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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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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冯小茫

作者简介:冯小茫,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23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文史哲》2017 年第 20173 期 第 151-163 页

关键词: 货币/ 信用货币/ 超主权货币/ 虚拟货币/ 金融创新/

摘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伦理价值理性主导逐步到经济工具理性支配的转向,货币的理性化是这一转向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货币在形式方面经历了简单自然物——贵金属加工物——纸币——虚拟货币的历史过程;在内容方面则从具有自然属性的一般等价物到具有天然内在价值的贵金属,再到信用货币,最终趋向超主权货币或去主权货币。一般授受性是货币的本质特性,货币的“魔魅”是其一般授受性的基础。在货币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魔魅”表现形式,越是靠前的阶段越以自然属性和天然价值为特征。所谓理性祛魅就是货币发展各个阶段的自然属性和天然价值逐渐被祛除,乃至分别被人为形态和创造出的信用所代替的过程。

引言:何谓货币的“理性祛魅”

“祛魅”或曰“除魔”(英文Disenchantment,德文Entzauberung),亦有“除魅”、“去神圣化”等译法,最早见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指“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①的过程或行为。其哲学意义是:人不断把宗教世界观及宗教伦理生活中一切带有巫术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如通过宗教冥思或带有巫术性质之圣礼仪式等救赎手段)视为迷信与罪恶加以祛除,人便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世界由此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而是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机制②。理性化是神圣化的反面,它是祛魅即驱除神圣性之道具,其核心是以形式理性即经济价值为基础的科学可知性和计算性。它所带来的必然是信念伦理逐渐解体、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根本说来与道德理想追求无涉,而是与或公开或隐蔽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发生着密切关联,而责任伦理也完全消除了动机和信念的意义,代之以后果、效率和功利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理性化包括多方面内容,如组织的理性化、法律和官僚制度的理性化、城市的理性化和技术的理性化等等③。韦伯由此认为,“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人类全部生活,都被收束在这一(理性化的)轨道中”④。

可见,理性化基本涵盖了所有能观察到的人类社会活动和现象。经济领域也毫无例外地发生着从实质价值理性主导的经济活动向工具形式理性支配的经济活动的过渡。具体而言,就是一种在技术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应用定量计算的经济活动,取代根据某些价值标准(出自不能以计算或者其他科学方式证明的政治或宗教等非经济考虑)向人们提供所需物品的经济活动⑤。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⑥。货币是价值世界的重要表征,其本质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独立事物。哈里斯(Lawrence Harris)在《货币理论》中总结说:“事实上,货币的最基本特征是一种社会现象。货币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人是社会生物以及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在一个社会框架中进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货币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框架之中。”⑦正如韦伯所认为的,现代成熟的货币经济强化了经济行动的形式理性,因为货币是最完美的经济计算手段,货币制度是具有最大可能程度的形式理性⑧。货币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以其为基础的经济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实质理性的主导性逐渐被工具理性的主导性替代,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乃至货币本身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收束”在工具理性的轨道之中,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与其深层机制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理性化的核心是“祛魅除魔”,那么货币的“魔魅”⑨是什么?货币具有几近万能的特性是从古至今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到的,这是对货币本质的最直观认识⑩。但这只是货币内在之魔魅的外在表现,只有追问货币为何能够如此者,才能真正触及驱使货币的“魔魅”(11)。

经济学通常规定“一般授受性”为货币的本质。一般授受性是指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具有的、人们既愿意支出(即“授”)又乐于接受(即“受”)的特性。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授,即商品购买者愿意以之作为交易媒介来交换商品;二是受,即商品卖出者愿意接受它作为卖出商品的报酬,并相信可以随时随地用它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任何物质,不论是贝壳、银块还是纸张,一旦获得这一特性,就具备了货币性。“一般授受性”来自货币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有五个职能,但基本职能只有两个,即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所以马克思将货币定义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12)。其中以价值尺度最为根本,因为任何货币都必须在具有货币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充当流通手段。货币的基本职能与货币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任何商品,一旦成为货币,就必然具备这两个基本职能。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尤其是价值尺度形成了货币的本质特性,即一般授受性,这一本质特性的基本内涵便是价值标准。

