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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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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吕宗力

作者简介:吕宗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广东 深圳 518055

人大复印:《先秦、秦汉史》2017 年 04 期

原发期刊:《史学集刊》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22-38 页

关键词: 霍光/ 刘贺/ 继体之君/ 正当性论证  Huo Guang(霍光)/ Liu He(刘贺)/ imperial succession of bloodline/ legitimation/

摘要: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西汉元平元年(前74)四月癸未,昭帝刘弗陵驾崩,无嗣,生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大将军霍光等迎立昭帝异母兄子昌邑王刘贺嗣位。六月丙寅,刘贺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尊昭帝上官皇后为皇太后。至癸巳,霍光与朝廷众大臣请得皇太后诏书,废其帝位。七月庚申,更立武帝曾孙刘病已(即宣帝,后改名刘询),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刘贺在位仅27日,其立、废经过在《汉书》中轻描淡写,其生平事迹散见于《武五子传》的附传和《霍光传》等,西汉诸帝序列中全然没有他的位置。①无怪乎宋代诗人杨简如此概况西汉帝系:

西汉十二君,高惠吕后文。

景帝传于武,遂及昭宣元。

成哀平帝后,王莽乃为君。

昌邑兼孺子,二人不足云。②

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

一、西汉“继体受文之君”帝位更替的正当性论证

任何形式的政权都不能仅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而必须通过建构正当性或合法性来建立其权威,赢得被统治者对其统治权利的认可,③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运作,并争取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统治的稳定和发展。当一个政权新建或经历最高权力更迭之际,这种正当性论证对其政治统治的存续尤其生死攸关。

传统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论述,主要涉及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④在古代埃及、日本,古代和中古欧洲,曾流行以“君权神授”为统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论述。现代社会科学中影响最大的政治统治正当性来源论述出自马克斯·韦伯。他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一般建基于三种理想类型:当人民认为一个政权的权利是继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该政权便拥有了传统型合法性;当人民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因某种神秘经历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质,该政权便拥有了克里斯玛(魅力型)合法性;当一个政权的权力来源于一套对社会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则时,该政权便拥有了法理型合法性。⑤

古代中国政权正当性的论证主要体现为正统论,⑥而正统论的基础则是西周以来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天命观。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皇朝君权天授的论述模式因时而异,从“革命”到禅让,从三统到五德终始,从“以德受命”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等。⑦但无论采用哪一说,“天命攸归”的神圣资格是论证的焦点。各种正当性论述在以天命为统治权力终极来源的同时,往往也借古典民本论述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⑧在某种意义上引入了广义的“同意理论”。⑨

改朝换代的开国君主的统治正当性一般可以天赋魅力、非凡德行和天赐符命来论证。那么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称“内继”,⑩其正当性或正统性又应该如何论证呢?

(一)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

中国人所说的正统,本义指血统之正。早期王朝如夏、商、周,其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都以宗法制为基础,其王位传承也实行重血缘纽带的家族世袭制,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传子以嫡以长;如无嫡子甚或无子,或嗣子尚幼,则有传庶、传弟之变通。(11)“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2)

秦始皇始创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皇帝制度,他理想中的帝位传承仍然是父死子继的大宗血统世袭制:“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3)秦始皇称皇帝号时年三十九,正值壮年,踌躇满志,又对长生不老的可能性满怀憧憬,没有及时确立储君和制定帝位传承规则。当他最后一次巡视天下的途中,在黄河下游的平原津(今山东平原)突发重病,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病逝。始皇临终曾以玺书召长子扶苏回咸阳为其主持葬礼。但陪同始皇巡视的幼子胡亥在同行的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赵高的支持下,扣留始皇的玺书,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死。(14)胡亥登基之后,始皇的其他儿子尽遭诛戮。至赵高逼死胡亥,迎立的子婴已非始皇的直系子嗣。(15)

