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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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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吴汉东

作者简介: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人大复印:《民商法学》2017 年 03 期

原发期刊:《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0164 期 第 24-39 页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进程,亦是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运动过程,它既表现了体系化的知识产权法与现代民法典的结合,也趋向为知识产权专门法典对民法法典化的追随。

一、近、现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法“入典”

在近代欧洲,知识产权法经历了从英国创始到大陆法系移植的发展轨迹,两大法系对知识产权立法体例有着不同的选择。英美法系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传统,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即民法典。在立法体例上,诸如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问题。近代欧洲大陆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无论是“法学阶梯体系”的《法国民法典》(1804年),还是“学说汇编体系”的《德国民法典》(1896年),都是在罗马法编纂体系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法律构造,即以物为客体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财产权体系。从立法的时间节点而言,法德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在他们民法典编纂之前,即以单行法名义存在。这些法律不仅是独立存在的制定法,而且也是互不相涉的单行法。在近代法时期,“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各项知识产权法并未在立法文件中实现体系化。

现代民法典编纂是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法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从民法典编纂体例来说,有以下几种:一是纳入式。即将知识产权法全部纳入民法典之中,使其与物权、债权、继承权等平行,成为独立一编,其立法例为《俄罗斯民法典》。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在前三编生效多年之后,于2006年专编规定了知识产权。在《俄罗斯民法典》中,其“总则”编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一节中,对“智力活动成果”和“智力活动成果权”同为权利客体作了原则规定。其“知识产权编”包括“一般规定”、“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育种成就权”、“集成电路权”、“技术秘密权”、“法人、商品、工作、服务和企业个性化标识权”、“统一技术构成中的智力活动成果权”共9章。《俄罗斯民法典》是至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规定最为集中与完整的一部民法典。二是糅合式。即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无形物权,与一般物权进行整合,规定在“所有权编”,其立法例为《蒙古民法典》。1995年实施的《蒙古民法典》未赋予知识产权独立成编之地位,在法律事实、所有权客体、所有权取得等方面,将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所有权)与所有权(有形财产所有权)作了同化处理,即在不改变民法典外观样式的情况下,赋予了传统财产权体系以新的内容。三是链接式。即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知识产权仍保留有单独立法(专门法典或单行法),其立法例为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2005年《越南民法典》和2003年《乌克兰民法典》。其中越南立法例采取了法典化的“二元模式”:一方面,民法典对知识产权进行原则规定,另一方面又由专门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具体规定。

现代民法典尝试编入知识产权法,表明民法典与社会发展同步,古而不老、固而不封,体现了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胸怀和创新精神;同时,彰显知识产权的私权本位,完整地构造了民事权利体系,使得民法典真正成为“市民权利宣言书”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知识产权体系化与知识产权法“成典”

知识产权体系是得以称之为“知识产权”的各种财产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表现为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制度体系。知识产权体系化,不仅是一种理论分析工具,而且也是法典编纂的制度基础,换言之,知识产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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