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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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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陈文通

作者简介:陈文通(1941-),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 18-41 页

关键词: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实经济关系/ 改革发展历史经验/ 特殊规律  contemporary Chin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e facto economic rela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law/

摘要:研究和写出一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学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当代经济理论界历史性的责任和使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这部政治经济学,既不应当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学(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构成)的修订版,也不应当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更不应当是改革开放以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为西方经济学的再版,而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为指导,从同当代中国生产力相适应的现实经济关系出发,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已经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关系为基础,揭示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5-0018-2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1月23日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肯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要求。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是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指导思想。

这篇导言是作为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而作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里所说的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科学或经济理论;而政治经济学有十分确定的研究对象。第二,政治经济学有鲜明的阶级性,这里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工人阶级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为其他阶级服务的,特别是,它不是资产阶级的、资本的、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适合于“当代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历史时代,更不是其他国家。大纲贯彻了两个导向:科学导向和问题导向。一方面,坚持被实践反复证明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坚持从当代中国总体的(而非个别的)、呈现规律性的(而非零散的和偶然的)现实出发,尊重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这里主要说明以下几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和定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现状的评估;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认真反思和回答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如何实行根本性变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方法。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和定位(研究对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三个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后是如何界定当代中国。

(一)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内涵和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涵义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研究对象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能随意扩大或者缩小。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内涵)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不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囊括所有历史时代;狭义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涉及人类社会的特定生产方式或某个历史时代。《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只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内容来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和财富生产本身。[2](P383)财富的材料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而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关系)所改变,或者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对象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同物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3](P44)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但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也不是商品学。因而,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的研究不同于商品学和工艺学。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主要说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或者说,现实的生产力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以及相适应到何种程度,因而,不能不涉及现实的生产力,不能不涉及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劳动的社会结合,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更不能不涉及生产力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实现形式(如资本的生产力);但政治经济学毕竟不是生产力学,它不研究同生产方式无关的抽象的生产力要素,不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纯粹的自然力。

一般地(广义地)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P489)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由重农学派和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18世纪的产儿;而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创造。[4](P492-49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他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然而,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5](P4-1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区别在于,前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科学地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P589)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稀缺出发,主要研究社会选择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理论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主要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

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是同物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一定阶段上和一定社会形式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历史的科学,旁及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过时的形式,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其他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在人类社会的一定阶段上,为什么必然地采取这样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不是那种社会形式;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历史的形式为什么必然地为新的形式所取代。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学、商品学、工艺学等等区别开来。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

确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首先需要界定“当代中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当代中国”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但是,正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不能不同时考察和它相联系的那些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并存的一些落后国家的生产方式一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孤立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关系,而需要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关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等等。因此,“当代中国”的起点和上限,应当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中国,即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如果把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那么,“当代中国”可以着重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的中国。从历史的大跨度看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不过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段弯路。“当代中国”的下限,理论界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按说,应当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发生新的全面质的变化时的中国。也就是说,现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私有制、资本和雇佣劳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历史任务,已经具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联合劳动,以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条件。或者说,当代中国的下限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历史任务的时候。因此,“当代中国”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后半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其他变异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因此,对“当代中国”的下限作下述种种理解是不确切的——第一种,理解为“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第二种,理解为“体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之时;第三种,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之时。现代化和制度定型,都包含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之中。“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基本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同市场经济形式相适应的经济关系。

当代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这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分作两个阶段,那么,“当代中国”就是它的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和前面所说的一般内容是相同的,即研究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以及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这个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区别在于,中国现在仍然处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之中,经济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还没有定型。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反映改革中经济关系变化的主要过程、阶段和变化的规律性,不能不研究带有规律性的改革阻力,不能不研究突破种种阻力的对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完成时代赋予它的艰巨任务:应当为寻找同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服务,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为应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为当前的发展和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简要回顾和基本评估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过去和现状,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和问题如何评估,至关重要。其中,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一个普遍原则。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分为二和坚持问题导向;在肯定成绩和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清楚中国政治经济学目前存在哪些重大和根本性的问题。

(一)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估

三大划时代创新理论成果没有得到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形成了三大划时代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理论。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也存在遗憾、缺陷和不足。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在襁褓之中就被“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核心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所否定。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科学理论没有得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撑,没有说清楚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性成果,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种同后发展国家相适应的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对这一划时代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完全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以更加科学的范畴和理论语言将其表述出来,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给出质的规定性;而是主要在表面化地解读“中国特色”上做文章,既模糊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也模糊了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这不仅使人们搞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其他“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的区别和联系,也使西方庸俗经济学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有机可乘,以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人们可以任意解读和被利用的标签。包括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首次以理论的形式对传统发展方式提出质疑,阐明了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内涵;但经济学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揭示出传统发展方式借以形成和难以转变的根源,也没有为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奠定现实经济基础的思路,而是更多地做文字游戏。

