言之耳。

刘贺应是熟读经籍之人,对此当然是熟悉的,并理所当然地有所禁忌。在厌嫌“昏”的同时,且大且美的“昌”就更加使其追念不已。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据《汉书·武五子传》,刘贺在海昏曾属意于被封为“豫章王”,除了地理条件的便利之外,“豫”与“章”也有大且美的字义指向。此外,当“昌”被用于形容人的时候,还可与身体的高大修长发生联系。如《汉书·儒林传》记有“申章昌曼君”,颜注引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我们知道,“曼”有修长美丽的意思,与“大”可通,并与“昌”意义相近,故而被用之于有连带关系的名与字之中。不仅如此,作为符合汉人审美标准的名词或概念,“长大”或“壮大”既悦人耳目,同时也是一种帝王气象。《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钩弋赵倢伃》曾载昭帝幼时之事,其中这样说道:“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师古曰:“壮大者,言其形体伟大。”而据《汉书·武五子传》,昭帝驾崩后,群臣一度属意于广陵王刘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壮大”,而刘贺本人也被记载为“身体长大”。总之,“昌”与“大”之美有着关联,而刘贺又是“身体长大”的“昌邑王”,他命名“大刘”之际,既有对海昏的抵触,同时又饱含着各种复杂微妙的心情。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再来审视海昏侯墓葬物品,就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随葬品中的柿蒂纹纹饰。作为海昏侯漆器中最常见的花纹,有专家指出:“柿蒂纹是这批漆木器纹饰运用的主要造型,还有许多种变体花纹,绘出了很多抽象图案,但它们的母体都是柿蒂纹。这也意味着,西汉海昏侯墓的标志,也可能会采用柿蒂纹。”[10]这样一个汉代多见的文饰,按常理本无足深论,但在海昏侯墓葬中如此多地出现,乃至可谓标志性纹饰,内中就没有深意吗?我们以为,有。因为海昏侯所处的特殊景况,使得这个家族在抑郁之下,有太多需要含蓄表达的内容。所以考察海昏侯墓葬,既应以常理度之,更应跳出常态之外来看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柿蒂纹问题上来。“柿蒂”是后来的俗称,并不雅致,对于刘贺家族来说,当以其雅名为规准。据李零的考订,柿蒂纹的本名应为“芳华纹”,其基本根据,是战国镜铭中的“芳华蔓长,名此曰昌”。而且他还指出:“‘芳华’屡见于古代诗赋,不胜枚举。如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11]我们注意到,此一论述中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此纹饰“名此曰昌”,明显指向了“昌”,并联带有“蔓长”等与“大”相关的词汇。海昏侯家族借此关联,寄托出“昌邑王”、“大刘”的意义,应非臆说。二是此纹饰与美人相关。就本论题而言,最重要的美人,那就是李夫人了。据史书记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痛惜不已,曾作《悼李夫人赋》而寄托无尽的哀思,此赋收录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中,其中“惜蕃华之未央”,“芳杂袭以弥章”云云,恰与“芳华”意境相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柿蒂纹在海昏侯墓葬品中应该有着特别的寄托。而进一步言之则是,这一寄托不仅隐隐表现了海昏侯家族为“芳华美人”之后,更是正统所在,是“名此曰昌”的荣耀一族,这一族本应高居皇位,但现在却沦落于此。由此,它与“大刘记印”正可相互印证,反映出刘贺及其家族不满与哀痛的情愫。

当然,关于“大刘记印”应该还有更多的信息隐于其后,如它的龟纽是否有隐含的深意?与它一起出现的玉具剑,还有未刻字的玉印,它们相配套在一起,这些是否有着早期宗教信仰或仪式性的内容呢?由于篇幅及材料所限,本文不再论及,仅就以上两方面提出自己的浅显意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①如《汉书》中,《赵广汉传》载:“郡大姓原、禇宗族横恣。”《酷吏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在《后汉书》中,《光武帝纪下》有:“郡国大姓”;《冯异传》:“郡县大姓”;《赵憙传》:“舞阴大姓李氏”,等等。

②如《汉书·王莽传下》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续汉书·祭祀志上》则有“帝刘之九”“帝刘之秀”的说法。

③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杨振红:《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④如在汉简中有“骊轩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次女□□□□□……”(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旧唐书·文宗纪下》则有:“诏故澧王大男汉可封东阳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陆郡王,第三男演可封临安郡王。”

⑤《汉书·儒林传·孟卿》载:“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周堪》载:“(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后汉书·儒林传上·孙期》:“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汉书·艺文志》则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⑥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正义》曰:“汉制,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姑曰‘大长公主’,仪比诸侯王。”

⑦刘贺旋立旋废,宣帝最终得立,这一事件发生在前后相续的同一时间段。关于刘贺的即位年龄,廖伯源在《昌邑王废黜考》中指出:“《汉书·武五子传》谓宣帝地节三年,山阳太守张敞奏故昌邑王贺事,谓故王时年二十六七。地节三年(前67年)时二十六七岁,则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即皇帝位时为十九、二十岁。”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而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死于黄龙元年(前49年)冬十二月甲戌,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寿四十三。”

⑧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张小峰:《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第二、第三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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