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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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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袁祖社

作者简介: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人大复印:《伦理学》2017 年 04 期

原发期刊:《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71-80 页

关键词: 政治伦理/ 公民社会/ 公共性/

摘要: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辨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之制度理性和“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政治伦理根源于一定政治生活习性,并从该政治生活中生成基本的价值序列。对政治/制度之“公共善”何以可能问题的不懈追问,是人类伦理生活史上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置身全球化、市场社会背景下,用以规范和制约我们政治伦理建设思路的,有诸多可资利用的公共文化资源,国际方面:全球公民社会“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运动”;治理和善治;生活/解放政治等。国内方面:新一代执政者的政治语言和符号里亦有许多新词,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勤政、廉洁”、法治国家、“政治文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等等。

当此学术氛围之中,研究的逻辑提醒我们,论及“政治伦理”,和中国的政治与制度现实结合起来,我们似乎并不需要麦金太尔式(Alasdair Chalmers Maclntyre)所谓“谁之‘政治’?何种‘伦理’”的究极质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之实质,我们所以有深度言说和探究的欲望,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已有、既有和将有的各类难题、诸多困惑,来自于对现代政治哲学所秉承的“文化公共性”叙事模式的自觉,对优良制度理性所做的伦理精神观照和良知守望。

一、历史反思性向度:政治伦理——对政治共同体之存在根基和实践行为正当性与否的道德理性追问

我们的时代,真切地面临着整个社会范围内“伦理生活”“真空”状态所带来的局促不安与两难困境。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不无忧虑地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没有伦理的空间再次出现了。在其内部,经济力量可以自由地运用自身规则,换言之,它们可以在总体上忽视所有其他的规则”①。

政治伦理是政治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政治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就学科属性来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色彩。无论从学理根源还是就学科背景来讲,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是“实践理性”之思。对此,西季威克(Alfred Sidgwick)明确指出“伦理学旨在确定个人应当做什么;而政治学则旨在确定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政府应当做什么”②。何谓政治伦理?对此,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将政治伦理等同于“政治共同体本身的伦理”。认为,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③有学者则主张政治伦理就是“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的伦理实践和伦理信念”。认为,政治伦理指政治主体(包括政府、政党、领导干部、公民等)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中所信奉和实践的伦理精神,具体涉及到政治家伦理、公务员伦理、制度伦理、公民道德等方面。④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伦理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本身的伦理;一是制度中人的伦理。所谓制度,也可以说就是有一套实力和观念支持的持久的、不断在重复实践的、人们可以对之有合理预期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身可以具有道德涵义。而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是作为制度中的人的伦理,当然,主要考虑的是作为“政治人”的伦理。⑤

笔者倾向于关于政治伦理的第三种理解。因为政治伦理的本义,指涉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是调整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相互的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伦理要求政治活动主体在处理政治国家本身诸多公共性事务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时,必须对公认的政治生活原则有一种自觉的认同和严格自律基础上的一贯坚持和遵循。一般来说,人类的伦理与道德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的心性修养层次。⑦显然,在信仰伦理或道德形而上、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美德伦理三个层次之间,政治伦理是以规范伦理为基本维度的,同时又要结合信仰伦理与美德伦理来进行研究。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可以简明概括为:“如何在政治中体现道德。”⑧

“政治”与“伦理”的一体化,曾经是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崇高理想。在这样一种浪漫的思想模型里,政治和伦理被认为本来就是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互相解释,而非相互排斥的。在“政治”是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和全社会的共同福祉的意义上,为政治所需要的,必然是伦理所认肯的。反过来亦是如此。在伦理构成政治活动之内生的特有属性的意义上,所有的政治活动本身就带有伦理的动机和期望。如在古希腊,“政治学本身是美好的和正当的生活学说;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明确指出,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代表机构)或城邦作为“最高的善”,是全部道德生活的一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以法律为基础的宪法与市民的生活伦理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过来说,行为的规范性同伦理和法律又是不可分的。只有政治学才赋予公民以美好生活的权利”⑨。到了近代,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集中代表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G.W.F.Hegel),情形并无多少改变,即同样视国家和伦理为一体。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谓“国家是人类伦理精神的最高体现”的论断,无疑是将国家等同于具有传统的道德精神特征的社会实体。对此,恩格斯做出了深刻的批评:“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⑩

