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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成功取决于科学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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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陈文通

作者简介:陈文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3 期

原发期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 5-24 页

关键词: 深化改革/ 理论指导/ 第三次革命/ 社会主义道路/ 以人民为中心/ 双重定位  deepening reform/ theoretical guidance/ third revolution/ socialist road/ people-centered/ dual positioning/

摘要:中国改革的性质是以纠正超阶段错误为核心的“第三次革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双重职能定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生产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而根本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对问题有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指导方针。按照“第三次革命”的性质清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清除以速度为中心的制度基础;按照改革核心问题的重新定位纠正“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完成两重任务——为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创造条件,为积累社会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前途奠定基础;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率);使劳动阶级能够普遍受益。

我国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和成就。但是,一方面,人们对如何深化改革的认识不尽一致,形不成应有的共识和合力;另一方面,改革的理论依据不够清晰和完善,理论概括跟不上改革的实践。改革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跟着感觉走”的,是采用“试错法”前进的,对改革的理论认识是粗线条的和漫画式的。从改革的进程和阶段性成果来看,从深化改革难以推进的现状来看,需要对近40年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总结和再认识。从目前显现出来的问题来看,或多或少都同改革的理论指导——对改革的性质、目标、核心问题、着眼点的认识——有关。现在改革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所谓“关键”,主要问题不在于改革到了“深水区”,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而在于我们是否从理论上认识到了“深水区”的真正涵义。改革的成功与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对中国改革的性质的再认识

(一)改革是关系中国命运的一场革命

如何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至关重要,这是统帅全部改革和改革全过程的一个总纲。改革的“性质”就是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就是改革和其他变革、中国改革和他国改革的质的区别。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具有“革命”的性质。所谓“革命”,就是对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对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变革。一般来说,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使生产关系(作为总和)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政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既要革经济基础的命,也要革上层建筑的命;既要革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命,也要革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命。“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指的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把改革和过去进行的革命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十分贴切,意义重大。如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两次革命(事实上也是如此。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那么,改革就是第三次革命,是否定的否定。第三次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第二次革命具有超前性质,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以超经济的手段,超前消灭了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消灭了阶级和剥削,走上了和苏联类似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是,消灭了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困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持续。第二次革命的实质是,提前消灭私有制、资本和商品生产,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革命的实质则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继续发挥私有制、资本、商品生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总体而言,改革就是纠正超阶段的错误。

作为“第三次革命”的改革,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和其他变革的质的区别:一是不同于那种不涉及基本经济关系的改良。在中国改革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过改良。在不改变国有国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增加企业的利润留成,实行物质奖励,增加补充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市场调节,模拟市场机制,等等,都属于改良的性质。二是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现在的改革,革命的对象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革第二次革命胜利后自己选择和建立的制度——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种革命不需要武装斗争,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或政权的更迭。革命必然涉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人格化,但不是把他们打倒,而是在改变经济关系的同时改变他们的职能——由旧体制下的职能转变为新体制下的职能。

从“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出发,对以往不确切的提法需要澄清。改革之初有一种提法,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563。这种提法值得进一步斟酌。“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具有“革命”的性质。那时候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那种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现实生产力的要求了,因此,对那种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不是要“完善和发展”,而是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革故鼎新。事实正是如此,那时候的所谓“改革”,还不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因而不是要改变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作为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关系的自我完善,而是要根本变革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经济关系。改革的实质是纠正超阶段的错误。改革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来说,是一种扬弃和否定;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说,是否定的否定。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为“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或许更恰当一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关键是生产力能不能发展。改革关系中国能不能赶上时代步伐——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关系中国的兴衰和存亡。

(二)革命性变革的重点在于解决三个重新定位

改革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和多个层次,但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或者说必须抓纲,纲举才能目张。“关键”或者“纲”是由改革的性质和对象决定的。既然改革的性质是“第三次革命”,革命的对象是传统社会主义超前的经济制度,那么,改革的重点就应当是,超前的经济制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内容。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内容,显然不是价格,不是分配关系,不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也不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是社会形态和基本经济关系的历史定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定位;二是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定位;三是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定位。改革就是重点解决三个重新定位。

