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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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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郭克莎

作者简介:郭克莎,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电子信箱:guokeshaa@263.net 361021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经济研究》2016 年第 20169 期 第 4-16 页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 理论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the new normal/ theoretical rationale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摘要:党中央在研究经济形势中将短期走势与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根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从适应生产力发展阶段看,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已进入后期阶段,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将发生较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一致的。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长期高增长并进入较高收入阶段后,都出现了以增长速度大幅回落为特征的重大转变,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增长机制等都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其历史经验为新常态提供了佐证材料。从推进经济发展取向看,提出新常态的战略思想,也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常态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将被实践证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国际经济运行的新趋势、新变化,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内涵。新常态揭示的是新阶段的表现形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进入新阶段。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概括,是认识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体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央关于新常态、新阶段判断的确立,不只是涉及短期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是关系到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创新。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对经济新常态的一般政策性解读,而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阶段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和阐发。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或新阶段判断的确立

从哲学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现或新阶段的到来,作为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已经具有了质的规定性。①党中央对新常态或新阶段的分析判断,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和最终确定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形成过程。

首先,从分析形势中获得了新的认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内经济运行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应对冲击,我国在当年年底和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把急剧下滑的经济迅速拉了回来,2010年的增长率重新达到两位数。但随着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经济增速又开始较快下行。其中,外部环境带来了一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全球经济增长在2010年反弹到4.1%后就连续3年下滑,国际市场动荡和外需相对收缩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而主要的问题还在国内,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内需不足的矛盾突出,尽管宏观上采取了不少稳增长的调控政策,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新一届中央在广泛参考社会各界尤其是国家智库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坚持对经济形势变化进行综合性深入分析,认识到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是因为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交错在一起,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长期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留下了滞后影响。这就初步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转变的看法。2013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②接着,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中国经济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的判断。以上两个方面的阐述,表明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形势和进程的初步认识,包含着从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待当前经济运行特点的思路,为新常态或新阶段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不过应当指出,当时的思路还不清晰,总体上仍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较短的过程,如速度换挡期、结构阵痛期、政策消化期,都是短期性的概念和表述,对这个时期过后经济运行的状态、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

其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和主要特点。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③这是我国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就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联系在一起,表明新常态是新阶段的表现形式,同时要求从战略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来适应这个阶段,显示了其具有长期趋势的性质。但为什么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而没有直接使用新阶段的提法?这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借用了当时国际上的一个热门表述。自从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默罕默德·艾里安在2009年提出“新常态”(new normal)的概念之后,美国的不少名人,包括萨默斯、克鲁格曼等都从不同角度使用了这个表述,使“新常态”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比较热的概念。但无需解释的是,中国的新常态显然与美国的新常态有着根本区别。二是考察工作时稳定和增强地方信心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形势、积极应对挑战,采用了比较通俗的表述方式,并把经济新常态与平常心态联系起来,鼓励干部群众适应经济变化,增强发展信心。三是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选择表述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新阶段是一个理论性的概念,而新常态的表述则更接近实际,容易被接受。四是对新阶段的认识和判断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时新常态的概念第一次提出,用于解释阶段性特征。用形象化的表述代替确定性的判断,显然更加稳妥和合理,留出了深入探索的空间,有利于各方面达成共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很多重大理论形成的必经过程,也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认识和分析实践的客观要求。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揭开了分析判断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序幕。2014年7月29日,在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④他把适应新常态与正确认识阶段性特征相提并论,强调既要认识这种变化又要适应这个进程,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⑤这是第一次阐述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概括了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2016年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⑥这一次,他把新常态的主要特点由三个增加到四个,加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并加强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变的政策指向,更加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

最后,确认阶段性判断并进行全面论述。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了全面分析并明确了大的政策方向。会议指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和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基本趋势,全面论述了进入新阶段的客观必然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⑦至此,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分析判断基本确立,对新阶段的前进方向、发展路径、大政方针也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此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又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新常态与新阶段的内在关系,以及作出这个判断的实践意义。他指出:“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⑧这样,中央从分析经济形势开始,到判断进入新阶段结束,实现了对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

