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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及其诸多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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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题研究组

作者简介: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题研究组,隋广军教授牵头组织;陈伟光教授以及黄亮雄、程永林、韩永辉等三位博士为主要执笔人;陈万灵教授、肖鹞飞教授等参与讨论并提出写作建议。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6 期

原发期刊:《改革》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5-16 页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经济学/ “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实践客观上需要学科化的理论构建。“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地缘经济属性和经济合作行动,是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基础和依据。以共同发展理念为导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手段提炼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创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推广以及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是中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深刻调整、世界各国面临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的现实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一带一路”进展迅速,但未来的深入推进,仍面临着多重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风险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波动,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大国或地区强国的地区竞争、利益冲突等,都会导致中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且分摊全球性公共产品成本及其所引发的激励问题将会日益凸显。为此,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尤为迫切。然而,“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客观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何在?“一带一路”作为当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模式与智慧的体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系统性梳理,并加以学术提炼和学科改造,进而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学科体系,这不仅是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有利于人才培育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传播。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客观基础与理论溯源

在历史长河中,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交易基础上形成的商贸之路,是和平之路、文化之路。“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合作机制、建设目标和初期成果均体现了较强的经济逻辑,这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客观基础,“一带一路”经济学是建立在海陆丝绸之路的客观属性基础上的理论。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定位

1.历史分析——为商贸之旅而打通的古丝绸之路

在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经济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陆上丝绸之路”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洛阳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则是起源于秦汉时期中国沿海与外国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以南海为中心。[1]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是中西方的经贸沟通和文化互联,核心属性是实现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依靠战争实现殖民统治的手段有着天壤之别。汉代中国的丝绸织品向西远销至罗马之后,其价格是长安时的五十余倍,几乎与黄金同价。从西域运到洛阳的毛织品同样也经过层层贸易后,变得极其昂贵。除了物产产出国能获丰厚利润之外,古丝路沿途一些原本地瘠民贫的地区,也因为居于东西要道而使其经济大为受益。[2]例如,地处古丝路沿线的吐蕃,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加强与中原、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往来,开辟了“麝香之道”。在此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络绎于途,为东西方之间经济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网络的雏形,古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古丝绸之路反映了欧亚间固然的经济互补性特征,需要商品交易的互通有无,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经济福利。丝路贸易向四周区域的辐射使沿途各国的经济日益活跃,推动了国计民生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欧亚经济共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往来的经济属性深化,推进了中国和沿途国家的政治、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并造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①的丝绸之路精神。进入21世纪,中国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飞跃进步并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迫切需要和欧亚各国进行更深度的经济合作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是秉承丝路精神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产物,使中国和沿线各国有了新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纽带、平台和目标。

2.现实定位——从构想、倡议到实施行动,成为造福沿线国家的经济腾飞翅膀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政策逐层演进,由构想到倡议,由战略规划到实施行动,成为了造福沿线国家的经济腾飞翅膀。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期间,中国相继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以支持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带一路”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它是“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2016年3月,“一带一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部分。“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主要分为六个方面,“一带一路”作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产能合作、贸易升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方面发力,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2014年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完成顶层规划设计,2016年以来“一带一路”进入全面落实阶段。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一些国家普遍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缺乏的困难。而它们又具备能源资源富集、潜在市场广阔的优势,与中国具有较大的经济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可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是中国同沿线国家长期共同发展的一个经济战略构想,它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通过互联互通,发挥地区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实现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经济目标。[3]就现实定位而言,“一带一路”具有三个重要的经济属性: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创新性的经济多边合作新蓝图。“一带一路”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中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形式的整合升级,也是中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经济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构筑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构成了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经济领域多元合作机制。第三,“一带一路”是中国获取引领世界和平发展话语权、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路径。“一带一路”是中国构筑经济安全发展屏障,摆脱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寻求更大范围经济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布局。这是当代中国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经济合作框架,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最终实现获取世界和平发展话语权,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转型。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逻辑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逐步从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迈向高端,从劳动力优势向技术、资金优势转变,同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软硬基础设施,开拓欧亚非大市场,引领沿线国家经济共同繁荣,使“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具备了重要的客观性经济逻辑。“一带一路”客观进程的经济逻辑可以从参与主体、合作机制、建设目标和初期成果方面来考察。

1.参与主体——兼容并包、广泛参与倡导主体多元化

“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具有以往未见的包容性共融的新经济理念特征,囊括了国家、地区、企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种种要素。按照官方最初规划,“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建中。截至2017年2月,中国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一带一路”战略对接,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自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来,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一带一路”共建。2016年9月,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还催生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企业参与主体新模式。中国央企是“一带一路”经济共建的主力军,央企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为民企“走出去”创造完备的路线、交通、资源、产业园区等基础条件,推动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产业投资高端化、企业抱团“走出去”、从发展中国家进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新特征。

2.经济合作机制——以双多边机制为基础,以论坛促新经济合作形成的制度创新模式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一带一路”立足中国现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丰富和创设更多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有力地推动了面向亚欧的自贸区网络形成,促进了双边/多边FTA或BIT协定谈判,推动建立自由、公平、公正的全球开放性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建设,如亚投行、中国-东盟贸易区升级版,等等。[4]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机制作用,以国际产能和互联互通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双边和多边的政经关系相容,进而带动跨国协同的产业升级转型和经济发展。[5]“一带一路”的推进,还带动了以论坛促新经济合作形成的制度创新模式的形成。“一带一路”通过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经济论坛、展会等具有公共品特征的制度机制平台的正外部性,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等等。

3.建设目标——基于“五通”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新局面。“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渠道实现的,“五通”的目标最终指向均能归一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实现。具而言之,政策沟通方面,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规划和措施。设施联通方面,着重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贸易方面,着重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合作。资金融通方面,着重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民心相通方面,不断丰富沿线国家在孔子学院、汉语学堂等形式的文化交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进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6]

4.初期成果——丰硕的经济建设成果是支撑“一带一路”经济学新理论形成的要素

“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为全世界所瞩目。“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斐然经济成果有力地从客观上支撑了“一带一路”经济学新理论的推进。成果突出表现为五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合作势头良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区域贸易和投资增长迅猛,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49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共计15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进各类型自贸区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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