“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是西方启蒙以来影响深远的“现代性谋划”给欧洲社会以至整个人类公共生活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危机。这种分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相对独立性品格的取得,是政治生活作为“公共领域”对于“私人领域”的优先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伦理信念和品格的减弱。“在康德那里,个人的纯粹内在自由的伦理行为同个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有明显的区别。”(11)尤其是近代以后,“在国家-政府的架构及统治制度中的政治等同于维护和保护已确立的民主的、经济的游戏规则……政治活动被当作指向统治的,运用于统治的,但不是改变统治的,更别说是创造政治来理解和操作;它是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变量,但并非一种政治学的在(a politics of politics)”(12)。

当然,在政治中体现道德,其具体实践远不如我们理论上说得那样简单和省事。西方社会经历政教分离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性观念,即坚持将道德的权威仅仅置放于世俗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和各种带有自愿性质的社群组织中;与此同时,在政治制度领域,公认的做法是:只承认法定程序、形式理性、多数人的意志。如此,政治被理所当然地视之为与道德无涉的领域。此后,政治科学化趋势带来的问题更为严峻。西方近代历史上,自18世纪末叶以来,新形成的诸种社会科学,以及公法的诸种学科,危害着古典政治学说的生存。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有所觉知“当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7世纪中叶着手研究国家的成因、形式和权力时,他所研究的已经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学’,而是社会哲学了”。现在看来,西方学者的这种试图将“政治科学化”的努力,最终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是人类理性僭妄的一种表现。其实,对此,亚里士多德早就有所告诫。依亚里士多德强调之见,考虑到政治学的对象、正义的事和正当的事在变化的和偶然的实践联系中缺乏本体论的连续性和逻辑的必然性,因此政治学(全部实践哲学)断不可以所谓严格的科学、以绝对肯定的认识为衡量自己有效性的尺度,“相反,霍布斯想建立的政治学则是认识正义的本质,即法律和协定。这种主张已经同当时新的自然科学的认识理念相吻合: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自己创立的对象。”(13)

作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政治“科学化”的结果,是政治对伦理的逻辑取代。以政治取代伦理,这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是以民主的方式组织政治的必然结果。在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看来,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在现代市场社会的民主政治现实面前是脆弱的、微不足道的、多余的、甚至是失败的。民主政治自身就蕴涵着美德、伦理的规范和道德原则的要求,只要严格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行事,就是符合道德的;民主政治自身就是带有自足性的自洽性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的价值标准,不需要外在的评价依据。一言以蔽之,在民主政治中,政治理论应当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成为一种纯粹的服务公众的公器行为。罗素(Bertrand Russel)指出:“政治与道德的真实关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为用的。道德为政治提供价值合理性基础,政治则实践特定的道德理想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学与伦理学都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学说’。”(14)

为将问题引向深入,这里有一个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的”个体,面对一个来自“社会”、“政府”、“制度”方面的道德缺陷时,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对于尚未彻底完成启蒙任务的民族而言,在国家生活中所同时面临着的双重任务:彻底反封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现代人文价值精神的诘问,以及现行民主政治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建设。

二、“中国问题意识”觉识:“公共性”学理论域的楔入与政治伦理研究之研究范式和叙事方式的有效转换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对于“民主政治”本身的呼唤以及如何建设民主政治本身,真正践行中国特色新型“政治文明”,实质上就是最大的“公共伦理”问题。西方有学者的一段不无偏激的言论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或反面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按照当代著名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的观点,20世纪在它临近结束之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民主的凯旋时代。各种民主观念、制度和实践,它们的范围和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这使得本世纪成为人类民主史上最为光辉的时代。

对照罗伯特·达尔的观点,当把中国的政治伦理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那么,它所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核心是对中国政治伦理之理论担当性问题的相关性思考:一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的原生态问题,它能否经得起“现代伦理文化/价值观念”的检视、考量和评判?二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界是否有足够的“公共知识、经验和理论资质”来批判中国的政治?我们需要寻求使二者达到默契、一致的中介和桥梁。这就必然又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从全球范围内行政、政治和管理理念典范变革的最新趋势——方兴未艾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全球治理”思潮来看,有一个带有“元”意义的范畴应该进入政治伦理问题思考的视域之中。这个新范畴不是别的,它就是带有本体论意义的新范畴“公共性”。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问题的研究中,“公共性”具有“范式”意义,它承担着以下重要的理论功能和使命:(1)对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深度反思的新切入点;(2)对新的政治伦理观念的生成和确立具有知识论上的逻辑规制和启示意义;(3)对新的政治伦理观念和政治伦理实践行为之正当性与否进行评判的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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