一是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重新定位。中国现阶段处在人类社会的什么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还是第二阶段?这是关系中国要不要改革和朝什么方向目标改革的决定性前提。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法,新中国建立以后,或者至少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定位的前提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示范和帮助下,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而一般后发展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既然已经进行了对私有制(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那么,革命的结果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直到现在,这种传统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定位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含混不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认识上,趋向于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显示出这种区别;但始终没有明确地区别开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正确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1]568按说,既然商品经济不可逾越,那么,作为商品经济基础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不可逾越。但当时并未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十三大报告试图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从而把两种不同意义的“初级阶段”区别开来。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报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3]10,12在这里,作为“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同时,报告又说,“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3]9,从而又和“泛指”的一般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了。和以前的认识相比,只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再划出一个“初级阶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4]252,从而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而且他早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4]225。但他又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4]252,从而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了。这就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定位是二重的:一方面仅仅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号入座。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必须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即:从新中国的历史前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出发,从新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出发,从“第三次革命”的必然性出发,从初步改革形成的实际经济关系出发。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不仅总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很不平衡。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都显著不平衡。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还相当落后,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亿多绝对贫困人口,可见,还远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科学的生产力,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再次,中国之所以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三次革命”,就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超越了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人为设计的,是脱离实际的,必须大踏步“向后退”。最后,经过近40年改革形成的经济关系,是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已经充分显露,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相去甚远。其中,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分离,经济所有权已经掌握在个人和资本集团手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早已经超过60%,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普遍的基本形式。在现存的全部关系中虽然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基本方面并未超出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远没有进入第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自由联合关系阶段。因此,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显然是不确切的;如果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简化表达方式来理解。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而是从理论上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重新定位意义重大。社会形态重新定位的要害是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区别开来,其实质是从人类社会的第三阶段正确回归到第二阶段。社会形态的重新定位是经济形式重新定位和经济体制转变的理论基础。

二是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重新定位。我国现阶段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如何定位,是仅次于社会形态定位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我国现阶段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就属于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定位问题。交换方式指的是人们(生产者,劳动者)交换劳动和产品的方式;经济形式指的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和组织形式。从宏观层次看,同时也是社会劳动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交换,但交换方式依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人类社会基本的交换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劳动的直接交换;另一种是劳动采取商品和价值的形式进行交换。一定的交换方式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而直接地说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共同体社会,实行共同占有,共同生产,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无论是人的依赖关系(人类社会第一阶段的家长制),还是自由联合关系(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人们之间的交换都是劳动的直接交换——包括等量劳动相交换。在彼此经济独立、利益隔离的生产者社会,只要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必须有商品交换。其中,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交换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商品生产还属于简单商品生产,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在劳动和所有权分离的社会,商品生产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普遍化了,用商品生产商品。这种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

中国现阶段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定位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现阶段总体上已经走出了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但还没有进入第三阶段——自由联合关系,没有进入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的高级共同体社会,仍然是彼此经济独立、利益隔离的生产者社会。人们的劳动并不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必须以商品和价值的形式进行交换,间接地转化为社会劳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取消商品生产的理由。中国虽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不仅一般地说必须发展商品生产,而且必须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同时,适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而且至今并没有从理论认识上完全解决。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社会形态定位的超阶段,导致了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超阶段,进而导致了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超阶段。反过来,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超阶段,又要求超阶段的所有制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确,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每个人的劳动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因此,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但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产物,而不是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社会形态。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不仅不顾条件地照搬照抄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特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公有制经济的瓦解作用,以致成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人们幼稚地以为,只要以超经济的方式强制性地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和雇佣劳动,也就可以消灭商品生产了,就可以实行计划经济了;只要限制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就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了。错误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在对商品生产和所有制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而是在于,把仅仅适合于完成第二阶段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搬到远远没有完成第二阶段任务的落后国家来。因此,是注定要碰壁的。一方面,在劳动还没有普遍简单化、劳动本身还存在质的差别的情况下,消灭商品生产和实行计划经济,不可能做到等量劳动相交换,必然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从而必然挫伤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消灭商品生产,也就是消灭了价值形式,消灭了资本,这样就挫伤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不仅如此,由于消灭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阻碍和消灭了社会分工,从而消灭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因。总之,由于同时挫伤了劳动和资本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会束缚、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当传统社会主义道路遭遇到严重挫折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方面首先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是,中国现阶段不能吃大锅饭,不能消灭商品生产。所谓“我国的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理论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集中起来就是,必须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对于我国现阶段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定位的认识,不仅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而且有些重要问题仍然有待于深化、科学化和统一。问题的核心是,市场经济是什么,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是资源配置方法和手段的改变,还是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与此相联系,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将导致什么结果,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到目前为止,认识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传统计划经济改良为包含商品交换和市场调节因素的计划经济。只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承认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更不允许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所谓“商品交换”,是同一所有者内部的交换,并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把市场调节只看作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这时候,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经济。第二阶段,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确认我国的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这时候,本来意义的传统计划经济已经有名无实了,甚至根本不存在了。第三阶段,确认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应当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这样,我国基本上就和国际社会接轨了。已经得出的共识是: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中国现阶段都不能消灭商品生产,都不应当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但是,直到现在,对我国现阶段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定位的理论认识并没有到位,没有完成。关键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涵义和质的规定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商品生产体现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即社会分工体系中,产品所有者、商品生产者之间彼此独立又互相依赖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所谓“市场经济”不过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体现的自然也是一定的经济关系,而且不再单纯是商品生产者、所有者之间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换关系,而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的更加复杂的经济关系,即包含着资本和雇佣劳动、资本和资本、资本和其他非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为市场生产、由市场调节、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生产形式)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而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价值增殖为直接目的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由市场配置资源,不过是市场经济的表面,不过是资本循环周转的结果,而不是本质。在经济形式定位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或者有意回避了)市场经济借以形成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关系。经济学家虽然接受并使用了“资本”这个概念,但并没有在它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没有和雇佣劳动联系起来,也没有和剩余价值、剥削联系起来。为了掩盖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雇佣劳动被说成是“合同劳动”,而资本则被物质化和中性化了——资本无非就是生产资料或生产的物质要素,投资品的货币形式,生产经营活动的垫支,等等。这种认识已经远离实际的经济关系,说明中国现阶段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定位,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理论认识必须前进一步。其实,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集体资本、国有资本。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就不能不在本来意义上承认资本。没有资本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要么是简单商品生产,要么连商品生产都不是。经济形式的重新定位,绝不是主要为了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而是为了改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由类似共同体的关系转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乃至独立的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济形式重新定位的要害正是在于,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市场经济,和一般的市场经济有一定区别。但区别不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之外。同样,社会主义的因素也不在市场经济之内,而在市场经济之外,主要是在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发挥特殊职能的地方。在中国现阶段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遵循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规律,其次才是由社会主义道路决定的特殊规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阶段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就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经济关系之外包含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所要表明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误导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不包含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内涵。如果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市场经济,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颠覆;从这种认识中不可能得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结论。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概念,只应当解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市场经济”。

