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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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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顾海良

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 ),男,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北京 100816

人大复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 年 07 期

原发期刊:《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0175 期 第 5-12 页

关键词: 《资本论》/ “第二版跋”/ 经济思想史/ 古典政治经济学/ 庸俗政治经济学/

摘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对政治经济学史基本脉络和过程特点的系统论述,从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社会观和历史观及其阶级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观的核心立场和根本方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演化的探讨,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流派或学派研究的基本导向。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对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方面”的“比较研究”,注重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的比较分析,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涵,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各种流派或者学派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7)05-005-08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的第六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1873年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三个方面问题作了说明:一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结构和内容上的修订作了扼要阐释,体现了“更加科学而严密地”进行理论阐释的科学精神;二是对政治经济学史基本脉络和过程特点的系统论述,从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三是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系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对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理解上的偏差作出澄清。本文仅就“第二版跋”对以上第二方面问题的说明,即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其意义问题作一探索。

一、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立场和根本方法

在“第二版跋”中,针对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现状,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德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即使是那些被德国人认为是“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实际上也已经“消失”。[1]15回溯经济思想的历史,马克思认为,1848年之前,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发展这一“生长的土壤”,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从英国和法国输入“成品”;1848年之后,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被看做是英法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而作为英法国家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的政治经济学,搬到德国就变成“教条集成”,充斥着“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的解释,从而“被曲解了”。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它们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基础的德国,盲目地“输入”英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成品”,结果就是理论的“曲解”或者是“教条集成”。在独特的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最后不得不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1]15由此产生了自18世纪初就在德国延续不断地生长起来的基于重商主义体系的“官房学”。

1848年之前,德国政治经济学还存在另一种境况,马克思在1845年3月撰写的关于李斯特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评论中,对此作了分析。马克思指出,李斯特按照德国资产者关心的“保护关税”为理论准则,把所有的英法经济学家“统统归结到‘学派’名下”,认为这种“学派”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根本“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更不理解英法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最后必然落入“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2]241,242的理论陷阱之中。

结合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德国政治经济学境况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论及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和“现实的历史”等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经济思想史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问题。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秉持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基本遵循的。这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立场和基本方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总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在这一社会历史观的制约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能够有的“科学”发展,就只有在社会主要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境况下才有其可能性。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似乎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德国的现实中还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经济关系”;1848年欧洲革命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迅速发展,当“现代的经济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境况,却“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1]16在这里,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思想变化的性质,同社会阶级斗争发展及其性质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必然结论。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并由其最终决定的。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1]18脱离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就只能做国外经济学的“盲从者和模仿着”,至多也就落得倒卖国外经济思想“小贩”的结局。

在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社会观、历史观及其相应阶级观看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这里的“不发展”,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的“不发展”。马克思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那里,之所以能够“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尖锐地爆发出来,他还能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视界内“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嘉图那里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16在法国,西斯蒙第作为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补充,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1]16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4]455

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一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政治经济学转化的必然性作了分析。马克思认为,1820~1830年是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时期,这种“活跃”趋势既体现于“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也体现于“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除了体现于这两个方面外,“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做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1]16马克思描述了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嘉图学派的嬗变及其分野的基本取向。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命运,是由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决定的:一方面,在经济关系上,从1825年经济危机开始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的形成,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始脱离它的“幼年时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在阶级关系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矛盾逐渐取代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30年以后“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由此而“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1]17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这一根本性转变,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上的反映。

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基于唯物史观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转折时期的论述,曾引起西方一些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质疑。哈奇森(Hutchison)认为,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将1830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转折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在李嘉图写作的年代,阶级对抗至少已经比其他年代尖锐或许更为尖锐”。[5]显然,这是哈奇森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马克思在这里讲的“阶级斗争”,强调的是社会阶级斗争性质的根本性的变化,突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相应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哈奇森还臆断,“马克思把1830年作为转折时期或许是依据法国政治史和那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出的。马克思却把法国政治史的这一时期当作英国经济思想史的转折时期。”[6]229这显然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在马克思看来,1825年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英国经济史而且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重大事变。马克思正是以这一事变为1830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的基本根据。

金(King)对哈奇森的观点虽然多有质疑,但他同样提出:“马克思确实认为李嘉图去世后庸俗经济学越发居于支配地位,但‘第二版跋’将1830年确定为政治经济学史的‘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更详细的分析并不兼容和协调。古典学说庸俗化的作者活跃于世纪之交,作为李嘉图论敌的庸俗经济学家活跃于19世纪20年代,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在1830年之后还在继续。就此而言,1873年‘第二版跋’至多只代表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演化的一个极为粗糙的简化的观点”。[7]金以“马克思学”(Marxologist)的立场提出的这一观点,虽然是对哈奇森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蓄意诋毁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反驳,而金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却是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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