中国政治经济学显著滞后于政治决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包含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成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新的战略对策的理论,等等。在此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学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一是确认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不可逾越,中国必须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和交换方式应当是市场经济;二是确认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代价高昂,不可持续,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显著滞后于政治决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理论上没有起到先导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不少理论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实际上不过是超前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和建议。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关系的大变革中,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并没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没有充分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精神,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没有以科学的理论说清楚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性质和目标,也没有说清楚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而是更多地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和平庸教条。一些经济学家口头上也讲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更多的是穿靴戴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题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版,既未能说服“左”的和右的两个极端的人们,也未能说服普通的工农大众,甚至也未能说服经济学家自己。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被边缘化了,而且,主流经济学正在以“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把包括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并加以贬低和排斥。我们可以从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对改革的理论认识来说,许多经济学家既没有科学说明中国改革的必然性和实质,也没有科学说明原有的经济关系在改革中发生了什么样质的变化。改革本来主要是为了纠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错误。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超阶段的并不是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关系,不是所有制关系(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而是资源配置方式,即经济形式和交换方式;不是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关系,而是表层的、外在的经济关系。他们先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做文章,尔后又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做文章,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显然,主流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仍然肯定和固守社会主义改造和“继续革命”的消极成果。但是,这种认识同改革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改革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体小生产,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使经济关系回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是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理论勇气作出回答。“市场经济”是什么,在国际社会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理论上是十分确定的。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对科学认识“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实质提供科学依据;而是把中央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政治家的政治语言直接当作科学理论,把需要从理论上证明的东西当作先验的公理,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和出发点。许多经济学家只是对改革的政治决策和有关文献作表面上的牵强附会的文字解读,只是在中央文献中已经提出的判断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演绎和逻辑推理。例如:既然把改革定性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就完全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必须为主体了,就必须把市场经济界定为“资源配置的方式”了。进一步的逻辑推论是:既然中国必须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又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市场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也就“突破”或者“修正”了先前的理论认识:一方面,“突破”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商品生产是一种历史性的经济关系,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共同占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另一方面,“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改革的实践面前,这些“突破”和“修正”完全是虚幻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本质上是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同现实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如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前提,那就必须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和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和创造出制度基础,培育出广泛的市场主体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这种改革无非是容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创造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这样一来,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乃至国有企业的内部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预设的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在理论上承认这种变化;相反,必须反复申明:中国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改革的核心只在于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或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所改变的只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股份公司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按要素分配包含了按劳分配;等等。这种理论概括和现实的经济关系相去甚远,根本没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就对发展的理论认识来说,主流经济学家既没有说清楚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经济根源,也没有科学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陷入极大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央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认识到,而且每到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路子、企业经营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认识到问题的核心是发展方式,关键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即发展以什么为中心。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决定发展目的、落脚点和中心的经济关系是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把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归结为一定发展阶段的自然现象,而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发展思路无关;与此同时,用西方经济学的惯用语言说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无非是结构性、周期性、外部冲击等等。所谓结构性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周期性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景气周期”;外部冲击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市场的萎缩,从而冲击了我国的出口。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用所谓“三期叠加”“中等收入陷阱”这类玄乎的概念,说明困难的原因——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只能是无所作为和一蹶不振。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既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无关,也同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无关;既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也同改革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无关。

总之,中国的主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为发展和改革提供真正科学的和充分的理论依据,没有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系统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大落后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其中,发展的理论避开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历史遗产,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避开了发展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理论避开了市场经济的真实属性,掩盖了经济关系发生的实质性变化,避开了“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及其消极后果。30多年来,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在做两件事:一是引进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二是对中央文献作表面的牵强附会的解读。这两件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名义下做的。但“中国化”和“创新”并未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六个不够准确”

一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准确,没有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摆在应有的重要地位。自列宁以来,理论界一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列宁的概括——“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中,而不是放在恩格斯的概括——“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之中,不是作为最伟大的理论发现之一来对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概括不够准确,从而被贬低、被割裂、被修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准确。在“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深刻批判的产物,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规律为指导,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信念,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现实运动。但是,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被说成是“来源”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处于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平列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科。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和运用不够准确。如果说,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为不断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都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的。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解读比比皆是。例如:把《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说成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方式;把生产方式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不是劳动者和生产的物质条件结合的社会方式,或生产的社会形式;把所有制仅仅说成是对生产资料的归属(法律所有权),而不是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他们还由《资本论》得出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左的观点。例如:从“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论述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商品生产;认为《资本论》同时也是“商品经济论”“市场经济论”;认为不仅有“资本主义资本”,也有“社会主义资本”,而“资本一般”则是对这二者的进一步抽象;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如果抽掉、舍象掉其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或社会化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把《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论述说成是超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一般理论;认为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劳动者个人股份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个人所有制”,认为股份公司就是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一些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庸俗经济学家的“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说,说成是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并把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特殊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说成是“生产一般”中的抽象一般关系。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论述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得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产物。诸如此类不准确的解读和演绎,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和“马工程”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地以讹传讹。

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认识不够准确。这两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都是在纠正“左”的错误、推进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照搬其他国家(例如苏联)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也许还有利于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实现道路的顺利转变。但是,“中国特色”毕竟是一个没有质的规定性的说法,不能表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经济社会关系;没有表明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共同点、历史联系、质的区别)。因此,应当用一个规范的范畴表达出来;这样的任务应当由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主义学家)来完成。然而,经济学家并没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特色”作出科学说明,更没有提出一个科学范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可以降低人们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过高期待,有利于纠正超阶段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定位在何处,没有给出确切的定性,而文献本身的解释又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把中国现阶段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从而将其置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另一方面又被说成“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一方面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澄清和消解这个矛盾的任务,同样落在了经济学家的身上。但是,一些经济学家的解读不仅没有澄清矛盾,反而在文献的基础上退步了,把特殊的概念变成了一般概念。总之,在这两个概念中,一方面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画等号;一方面又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始终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产生于落后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甚至也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四是对改革中形成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不够准确。对改革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不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关系对改革实践指导的正确性。我国的改革是由中央主导的,一些重要概念必然首先出现在重要文献中。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事前和事后都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事前作为理论顾问需要提供科学的咨询;事后作为专家、教授和学者需要进行准确的诠释和解读。实践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真正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前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重要概念以外,还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和判断。例如:把我国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认为我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由这些概念和判断衍生出来的概念还有:把“资本”概念一般化和物质化,将其用于所有的生产方式,并将其和生产的物质要素等同起来;把雇佣劳动说成是“合同劳动”,把私营企业中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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