西汉的受命之君只有高祖刘邦。“子孙不直接承受天命,何以能正当地继承受命祖先的统治权威?”(16)在当时的观念中,后继为帝者,其正当性并非源于天命,而是受之于先帝,汉代称为“继体守文之君”。(17)《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司马贞索隐:“继体谓非创业之主,而是嫡子继先帝之正体而立者也。”(18)所谓“继体”,本义是指嫡系血统,所以天然拥有受命于先帝的资格。汉代继体之君的资格,首重血统的纯正,即嫡系(大宗)之子。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而非更年长的庶长子刘肥,可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大宗血统继体原则,在汉初已获刘汉皇室的认可。但正如庞天佑所指出,刘邦曾打算废太子刘盈而另立宠姬戚夫人所出之赵王刘如意,反映出他对待嫡子传承这个内继原则的主观随意性。(19)而吕后在朝廷大臣和在野贤士的支持下,成功打消刘邦废立储君的意图,维护了刘盈的太子地位,恰恰反映出大宗血统继体的正当性原则在当时已为朝野精英广泛认同,即使开国之君如刘邦也难以轻易推翻。(20)

嫡系传承,本当以长不以贤。(21)但西汉继体之君十三世(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废帝刘贺、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衎),以嫡长子或嫡子继体的,唯惠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五位。其中景帝刘启本是文帝庶长子(大排行第五),因文帝正妻于丈夫即位前薨逝,所育四子也相继病死,刘启以庶子中最长得立为太子,其母窦氏则母以子贵,立为皇后,刘启这才成为嫡长子。武帝刘彻本来是景帝的庶子(十四子中排行第十),因景帝薄皇后无子无宠被废,太子刘荣(景帝庶长子)及其母栗姬失宠,刘彻的母亲王娡被立为皇后,他才成为嫡子,得立为太子。所以景帝和武帝的嫡子资格,并非无懈可击。成帝是元帝与皇后王政君所生的正宗嫡子,但其父曾起意改立宠妃傅昭仪之子刘康,其储君之位曾岌岌可危,幸得元帝宠臣、外戚史丹的竭力维护,始得继体。

先帝如无嫡子(如皇后未育或被废,嫡子被废或死亡),庶子可以继体,如前少帝、后少帝、昭帝。但其正当性仍取决于血统的纯正性。吕太后驾崩后,周勃、陈平等大臣联合刘氏宗亲铲除诸吕之后,即以后少帝刘弘非惠帝亲骨肉为罪名,废其帝位并处死。

先帝如无子,可以由大宗嫡孙、曾孙继体。《汉书·郊祀志》即据此论证宣帝继体的正当性:“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22)即刘询为戾太子刘据之孙,源出武帝大宗嫡系。饶宗颐称此为“一姓本宗传位之正统也”。(23)庞天佑引匡衡奏议,认为西汉后期普遍流行的内继新原则,是“世绝者则其后绝,他亲入继(如昭帝死后宣帝继位),不是继此绝后之人(昭帝),而是继其所始(即承戾太子而继武帝)。这就是说在嫡传中断的情况下,得另立始封君以承接之。此承统新君不一定是原来的嫡系,但必须是君主的庶子或者宗室”。(24)然而匡衡的相关议论其实是针对元帝时为了“存二王后”,到处寻找殷王室后裔而发:

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25)

王者存二王后是依据儒家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政治伦理采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措施。匡衡所论“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前提是嫡传世系因“犯诛绝之罪”或“不能守其社稷”而中断。(26)这一正当性论述不能应用在延续不绝的西汉帝系传承中。昭帝绝嗣,刘贺以侄入继,奉昭帝为父,昭帝世系未绝。刘贺被废,宣帝并非作为嫡曾孙直接继体武帝,而是作为侄孙入嗣昭帝,昭帝世系仍未绝。(27)

兄终弟及也是家族世袭制的一种形式,但偏离大宗血统,在西汉的帝位传承序列中缺乏正当性。景帝在位时,窦太后溺爱其弟梁王刘武,建议景帝“千秋之后传梁王”。窦太后的侄子窦婴立即劝谏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28)刘武虽然是文帝的嫡子(与景帝同母),却非景帝的直系血脉,缺乏继体的正当性。西汉帝位传承序列中,有几例属于兄终弟及,但都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如惠帝逝后,吕太后临朝称制,废立由己,先立刘恭(前少帝),四年后废杀之,另立其弟刘弘(后少帝)。至吕太后去世,军功集团和刘氏联合诛灭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29)后少帝继体的正当性自然消解。