三是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重新定位。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定位,同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定位相比,具有更加基本的性质。是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而不是相反。没有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独立的经济主体,就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就没有市场经济。但是,这二者又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但在我国的改革中,这两个层次改革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范围内,从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这个表层开始的,尔后对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我们首先大力提倡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接着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到私营经济;开始只是改变计划形式(减少指令性计划和增加指导性计划)和增加市场调节,后来进行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企业改革——经营方式、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劳动制度、分配方式的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认识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就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不断发生演变,性质已经成为一个模糊概念,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能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理论上没有有充分说服力的回答。至于生产方式如何变革,完全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这就说明,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定位问题,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

在解决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定位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以下概念和判断:第一,什么是“公有制”,能不能离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抽象一般地谈论公有制,能不能离开经济所有权谈论公有制,股份公司是不是新的公有制形式?第二,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公有制形式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国家所有制是否等于公有制,是否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第四,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资产在其法律所有权形式上占优势是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我国现阶段是否要求和能否做到公有制为主体?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第一,公有制只是相对于私有制而言,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依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第二,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是很落后的形式,公有制并不无条件地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公有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在现代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劳动和所有权相统一、实行共同占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的公有制——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第三,公有制本质上是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包含着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相分离、经济所有权已经资本化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已经变成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单纯的法律所有权不能体现公有制的全部经济关系。股份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可以成为公有资产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但股份公司本身不是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通常,股份公司恰恰是私有资产所有权实现的形式。第四,“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共同体的经济关系为主体,一旦共同体发生产权关系的分离,企业的经济关系就二重化了:法律所有权体现的是公有制,经济所有权体现的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单纯的法律所有权占优势不能体现公有制为主体。

在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必须在理论上说清楚:第一,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应当各处于什么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能否处于主体地位;第二,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主要以什么形式体现,是否一定以公有制的形式体现;第三,我国现阶段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如果我国现阶段社会形态和经济形式的定位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得出下述认识:

第一,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应当起导向的作用,或者说起主导作用,以此保障不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是,不能要求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为主体,是同市场经济形式相矛盾的,是同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相矛盾的。

第二,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还不可能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关系——社会所有制(以及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按劳分配、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体现出来,而只能以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新的形式,就是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双重职能中的特殊职能,即维护劳动阶级权益的职能。目前的“公有制为主体”,很难体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使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在经济上能够实现,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也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进一步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矛盾的。真正的公有制经济内部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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