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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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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荣兆梓

作者简介: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电子信箱:rongzhzi@sina.com,230039。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7 期

原发期刊:《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4-16 页

关键词: 当代生产力/ 资本/ 公有资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modern productivity/ capital/ public capita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摘要: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市场经济、资本关系的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既不能绕过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超越资本”;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两种历史形态。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是迫使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本文也是对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论的一个回应。

三十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始终遵循公有资本逻辑: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不变,国有资本归全体人民所有;另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劳动力市场初步实现双向选择机制,劳动者与国有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形成。改革正在按照这一逻辑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将从管企业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对于这一改革取向,始终存在着自来两个方向的责难:一种观点批评改革不彻底,认为股份公司制的改革应当以私有化为目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冗赘;另一种则认为,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性质相悖,公有资本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萨米尔·阿明,2003),或者迟早将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梅扎罗斯,2003)。两种错误观点源自同一理论信条: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本文是对此类责难的一个回应。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资本关系是社会主义不能超越的历史特征;资本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保障。

一、市场与资本共同的生产力基础

有关国有企业何以采取资本主权的改革方向,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比较制度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路径相近,大多从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与劳动主权型企业的效率比较出发,得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的结论。这个结论与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产权的事实相吻合,有一定解释力。但这种解释还是停留在从现象到现象的层次,没有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质,更没有讨论和比较二者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与关系,因此不能进一步解释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深层次历史原因。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尤其是1857-1858年手稿),深入讨论了“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向未来社会转变的生产力条件。马克思的分析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展开:(1)财富尺度从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转换。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①直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随着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加,人的全面能力更多地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生产力(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更加迅速地发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逐步消失,②自由时间不仅对个人来说成为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而且对于社会而言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因;③劳动时间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财富的尺度,④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自然终结。

(2)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体现在机器系统上,表现为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使所有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从事的工作从人的劳动活动中退出;劳动从深入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机器系统的“部件”,转变为站在过程旁边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人。并且,马克思指出,这一适用于机器系统的结论,对于全部人类交往过程也同样适用。⑤随着这一人与物质过程的关系的再颠倒,商品经济以物的联系反映人的联系的异化特征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3)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推动分工形式的演变,以职业专门化为特点的旧式分工趋于消亡,“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代替了“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⑥由于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比例的变化、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分工形式的变化,违背人类本性、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令人厌恶、遭人诅咒的劳动,转变为适合人类本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吸引人的自由活动。个人对生产劳动的主观感受根本转变,劳动之于个人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之于社会不再是稀缺资源,以劳动时间为稀缺性指标的市场经济必然地终结(荣兆梓,2000)。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视角都与资本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首先,价值生产是资本关系存在的前提,尽管资本在运动中不断变换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总归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体。因此,离开价值生产的基础,资本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价值关系还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还存在,资本关系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其次,人与生产过程的颠倒关系对于资本来说是更重要的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物对人的统治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基础,作为劳动创造物的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如果不能站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之外监督和调节它,那么,人对物质变换过程的支配地位始终是不可能确立的。因此,同样具有异化劳动性质的价值与资本的确可能具有相同的历史终点。

更具逻辑说服力的是第三个分析视角。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综合一系列历史因素的结晶体,它一方面决定了对大多数劳动者心理感受的负面影响,即牺牲、负担或现代经济学所谓“负效用”,因此劳动只是个人谋生手段,劳动者并不自愿超出满足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之外提供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又是社会财富的生产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只有积累过去劳动才能有财富积累,只有积累剩余劳动才会有社会生产的发展。综合以上两点,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明显的矛盾对立之中,劳动对于社会的稀缺性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伸是个人与社会争夺的焦点。资本是社会用以“协调”这一矛盾的工具,并且在劳动性质未变的整个历史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⑦资本权行使命的手段无非是强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另一方面是市场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强制”。资本正是企业内外这两个强制的执行者,而它自己也在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中被自己的内在冲动所强制。试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个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矛盾?

