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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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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永佶

作者简介:刘永佶(1951-),男,河北抚宁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等研究,北京 100081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当代经济研究》2016 年第 201610 期 第 25-36 页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四要件/ 中国政治经济学/ 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

摘要: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在其国度性范围内,都是由四个要件,即主体、主义、主题、主张构建的。虽然所有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研究者都未指出这一点,但它们却又都实实在在主导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理论体系。由于众多的研究者未能明确这四个要件及其关系,因而在研究中走了许多弯路,所论证的学说体系也显得难以理解。当我们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时,必须从方法论上明确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由此设计研究的思路,建构理论研究和论述的体系。

一、政治经济学的四要件:主体、主义、主题、主张

政治经济学是以系统的经济概念体系区别于古代经济思想的,它的形成,是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为基础的,并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矛盾出现后,得以逐步演化的。[1]国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对特定区域内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界定。国度性经济矛盾是上述两层次经济矛盾的集合,也是其具体的存在形式。国家不仅是世界经济矛盾存在的一个单位,也是从政治上对该单位范围内全部经济关系的集中概括和制约。同时,国家又是文化存在及作用的界定,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也在国家范围内体现。[2]主体、主义、主题、主张是任何国度政治经济学都必须有,但又未有人明确规定的四个必要构件。在方法论上明确规定这四要件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且对各国政治经济学,乃至世界一般性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必要的。

主体,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据,也是四要件中的基础。在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把阶级性规定为基本属性,并明确其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这与我们所主张的主体相近,但又有差异。我们所说的主体,包含两重意思:一是阶级主体,二是研究主体,二者是统一的。研究主体即研究者,不是外在于阶级主体的,而是阶级主体的一分子,其个人利益与所在阶级的利益是统一的,从统一的角度概括本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

主体是意识的根据,个体人作为主体是以其社会存在为前提的。从来没有超出主体的意识,也没有脱离社会存在的个体。政治经济学现实中活着的人从自己社会存在的矛盾中形成的经济意识的集中体现,首要的是对研究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概括,进而是从主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矛盾的规定。

阶级内部是有阶层和集团之分的,这也会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上。自政治经济学形成以来,其在西方国家已出现了若干学派,究其原因:一是历史阶段的演变;二是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主体。正是由于主体的差异,才导致不同的经济理念和体系。二三百年来,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各阶层、集团,都在政治经济学上有其代表。同样,劳动者阶级中的各阶层,也在政治经济学上提出了自己的观念和主张。

主义,是由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的基本理念。因主体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主义,是阶级社会以来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在现代尤其突出和明确。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若干主义相互对立、斗争,但概括起来,主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总的主义。其中,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准确的,而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不是准确的概念规定。对此,我在《民权国有》[3]等书里多次指出过,其要点在“社会”一词,“社”为群体,“会”为人的集合性活动。“社会”既可以表示群众的存在,又可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以“社会”加上“主义”构成的“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第一,关于总体、集体的理念;第二,规定人际关系的理念;第三,从集体、总体立论或为中心的理念。但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明确表示其主体和性质,而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主义,都是关于“社会”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表示所有关于社会的学说。因此,我提出“劳动社会主义”以取代“社会主义”这个不准确的提法。而与“资本主义”相应,也可以用“劳本主义”。“劳动社会主义”或“劳本主义”都能够准确地表示其主体是劳动者,其性质是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与“资本主义”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其性质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集中抽象概括相对应。

现代社会,除资本主义与劳动社会主义(劳本主义)两大主义,还有旧时代遗留并有其主体和影响的封建主义、集权官僚主义及其变种官僚资本主义,它们虽然已不在世界总的意识形态占主流,但在某些国家却还有相当的地位和作用。

只有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明确自己的主义和主体,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则将自己说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客观经济规律”的表述者,它将所有人都规定为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资本的所有者(为此将劳动力和技能也说成资本),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其主体就是全体“经济人”,其主义也就是所有人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而各个国家及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代言人,又都根据其主体的特殊利益,具有各自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特殊主义。比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实为大资本财团的代表,但其主义的表述却看不出主体所在,只有对其主题和主张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封建主义、集权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不愿意表明自己的主义和主体,它们的思想代表及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主体,则利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将自己都意识到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利益隐藏其中,打出为国家或民族总体(他们掌控的权势使他们自以为是国家或民族的代表)经济利益论证的旗号。这样,就使政治经济学的主义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真伪难辨。

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要件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统一,根本就在劳动者为主体,这是与英、美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所在。英、美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根本也在主体,不过是以资产阶级或行政集权领导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为主体。虽然它们都未在方法论上明确“四主”及其关系,但其主体性却是坚定的,透过其被“客观”认识论掩饰的并不明晰的论述体系,依然可以把握其“四主”的统一。

时下一些人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其或许有一个原因是由于主义名义上的混乱。然而,主义名义上的混乱并非不谈主义的理由。正是由于混乱,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才更需要明辨他人宣称的主义之实质,更需要根据个人及所代表的主体群体利益,来明确、坚定自己的主义,由此来选择确定研究的主题。

