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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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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颜鹏飞

作者简介:颜鹏飞,男,长江大学特聘教授,湖北 荆州 434023,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等领域,湖北 武汉 430072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6 期

原发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22-29 页

关键词: 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逻辑体系构建学说/ 术语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逻辑起点/

摘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提供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材料和逻辑构件。政治经济学“五册结构”、“六册结构写作计划”和《资本论》四卷结构,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最高成就,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本文阐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及其九大构建方法,并且力图以此为指导,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抉择和定位问题,由此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当代价值。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2.001

世纪之交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奇迹”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存在的“话语贫困”,却构成了当前我们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已经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历史担当。

一、现在不具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备条件吗?

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初级阶段,呈现不成熟性,不具备建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逻辑结构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必须摒弃逻辑的方法或者“叙述”的方法,而应该采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实证的方法或者历史学派及其祖师爷德国官房学派方法论,或者仅仅“致力于专题的研究方式”①。其结果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的堆砌,一系列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红头文件和政策条例的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以及政治经济学“边缘化”“标签化”和“空壳化”现象,以至于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抄袭西方的“山寨体系”,处于思维“被殖民”的状态,②上述这种观点无异于对此起了不可推卸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提供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材料和逻辑构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已经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如何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权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无疑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

《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萨特(Jean-Paul Sartre)、依纳齐奥·斯隆(P.Sloan)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有力的综合”,这是“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他所建立的“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当今时代和未来的“精神支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纬度”、“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③被封为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马克思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受到人们的青睐,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各种领域、流派和思潮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贡献和重大影响。

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语),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而在全球化语境和当今时代条件下,重读《资本论》,无疑有助于彰显和发扬其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形成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总体”发展观和方法论,构建反映“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④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就是以揭示事物整体或总体的普遍联系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其精髓就是构建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方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结晶,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哲学的贫困》(1847年),不再采用见诸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的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且批判蒲鲁东构建的形而上学的矛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

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首次推出了了以“总体”、“整体”或“体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总体方法论,正面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剖析了构建“各种经济体系”的方法。⑤

1.第一次推出“总体”、“生产总体”、“具体总体”、“思想总体”、“生产关系的总和”、“总的合力”、“总体工人”等范畴,并且用以阐释“有机体制”即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总体的发展规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⑥并且区分了生产总体或者具体总体(即现实表象),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思想总体、思想整体、思维总体或者精神具体(即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

2.首次提出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五册结构”和“六册结构写作计划”,即资本(资本家为主体)、土地所有制(地主为主体)、雇佣劳动(工人为主体)、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最高成就。

以后,马克思推出了《资本论》四卷结构。《资本论》第1卷阐述价值的生产过程存在着剥削;《资本论》第2卷阐述价值的流通或者实现过程存在着剥削;《资本论》第3卷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存在着剥削,以及商人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转型。《资本论》第4卷是剩余价值理论思想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形成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亦即“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进行了科学的剖析,从总体上逻辑地再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内部联系、逻辑结构和运动规律。马克思把这种总体或者结构方法上升为“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乃至人类“掌握世界”的独特的专有的思维“方式”的高度,即列宁所概括的“大写的《资本论》的逻辑”。恩格斯后来把这个方法视为“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⑦⑧⑨

三、经济学逻辑体系九大构建方法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逻辑体系构建方法散见于其论著、手稿和笔记,仅择其要点。

(一)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总体或者具体总体(即现实表象),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思想总体、思想整体、思维总体或者精神具体(即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前者决定后者,也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创造主观观念的辩证法,而后者是前者的反映。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绝对精神”的总体观,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为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⑩

(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对立统一

现实或者表象中的具体——抽象的规定——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具体总体”,这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的总路径。仅仅依靠研究方法或者仅仅依靠叙述方法,是会半途而废的。学术界大都推崇卢森贝方法论模式,把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归结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者叙述方法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总体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对立统一的。研究方法是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方法,是以经济现象层次的东西为研究对象,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1)叙述方法是关于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是以本质层次的概念和范畴为研究对象,是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就逻辑运动的总路径和总过程而言,应该有两种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和两种研究对象,它们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

一方面,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应该舍象历史的偶然因素和干扰条件。

(四)内源性矛盾运动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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