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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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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陈文通

作者简介:陈文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陈文通(1941-),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2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18-33 页

关键词: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第二阶段/ 特殊规律/ contemporary Chin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m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 ph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al law/

摘要:这是为编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撰写的写作提纲,共七个部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中国道路现阶段合乎规律的经济关系;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同中国道路现阶段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趋势。提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依据,着重揭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后发展国家所走的一条特殊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第二次革命”纠正超阶段的错误而开创的,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当代中国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亦此亦彼和过渡的性质。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6-0018-16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详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中已经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其基本内涵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本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的确立——这是以第二次革命为标志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以前,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它的现阶段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属于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只不过,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一段似乎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弯路,起初所走的是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扬弃,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因此,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相应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任务,是正面阐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其主题和中心主要是总结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照抄照搬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超阶段)的经验教训;掩盖市场经济本质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的经验教训;以反复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必须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为什么只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归结为一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这里又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和实质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作为共产主义同义语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多重涵义——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而言的,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另一种形式和途径。社会主义道路仅仅适合于后发展国家,是后发展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切涵义应当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下,在以市场经济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阻止和排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确保社会可以以直通车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两条道路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国家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方面,表现在和未来社会的联系方面。但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二)近代以来已经落后的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个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和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就总体而言,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必须经过”的,不可逾越的。但是,旧中国是很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不可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通过一定的过渡形式,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三)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受阻的必然结果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进入现代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世界列强的附庸,未能独立完成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不能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实践证明,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不等于不能走一条有别于一般发展道路的特殊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成为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形式。

(四)社会主义道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大战条件下的产物

如上所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难以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上富强之路;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需要一定条件——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一般来说,内因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然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有所不同。如果说俄国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外部条件,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主要是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就是在前三个条件下成立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有可能走上特殊发展道路的论述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五)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

国内国际的各种条件造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中国“改朝换代”,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容许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然导致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因此,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这个起点开始,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必然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资本主义道路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一般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部分后发展国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特殊形式。

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本应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建立、巩固和完善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但是,趁热打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之而来的“继续革命”,使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后来遭遇严重挫折以后,才通过改革重新转向正确轨道。这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思考。这里要说明,中国开始走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后来又扬弃这条道路,是否都具有不可避免性的性质。

(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后发展国家走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毫无关系;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直接根据。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主要是通过俄国传入中国的,中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更多的是经过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专家解读和过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跨越论主要来自苏联。

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列宁没有认识到,或者根本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下述重要两点:第一,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第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发生,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薄弱环节论”和“单独取胜论”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改。

列宁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20世纪初,从革命的对象、动力、依靠力量看问题,从生产方式的性质看问题,俄国革命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列宁把俄国的民主革命提升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便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大大贬低了民主革命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来,俄国革命就把消灭封建制度和消灭资本主义一勺烩了。模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是列宁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大修改。

列宁是从落后国家的条件和实践理解共产主义的。列宁著名的共产主义公式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虽然体现了工农劳动者当家作主,但看不到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更看不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而且政治上的国家仍然存在。这是对共产主义性质的重大修改。以至于后来,赫鲁晓夫把“土豆烧牛肉”说成是共产主义,中国人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成是共产主义。

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必经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虽然也反对民粹主义(包括孙中山的民粹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点。列宁不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而且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在苏联帮助下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始终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列宁的重大理论贡献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但他始终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他认为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虽然在“战时共产主义”遇到挫折以后实行后退,容许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但在他看来这只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俄国尚不具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列宁对合作制的观点表明他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晚年的列宁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把合作制这种改造小农的过渡形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直接等同起来了。他不懂得,合作制固然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并不等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合作制既不能消除商品交换,也不能消除社与社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而不能消除价值规律的盲目调节。这不过是恩格斯批评过的杜林的“经济公社”的翻版。

(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示范作用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化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一方面,力图在后发展国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照猫画虎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漫画式理论蓝图(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经济模式,这就是: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国家和农村集体之间按照国家定价进行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

几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不清楚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苏联则提供了样板。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照搬,大同小异;只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缺乏内在积极性。计划脱离实际,计划价格不反映实际耗费,经济单位之间和劳动者之间吃大锅饭,经济单位向国家上缴过多。

超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中国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苏联没有质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主要是:农村土地名义上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大型农机具需要向国家购买,而不是无偿提供;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更为严重(征购过头粮和剪刀差);平均主义更严重,而社会福利更欠缺。

(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列宁的理论指导下,苏联一开始就没有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一方面,相对于同时并存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道路)而言,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相对于已经消灭的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概念同时并用,似乎没有质的区别。因此认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说明,在理论上,始终没有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没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区别开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后发展国家一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关系进行革命和改造。其实,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不能不存在和发展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经济。

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条件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不少理论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本身存在误解。误解之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认为,生产力越落后、越贫穷、资本主义经济越不发展,搞社会主义越容易。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论”和“三条驴腿论”,就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现。他把农民搞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认识和俄国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完全一致。误解之二是,用抽象一般概念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理论界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很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经济关系概括为(抽象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但是,从这三个抽象概念中,既看不出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也看不出生产关系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内涵。对这三个概念的进一步解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收归“公有”,建立以国家或者政府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资源由国家垄断,社会生产由国家统一计划,社会财富统收统支;在保持国家高积累和居民低消费的前提下,生活资料“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地分配给劳动者。这样一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和命令经济、没有剥削的分配”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也可以做到的,从而成为“穷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改革开放以后,把计划经济视为“方法和手段”,从而从“社会主义原则”中一笔勾销。于是,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只在于:公有资产(所有权)是否占优势,劳动收入是否是主要部分。这时候,抽象概念本身也打了很大的折扣,离社会主义的本来涵义越来越远了。

(四)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绝对对立起来

在中国,对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混淆,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混淆,不仅直接导致超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而且直接导致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绝对对立起来了。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把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一切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在这种理论认识指导下,中国不仅放弃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急急忙忙“趁热打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和资本,而且,也力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其他落后国家,甚至力图消灭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正确的。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两条道路都是实现该阶段历史任务的社会形式,二者并不是直接对立物。把人类社会前后两种经济制度的对立用在同一阶段同时并存的两条道路上,是完全错误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真的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并没有错误。但是,把在中国道路的现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不正确的;“三自一包”和商品交换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将其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错误的。

直到现在,尽管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充分发展,但矢口否认我国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好像一旦承认改革开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理论上仍然没有把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五)对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历史任务存在误解

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即首先把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现代化。而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社会形式,在现阶段还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虽然必须建立体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形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因而,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但是,一开始就存在下述误解。

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混为一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形式(非资非社,亦资亦社);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包含着以新的道路和新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中国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异于消灭先进的生产力。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快就否定“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从而也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把马克思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理论照搬到中国来,力图经过短暂的“过渡”就趁热打铁,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超阶段。

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和当年西欧大陆国家等量齐观。一方面,照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西欧大陆国家改造小农的论述(这些国家已经存在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在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基础上,以超经济的方式在农村建立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另一方面,盲目效仿苏联的做法,在生产力落后、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全民所有制”和普遍的国有企业制度,抹杀了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否定了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否定了商品交换,否定了资本的作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离开现实生产力的要求建立名不副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传统社会主义表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

自“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问世以来,世界上陆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或者实践的。就其阶级性质来说,不外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中,对落后国家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前者把国家、国家所有制、政府干预等同于社会主义;后者把土地公有制形式本身等同于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力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对号入座,但实际上形成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因而实际上属于非科学社会主义。农村基本上是农民共产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国家社会主义。整个社会以国家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为基础(就经济关系来说,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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