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主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从字义上说,主题就是研究和论说的主要问题。小至一篇文章,大到系统学说体系,都有其主题。主题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范畴,是方法论所要探讨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的要件之一。主题的核心、根据、前提是主义,主义内在并具体化于主题之中,主题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中确定。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界曾进行过关于研究对象的争论,当时参与争论的人都力求从“客观”的角度,为政治经济学确定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或是生产关系,或是生产方式,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之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几百年来,各个政治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之所以如此,不在于经济矛盾自身,而在于由主义所主导的研究目的的差距,因此,确定研究对象,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有目的的选择。经济矛盾是现实存在的,选择某个层次研究,如何确定研究范围,都与研究目的直接相关。根据主义有目的地从现实经济矛盾中选取某一层次和范围,作为研究对象,进而依循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由此也就确定了主题。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因时代、国度及阶层、集团的差异,分为若干学派,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有一个总的主题,即探求有效配置和利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总主题之下,又分不同的支主题。正是对众多支主题的探讨,使总主题得以充实和实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有共同的主义,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其主义,但他们都明确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把握了利益,也就明确了研究目的,从而确定了主题。从他们的主题,进而其主张中又可以发现其主义。

号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义,但是否为真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从其声明来看,必须通过其主题和主张来验证。早期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仍沿用斯密、李嘉图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但在主题上却有了质的差别,他们不是把增加利润、增殖资本作为主题,而是把从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探讨维护劳动者利益作为主题,马克思明确以产业工人阶级为主体确定主义,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规律,探讨制度变革途径作为主题。以此建构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体系。而以“马克思主义者”名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有的是能把握马克思的主义和主题的,有的则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根据自己小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利益而确定了与社会主义背离的主题。

主张,是主题的延伸,是从主题的研究中形成的基于主义而得出的维护、实现主体利益,并据此提出的对待经济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如果说在主题上还可以隐晦其主义和主体,但在主张上则必须明确论说,从而使主义和主体得以展示。不论依哪种主义而展开的主题研究,都是针对经济矛盾的,其主张也必然都是针对经济矛盾的。不论是正视矛盾、解决矛盾,还是掩饰、回避矛盾,都要亮明观点,为研究者所代表的群体主体——阶级、阶层、集团及其政党或团体提供可以应用,即转化为纲领、路线、策略和政策的建议。现代社会的各群体主体,都有相应的政党或团体在政治、经济、社会中代表其利益而展开活动,这些政党和团体在制定纲领、路线、策略和政策时,都要依据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和学说。这又正是政治经济学主张实现的社会条件。政治经济学主张通过法律、政策、纲领等作用于经济矛盾,使各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在经济矛盾的演化中得到验证。

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具体而直接地体现着主体群体的利益,是主体群体对经济矛盾演化的意愿表达。各阶级及其阶层、集团都是现实存在的,他们的利益就是经济矛盾的内容,对经济矛盾演化的意愿是其经济意识的重要因素,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是以学理形式对主体群体经济意愿的概括。也正因如此,会形成有明显差异,甚至对立的主张,并贯彻于各具体经济学科之中。从某种意义说,似乎主张是先于主题的,因为在进行主题的研究之前,特别是一些专题性研究,研究者或者会得到相应集团或组织的授意,或者(极少数)自觉地接受了其阶级、阶层的经济意愿。研究主题只是为之前的主张寻找论据。不过,经济意愿与政治经济学的主张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表现于逻辑层次和学理性上。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是以对主题深入研究为基础的,是学理性的表达,所以,它更集中、明确地概括表述了主体群体的经济意愿,又是主题和主义作用于现实经济矛盾的必要中介。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现代中国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4]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5]要真正地对中国经济矛盾作出规定,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和主体性,由此而从现实和历史中进行总体上归纳性的研究,同时对经济矛盾的系统和层次进行规定,在前人已有的相关认识,特别是马克思有关经济矛盾第一、二层次论述的基础上,形成对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的规定,以此为前提,集中分析中国经济矛盾。[6]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矛盾演化的要求,是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表现。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曾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领先于世,但却阻滞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正当满清皇朝巩固并强化集权统治时,欧洲的英、法等国已进行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进而又展开了以全世界为资源地和市场的大侵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自以为是的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之腐朽无能充分暴露。是守旧而灭亡,还是变革求发展?中华民族必须选择。当官僚地主阶级反对变革,甚至其“开明派”也只是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为外国大资本财团充当买办,从而使中国成为其附庸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变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其脆弱性,不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中国的切实社会变革,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劳动者主体,以从俄国传来的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最伟大、最曲折的社会变革。迄今为止,这场变革远未完成。

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开启了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的进程。虽然新旧统治势力总会以各种方式阻挠这个进程,但已经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进程,形成历史进步的洪流,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这个进程的体现。正是这个进程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争取成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也就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中国社会变革初期的主体主要部分是农民,但不仅是农民,在变革之初工人和知识分子数量虽少,却是变革主体中的先进力量,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迅速增加,成为社会变革主体劳动者的主干和先导。

中国的社会变革目标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文化变革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为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创造条件与社会机制,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的社会表现。只谈发展生产力,不谈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回避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偏见。唯生产力论者不考虑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反而贬损劳动者权利,或许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压低工资等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不可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有效生产力,更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是制度与文化不适应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发展。工业文明不仅是使用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文化的变革,增加劳动者权利,进而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率先工业化,根本原因在于废除了旧的封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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