文帝虽然继后少帝之后即位,却是作为惠帝异母庶弟,继体惠帝。因惠帝“无子”,以弟继兄,是不得已的安排。与文帝资格相当的,当时还有齐王刘襄(高祖长孙)、淮南王刘长(高祖幼子)。诸大臣方经历血腥政变,对强势诸侯王(如齐王)、外戚和“蚤失母,常附吕后”的淮南王深具戒心,(30)最后以“立长”之名义,迎立个性仁弱、母家薄氏谨良弱势、高祖在世庶子中年最长的代王刘恒。刘恒对此非正常策立程序心怀疑虑,代国诸臣也认为“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很可能别有用心,建议刘恒“称疾毋往,以观其变”。最后中尉宋昌分析说,自高祖受命,约法令,施德惠,深得民心;宗室在朝廷内外的势力盘根错节,实力强盛;刘汉天下已难动摇。“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刘恒仍未能放心,再与薄太后计议,龟卜得吉兆,又遣母舅薄昭往见周勃,察得诸大臣迎立的诚意,才下定决心,入京继体。(31)刘恒及其心腹在继体过程中如履薄冰、步步为营的心态,很大程度上与其继体的正当性较脆弱有关。

正当性最脆弱的帝位传承,当然是以旁枝宗室(如侄、侄孙、堂弟等)入继。如刘贺以侄继体昭帝,宣帝以侄孙继体昭帝,哀帝以侄继体成帝,平帝以堂弟继体哀帝。此所以宣帝即位不久,即“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32)以强调他与武帝之间的嫡传血缘纽带;追谥其祖、父,祖母、母亲;淡化其入嗣昭帝的事实。哀帝以成帝继子身份继体后,不顾成帝生前的告诫:“太子丞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33)尊生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亲祖母定陶傅太后为恭皇太后,生母丁姬为恭皇后,后又去定陶之号,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恭皇后为帝太后,示与元帝妻王太皇太后及成帝妻赵太后同等尊贵。又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哀帝师傅、大司空师丹因坚持“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34)遭贬黜。

(二)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

血统亲疏固然重要,但继体之君的统治正当性还有赖于守文,即其德行和守成的表现。《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35)卷八五《谷永传》:“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36)

自西周以来,“以德受命”是中国传统正当性论证的一个特点。(37)帛书《伊尹·九主》记伊尹与商汤论君臣之道,有八谪之罪过,而“过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38)“足见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39)《孟子·万章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40)

孟子认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取决于天命,受命君主传贤或传子,也决定于天,不得私相授受。当君主主持祭祀而诸神欣然接受他的祭品,当君主治理国家而百姓愿意(“同意”)接受他的统治,就证明他是真命天子。继体为君者,皆因其先祖有大功德于民,如果继体者不肖,天将废之。

受命以德,继体也以德。德的内涵丰富。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中的“德”,重点在于“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41)“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42)亦即王健文概括的“因应其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宗教意识等整体而产生的族群传统”。(43)汉代继体诸帝谥号皆标榜“孝”,亦与此正当性论述有关。

(三)从符瑞灾异看天意验证

孟子认为,拥有德行的君主不但能够安民,也应该能获得天意的验证:“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44)在西汉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上天的认可与否是通过符瑞和灾异来展示的。(45)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策贤良文学诏中所发“天人三问”,揭示出继体之君寻求天命认可证据时的焦虑心态: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46)

武帝的疑问,到元帝时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平当上书说:“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余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不立与?何德化休征不应之久也!”(47)可知阴阳不调、灾异屡现对于继体之君的统治正当性有明显的削弱作用。

王充认为,天降符瑞对于开国之君统治正当性的论证是必需的,继体之君则未必需要:“继体守文,因据前基,禀天光气,验不足言。创业龙兴,由微贱起于颠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尝无天人神怪光显之验乎?”(48)孙广德对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神话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的开国之君神话,包括神秘故事、谶语、异象、异梦、望气、歌谣等,也包括他们祖先的神秘事迹,自汉代始,算上曹丕、王莽、刘备、孙权,有二十三人,占总人数92%。这说明开国之君之有神话和符瑞,绝非偶然,其中必有一番道理。(49)

但其实有些继体之君也有神话和符瑞。例如薄姬获刘邦宠幸一晚,梦龙据胸,怀了文帝。王娡“梦日入其怀”而怀了武帝。被望气者称为奇女的赵婕妤怀孕十四月而生昭帝。(50)宣帝襁褓入狱,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51)昭帝世又有“公孙病已立”虫文谶言流传,(52)他在位期间,宣布的祥瑞也特别多。东汉安帝在清河王邸时,“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床笫之间。”(53)献帝母王美人怀孕后,因为害怕遭到灵帝何皇后的迫害,“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54)