借助“正当性”这一政治哲学术语,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此一问题。“正当性”的原义颇具道德色彩,经常被正面地解读为一种由人民授予其管治者、相关机构及行为的规范性地位;更精炼的表达是:(政治)管治的权威和效力来自于被管治者的同意或认可。将“正当性”观念引入货币理论,就产生了关于货币的“正当性”的表述,即人们承认、接受和使用某种货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此货币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或者效力表示同意和认可。货币的这种权威或效力指向货币价值,它可以来自货币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如金银),也可来自货币所代表的某种价值(如金银本位下的纸币),亦可来自货币所代表的某种强制力(如由国家政权提供信用担保的纸币)。这种赋予货币“正当性”、使之成为价值尺度,进而具有“一般授受性”的事物,如金银的内在价值、国家的信用担保等,就是货币的“魔魅”。所谓货币的理性化就是此类事物的作用与功效被淡化、祛除乃至颠覆的过程。

一、货币的古典形态及其祛魅

货币是人类经济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一种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进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和构建,其最初的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从货币的发展历史来看,原始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的第一次“祛魅”——保持了自然物的物理特征,在意识层面赋予自然物以社会意义。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时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如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13)也就是说,贵金属作为货币,其正当性即一般授受性,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的。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条块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14)。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货币形态从纯粹自然物到金属铸币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第一,这是人类理性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人类选择所依靠的正是工具理性,即从人类自身的需要出发,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可计算的、有目的性的考量。因此,货币形态从普通自然实物向人工加工贵金属的转变,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体现为人类对货币形态所进行的“祛魅”操作。第二,这一过程不仅体现着人类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体现着人类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它不仅在意识层面对自然物进行“去自然化”使之成为观念中的货币,而且开始在物质层面对作为自然物的金属进行熔炼、铸造、雕刻等加工,使之部分地失去原有的“自然面貌”,更多地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第三,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基础要么来自自然物的稀缺性,要么来自贵金属的天然价值。不难发现,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特性,具有天然性。就此而言,以自然性质为价值基础是货币古典形态的显著特征。货币古典形态的理性化只体现为外在形式上的“去自然化”,即人工成分相对纯自然形态的不断增加,但在内容上,货币的贵贱以自身的实质价值为基础,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建立在金银的实质价值基础之上,此时人类是无法对金银的贵贱进行工具化的操作的,也就是说,此时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者是其实质理性而非工具理性。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所共有的问题逐渐被人们所发现,例如:1.铸币变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主动变质,即铸币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磨损和损耗而变得不足值;二是被动变质,拥有铸币权的政府、领主、商人因自身财政危机或为了榨取财富,常常在铸币时减轻重量或降低成色(15)。2.铸币材料价值与货币需求量不对称。由于最初商品经济不发达,很长一个时期里铸币材料是铜、银等价值较低的金属,因此在大宗交易中金属货币存在携带和管理不便的问题。3.铸币权分散。19世纪初资本主义兴盛之前,欧洲的铸币权都是分散的,古代中国在某些分治时期也是各个统治区域有其自己的铸币体系。每当商品交换突破一定区域市场的范围,就会出现多种铸币之间竞争的现象。有的铸币缺乏信誉保证,其重量、成色和发行量缺乏足够权威的证明,经常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起社会经济的波动(16)。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代替铸币进行流通,这种替代品必须具有轻便、不易损耗、价值稳定等特点,于是纸币出现了。这一阶段,贵金属的自身价值虽依然存在,但其作为媒介交换的货币属性逐渐消失了。纸币对金属货币的“祛魅”,虽不触及贵金属的内在天然价值,但将彻底否定金属货币的物理特征,而且其原有之“魅”即金银的天然魔力,将被理性化为价值符号,并在观念意识层面对其社会意义展开全面的“去自然化”(17)。