研读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历史使命”之生产力条件的论述,⑧不难发现,这些条件与市场经济消亡的条件高度重合。至少在马克思那里,二者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马克思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普遍勤劳”,及其劳动成为“普遍需要”;第二,“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第三,“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三层含义恰好与前面讨论的市场经济消亡的三个视角一一对应,可见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

二、马克思之后的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与资本关系必然消亡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臆想,他是严格地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实际和已经显露的趋势中提炼出来的。在他阐释上述一系列观点的几乎每一个场合,未来社会的特征,总是与大机器生产现实趋势的观察结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现实趋势的动态性与指向性是一回事,未来结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另一回事,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程度差距和时间跨度,这对马克思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坚信自己预测的正确性,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马上就会实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时间预测并不确定,有的时候,他预测会快一些,而有的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又是: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顾海良,2014)。

那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事实又怎样呢?至少,以下两点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他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具有充分依据。

以下三个指标足以证明我们的判断。(1)工作日长度。马克思那个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日一般在10小时以上,《资本论》引用的许多实际材料中,工人的工作日长期往往超出12小时。因此,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应该在70-80小时之间。这与今天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每天8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相比,工作日的缩短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12国,1870年的年人均工作时间是1295小时,到199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657小时,大体上下降了50%。美国和日本在同一时间段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得稍慢些,但基本趋势同样明显(麦迪森,2003)。根据这一趋势,能否想象,再过150年或者200年,到2200年前后,工人劳动时间下降到每周20小时?到2400年,这个数字会不会再下降到每周10小时?

(2)生产自动化程度。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英国先进制造业,大机器生产才曙光初显。此后一百多年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甚至也超出马克思的想象。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仅体力劳动,而且巨大数量的脑力劳动也都成为机器可替代的对象。现代生产中各种机械手、机器人的应用日益广泛,而“深蓝”、“深思”这类学习型机器人在与人对垒中的步步紧逼,充分显示了机器在未来岁月中逐步替代全部单调重复、可程序化的人类劳动的巨大可能。一个没有人的直接劳动参与其间的科幻式全自动物质生产体系,正在以令人昡目的速度走近现实。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预测并不仅限于机器系统,而且还包括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即人不仅可以站在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旁边成为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而且“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将“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⑨不久以前,人们还根据集中型大机器系统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计划经济预期,需要有一个集权的社会计划中心才能实现。今天,一个包括了信息流、能量流,甚至物质流在内的分布式网络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已经充分显现,我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协调机制的想象空间完全有理由扩展。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是建立在全球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由全体社会个人参与的,拥有高度智能化工具,利用全面公开的大数据,分布式神经网络型的民主计划经济呢!这样的计划经济,将来一定会比之前所理解的集中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劳动时间。马克思没有看到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他自然不能展开如此想象。但他从对市场经济生产力本质的深刻理解,仍然天才地洞察了历史趋势。

(3)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大机器生产中越来越频繁的劳动更换和职能互替,认为这有利于工人能力的提高。⑩马克思之后100多年全球经济发展中,至少有两件事,对于消灭旧式分工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普通教育较宽的学科口径和基础课程有利于学生在就业中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职业教育对有关工艺和适用技术实际操作的培训,也使劳动者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就具备了在多种职业间自由选择的能力。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952-1998年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6年上升到8.5年,但这肯定不是极限,同一时间内法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9.58年上升到15.96年,美国则从11.27年上升到18.04年(麦迪森,2008)。毫无疑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是长期趋势,它对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第二,现代生产力对劳动者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比重逐年上升,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机器系统科技含量迅速提高,对操作者全面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了如大卫·戈登所谓的工人“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并存的现象(Gordon et al.,1982),典型地表现在,柔性自动化生产对一专多能技术工人的更多需求。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是劳动者技能全面提升的根本原因,任何制度障碍都无法改变它的长期趋势。

其次,马克思所期待的未来社会,还需要全球生产力更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仅从上述三个指标看,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尽管工作日有明显缩短,但每周40小时,甚至36小时的工作日,并不足以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展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巨大可能性,但要在全部物质生产流程中,实现人不再从事可以让机器来代替的劳动,则为时尚早;消灭旧式分工的目标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虽然劳动者能力在缓慢提升,但至少目前还看不清楚,不依赖分工深化而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

考虑以下两点,人们会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生产力距离那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转折点还有多远。

第一,全球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以上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但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不可能独自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当代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富裕,离不开全球市场竞争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生产力距离理想的转折点路途更远。以各国人均GDP作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麦迪森的计算清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程中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麦迪森,2003)。到1998年,全球水平的人均GDP为5709国际元,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0000国际元左右;拉丁美洲和东欧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只有2000国际元左右。最大地区间差距是19∶1,亚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大约在10倍左右,而且仍然有扩大趋势。要使全球经济在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目前更高的水平,即使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看,也一定是艰难而长期的过程。

第二,生产力发展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变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快速发展,是与大规模利用不可再生矿物能源同步的。生产力发展越快,煤炭和石油的开采和消耗速度也就越快(因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也越严重)。人类在一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内,集中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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