在2016年年初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并注意克服几种不正确的倾向。⑨这表明,对新常态或新阶段判断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有关理论研究的完成或终结,而是对深化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深入系统地研究新常态或新阶段的理论根据、理论问题,依然是全面把握新常态战略和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承担。与作出新常态判断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新常态或新阶段的时期有多长?探讨和判断中国新阶段的时间跨度,需要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时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刺激拉动的经济回升和政策淡出引起的增速回落,这个波动过程可看作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期,即外部事件成为内部矛盾变化的导火索,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出现转变的要求。此后,三个因素推动了这种转变趋势的形成。一个是经济增速下行主要由内在原因引起、作为市场机制作用结果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在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中逐步达成了共识。另一个因素是中央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性,并提出了适应发展阶段转变的新要求。还有一个因素是政府改变了强力调控经济运行的观念,不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实施适度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正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综合效应,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成为现实趋势,实现了理论判断和实践进程的统一。因此,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时间起点,基本上可确定在2012-2013年期间。

二是“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关系,主要有“包含”关系和“承启”关系两种不同看法。⑩实际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新常态思想是对“三期叠加”阶段认识的深化,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递进的过程,但“三期叠加”阶段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而是经济新常态或新阶段中的一个前期阶段。其中的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由于市场作用与政府行为的不一致,可能会延续较长时间,但也只是新常态或新阶段的一段时期,换挡时间、阵痛时间完成后,还要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时期;至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以及对前期高增长政策的消化期,也将在增速换挡的过程中完成。在新常态的判断确立之后,“三期叠加”阶段的分析仍然有现实意义,度过这个时期,是新常态或新阶段进入平稳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三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看,中高速增长的区间大概为6%—8%,中低速增长的区间大概为4%—6%。如果以2012年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起点,那么中高速增长的时间大体可持续10年以上,此后经济增长可能下行到中低速区间。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库珀的预测(理查德·库珀,2015),中国从2010年到2035年期间以美元计算的年均GDP增长率为6.7%。按照这个预测,我国中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达到25年。由于新常态的另外几个特点即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把中高速增长的定义范围扩大到中速增长区间(即4%—8%,中间值为6%),则新常态或新阶段的持续时间将超过20年。与过去30年(1978-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新阶段的20多年时间并不算长,这个时期将是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动力变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

二、新常态或新阶段理论的创新和地位

判断和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是对实践过程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也是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探索。新常态或新阶段的思想,作为理论与实践结合和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将发挥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

(一)新常态理论的主要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发展的经济学,这个“发展”性质不仅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批判”性质相对而言,内容上是研究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本身包含着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在总结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立足13亿多人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面向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伟大实践的积极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新常态或新阶段理论作为这方面一项新的重要成果,主要创新体现在:

一是从短期经济运行中发现和揭示长期发展趋势。这些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而是在月度、季度、年度的经济运行中逐步显现出来的。前几年国内外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性下滑,很可能滑落到3%以下甚至负增长;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还会回到高速增长轨道,重新恢复9%以上的高增长。新一届中央在反复研究经济形势中,把短期的经济变化与长期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包括分析人均收入阶段、消费和投资领域、产业发展格局、资源环境条件、市场运行特点等新变化,较快地发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新趋势,提出发展阶段转变将成为新常态,做出了要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反映和揭示了经济表象变化下的内在规律性。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也出现过与近几年相似的状态,如工业产能过剩的结构矛盾突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出现通货紧缩态势等,但当时人均收入水平、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处于较低的阶段,同时工业出口比重还不高,房地产市场尚未真正起步,经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转变的条件。后来在加入WTO和房地产市场扩张带来的内外需环境拉动下,我国经济重新实现了高速增长。而在经济又高速增长了10多年后,决定发展阶段转变的各种条件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适时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判断,是对实践过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理论发展的重要创新。

二是从国际国内联系中找到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我们也很快运用大规模刺激的手段来应对这波冲击。新一届中央在综合研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过程中,较快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不在外部而在于内部,包括周期性因素影响带来的总量矛盾也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密切相联系,不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难以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因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同场合下相继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的分析判断,并反复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就是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到解决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即主要矛盾上来,避免或减少对外部环境即解决非主要矛盾的过度依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新的重大转变和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关键回应的时候,新常态或新阶段的判断是一种深刻的理论认识,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

三是准确概括经济发展新常态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就是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同时转变,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些概括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揭示了发展阶段转变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方向。从1994年以来,我国一直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期间也强调要处理好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而这一次中央概括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更加明确地把速度、方式、结构和动力几个最根本的内容结合起来,表明了它们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中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加强创新驱动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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