二、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化转向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18)。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注意到,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1.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2.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作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历史过程。本文认为,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是货币“理性化”进程的一个历史性阶段,两个质变是人类理性对货币进行“祛魅”操作的结果,纸币在形式和内容两层意义上实现了对金属货币的“去自然化”。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是指: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最高发展阶段,仅仅具备了半人工产品的性质,因为人们的加工对象是融化了的贵金属,即液态的金属,仍然属于自然物的一种存在方式。相比之下,纸币则是一种完全的人工产品,因为纸币的加工原料是纸浆,而纸浆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经不同加工方法制得的纤维状物质(19)。可见,纸浆本身已是一种人工加工物,原始的自然材料在纸浆当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属性,因此,纸币不再具有纯粹的自然性质,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类货币观念在实物上的投射。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扭转,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货币的认识和理解从价值理性逐渐转向工具理性,货币原有的实际价值被“祛魅”而逐渐成为可人为进行计算和操控的交换工具,经济活动也开始从由实质理性主导转向工具理性主导——从以相对恒定的金银价值为基础的循环流转的经济活动,转向由货币工具控制的有波动、有破坏、可计划、可预测的经济活动。从货币观念的发展来看,这一过程是从重量标准到货币单位的过渡,体现了货币从古典形态经过理性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向(20);正因为这一过程更深彻更重要,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21)。可以根据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将之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所谓第一阶段是金属货币向纸币的过渡,在货币观念史上体现为实质货币向代用货币的转变。代用货币又称表征货币(Representative Money),是代表实质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其本身不具价值或货币面值与币材价值不等、但可兑换的货币。代用货币之所以能在市场上流通,从形式上发挥交换媒介的作用,是因为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而且也可以自由地向发行单位兑换储备金属或金属货币。就形式而言,代用货币通常为纸币,确切地说是可兑换的纸币(convertible paper money),是政府或银行发行并强制使用、代替金属货币执行储藏、流通和支付职能的纸质货币。代用货币产生的可能性在于: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只是交换的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目的。对于交易者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货币本身有无价值,而是它能否起媒介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处在流通领域中,“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22)。这就产生了由价值符号或代用货币代替真实货币的可能性,开辟了货币价值符号化的道路,同时也为现代社会中货币符号与货币价值的脱钩埋下了隐患(23)。显然,贵金属之所以能充当货币是因为它们天然具有的稳定的贵重价值,正是这种自然属性使得金银能够天然地充当货币(24)。相比之下,纸币自身不具备任何价值,如果纸币不是与贵金属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作为担保,其价值就是一堆堆纸浆的价值。在此意义上,货币在从贵金属到纸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对其原本所具有的自然价值的“去自然化”操作。韦伯这样描述该过程:“开始,只有切实存在或发生的事情才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角色,现在以不同方式出现,只意味着或预示着某事的某种经验也开始发挥作用。因此,魔法从直接操控的推动力量,过渡到象征行为。”(25)在此过程中,金属货币原有的“魅”,也就是其自然价值,即那种吸引人类、令人类疯狂的天然魔力,被人类理性“除魔”而观念化为价值符号,于是货币得以不再必须具有某种天然内在价值的形式,而只要能够象征这种“魔力”或这种天然价值、能够承载价值符号就可以了。齐美尔描述这种转向说:“货币表达商品相对价值这一意义,独立于货币的任何内在价值,就像度量空间的尺度是由铁、木材还是玻璃制成的并不重要一样,因为我们关心的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另一个量度之间的关系,所以货币为我们决定事物价值而提供的尺度与它的本质性质无关。”(26)低成本、低损耗、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纸币由此成为首选。同时纸币的稳定性、便携性、同质性和低损耗性为在技术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应用定量计算的经济活动铺平了道路。

严格来说,在上述阶段发生的“祛魅”所达到的其实是一种不完全的“去自然化”的结果,因为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都必须以贵金属为基础,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与贵金属直接挂钩。以西方为例,其货币标准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国内贸易以银为主导,而金则通常用作国际贸易的货币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金本位制度”,即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为本位货币,并建立起流通中各种货币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关系的货币制度。黄金可以自由铸造和流通,各国货币以贵金属黄金为共同的基础,并实行以不同国家货币的含金量为基础的固定汇率机制(27)。西方经济思想长期以来受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支配,认为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和白银货币所具有的价值直接与其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成比例(28),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因此尽管纸币的出现在形式上是对金属货币的完全“祛魅”,但它在内容上只是金属货币的替代品,代行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所以只是铸币的表征,无法独立于贵金属而单独存在和使用。就此而言,纸币与贵金属的“魔魅”依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只有将这种内在联系完全割断,在内容上彻底“除魔”,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去自然化”才算完全达成。

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完全“祛魅”是在第二阶段完成的,在货币发展史上体现为代用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即纸币的存在和使用从之前的以贵金属为基础发展到与贵金属脱钩而以发行者的信用为担保。这一转变不是自然的,而是源自人类理性对货币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信用创造”。最早将这种反思系统化、理论化的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及货币改革家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他在《论地产银行》一书中明确表示,可用于交换物品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不必有确定的价值,货币不是用货币购买的物品的价值,而是以货币为媒介交换的物品的价值。换句话说,流通中的货币自身不必有内在价值,它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可以寻找到其他根据(29)。在另一部著作《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中,他认为货币在交换和生产中都是最基本的要素,整个经济都依赖于货币体系,而金属货币体系是不可靠的,必须消除经济对金属货币的依赖,用一种通过信用创造纸币的体系取代之(30)。约翰·劳的设想——纸币对金属货币的“祛魅”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完全实现,在历史上以金银本位制度的完全废除为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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