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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与社会分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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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赵汇

作者简介:赵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代贤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04 期

原发期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70-75 页

关键词: 共享发展/ 分配公正/ 公共政策/ 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

摘要: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是公平正义,社会分配公正是共享发展的基础内容与核心要义。社会分配不公是我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矛盾焦点,体制性的非市场因素、政策性的不平衡因素和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善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的分配正义思想为分配公正的实现提供了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正思想为分配公正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遵循。中国现阶段社会分配公正的实现,必须以共享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坚持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按贡献分配原则、弱势群体救助原则和依法分配原则,不断完善以教育公正、医疗公正和就业公正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以“提低、扩中、调高”为导向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以扶助弱势群体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要加快完善与社会分配相关领域的立法和执法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6)06-0070-06

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公正的程度反映着共享发展的实现程度。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有不完善的地方。”①积极探索共享发展下社会分配的原则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共享发展是社会分配公正的集中体现

“有一种东西,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重要,那就是正义。”②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是公平正义,社会分配公正是共享发展的基础内容与核心要义。社会分配公正指涉的不单是狭义的经济分配,而是内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资源与社会价值在内的广义的分配,是权利公正、收入公正、机会公正和规则公正的多维综合,这也是由共享发展的全面性决定的。合理地划分利益是分配公正的深层本质,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财富、权利和责任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使每个人得所当得,对适度的分配差距感到合理与均衡,是社会分配公正的实践主旨。一般而言,人们对社会分配公正的追求主要集中于两个目标:一是减少绝对贫困,即减少处于某一具体规定的物质生活的最低标准(按收入或消费来规定)之下的人口比例;二是减少不平等,即减少居民群体相互间收入与财产的差别。③公正的社会分配大致应该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初次分配中通过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按贡献分配;再分配中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差距进行有效调节;三次分配中,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富人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健全民间捐赠、社会救助、志愿活动和慈善事业等体制机制,通过这三重机制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成果的共享。

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总体来看,全国性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显像化(最高家庭收入与最低家庭收入差距超过10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将家庭财产从高到低排序,排名在50%以下的家庭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产总量的7.3%,排名在顶端10%的家庭占61.9%,排名在1%的家庭占34.6%。④具体到分配的各个层次来看,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的分配逻辑和垄断与特权引起的权力腐败是阻碍共享发展的两大障碍,呈现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工资增长率偏低”的“三低”状态,以及垄断企业与竞争性企业之间、垄断企业内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再分配调控能力弱化,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发挥不充分,税收“逆向”调节加大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社会救助整体水平较低、社会保险覆盖面存在缺口、社会福利没有起到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作用;三次分配中,慈善理念不够成熟、慈善激励效应不足、慈善捐赠机制不健全、慈善监督机制不完善。宏观来看,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高位徘徊,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原有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一些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和代际复制的恶性循环。社会分配公正缺失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与共享发展所追求的人民群众的“尊严感”和“获得感”相悖。

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在于:一是体制性的非市场因素。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禀赋差异和公共政策限制造成起点的不公平,垄断造成准入门槛的不平等,分配制度滞后影响居民收入提高。二是腐败性的不公平因素。特权参与分配产生“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将权力和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法律存在监督的“真空”地带,一部分人通过经济犯罪、偷税漏税、非法经营、投机牟利富了起来,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畸形”现象。三是政策性的不平衡因素。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免税让利的特殊政策、各地优惠政策差异造成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四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因素。有一部分人认为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追逐经济效率必然牺牲分配公正。事实上,市场经济的确有优胜劣汰、拉开差距的效应,但是由垄断和腐败引起的分配不公说明:分配不公不仅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够充分和规范的缘故。对于经济效率与分配公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应该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证明:没有经济效率,分配公正就是一句空话,经济效率是分配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后,“按劳分配”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率得到空前提高,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带来了贫富差距、生态破坏和腐败现象等社会问题。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方式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涓滴效应”一定程度上是失灵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分配不公会出现“下降”的拐点,但目前来看,中国分配不公的趋势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共享发展正是针对经济效率与分配不公正的矛盾提出的。在传统的“唯GDP”增长模式中,经济效率与分配公正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目标向度。事实上,发展不仅仅是物的增长,还包含一系列社会目标,“涉及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减少不平等和减轻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⑤;发展蕴含着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蕴含着公正的价值取向,共享发展是经济效率与分配公正的融合点。共享发展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人民的公正“共享”,将现实的人确立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与动力,突出强调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的“人人共享”。共享发展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重点任务,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先富”向“共享共富”转向的时间节点,邓小平曾经说过“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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