这几位有神话符瑞的继体之君,文帝、宣帝、安帝、献帝都不是钦定的皇太子或大宗血统的优先顺序继承人,而且在有资格继位的诸多皇子、皇孙中,也往往属于弱势。他们之继体,常常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势力博弈妥协的结果,带有相当程度的侥幸性。武帝和昭帝,虽然是先皇钦定的继位者,但其“大宗血统”的正当性也相当脆弱。继体君位的争夺,时常波诡云谲、血腥遍地。侥幸胜出的继位之君,真的很需要这样的符瑞和神话,来巩固强化继体的正当性。(55)

二、刘贺继体具备正当性吗?

昭帝以武帝幼子,8岁继位,在位13年,于元平元年(前74)驾崩,无嗣。“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56)昭帝在位期间独揽大权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议立新君。以血脉亲疏论,尚有昭帝异母兄广陵王刘胥在世。廷议中刘胥也获得广泛的提名和支持。(57)但弟终兄及,不符合西汉帝位父死子继的传承原则。从现实政治层面看,刘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58)“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59)又时值壮年,霍光对其颇忌惮。廷议拖了一个多月,未有定论。这时有郎官上书:“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60)所议“废长立少”,不符合“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政治文化传统,但其“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之论,正合霍光心意。周太王立王季、周文王立武王的历史先例,是讲平辈之中择嗣以贤不以长,舍兄立弟。昭帝在同辈皇子中已最幼,无弟可立。但“废长立少”的思路,却启发霍光援引旁支宗室入嗣。

旁支皇侄有资格入嗣昭帝的,当时有武帝第三子故燕剌王刘旦的长子刘建,第四子广陵王刘胥的太子刘霸,第五子故昌邑哀王刘髆的太子、现任昌邑王刘贺。刘旦、刘胥、刘髆皆武帝庶子,刘髆年最少。但刘旦在太子刘据蒙冤自尽后,自认在世诸皇子中年最长,觊觎储君之位,乘武帝病重,主动请求宿卫长安,引起武帝的警惕和厌恶,以藏匿亡命罪,削其封国三个县邑。昭帝即位后,刘旦屡次阴谋废帝自立,至元凤元年(前80),遭告发与上官桀、鄂邑盖长公主等密谋诛霍光、废帝自立。事发后刘旦自杀,国除。所以刘旦之子可以被排除。刘胥既然未能入嗣昭帝,霍光自然也不可能选择他的儿子。刘贺父亲早逝,母家覆灭,年轻易控制,他之入嗣,是霍光当时的最佳选择。(61)

(一)刘贺继体的血统正当性

武帝和他的宠妃李夫人的故事,是历史上一则脍炙人口的爱情传奇。“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62)即是李延年形容其妹李夫人之歌。李夫人妙丽善舞,入宫后深得武帝的宠幸。她为武帝所生儿子刘髆,于天汉四年(前97)封昌邑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63)以皇后礼葬之。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武帝因思念不已,曾令方士作法“致其神”,又“为作赋,以伤悼夫人”。(64)武帝死后,霍光为满足武帝的心愿,以李夫人配祭宗庙,追加尊号为孝武皇后。以武帝对李夫人及其家人的恩宠,刘髆在诸皇子中地位可能一度比较尊贵。

但李夫人病故后,武帝对李家的宠幸渐衰。太初年间,李延年的弟弟李季被揭发奸乱后宫,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被诛灭。李广利征战在外,未受牵连,但难免产生危机感。征和二年(前91),发生巫蛊之祸,左丞相刘屈氂处置失当,遭武帝怒斥。次年,李广利出征匈奴,姻亲刘屈氂送行至渭桥,李广利对刘屈氂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此事大犯武帝忌讳。事发后,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家族灭。(65)刘髆虽然未受李家牵累,但应该也已被排除在储君人选之外了。(66)刘髆早武帝一年去世(前88),子刘贺嗣位为昌邑王。刘贺后来虽然是以旁支继体昭帝,但属武帝血脉毋庸置疑。

(二)刘贺具备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吗?

1.好游猎,动作亡节,亲近小人——刘贺入嗣前的“失德”表现

刘贺继嗣昌邑王位达十三年,他在封国的表现如何?廖伯源认为,景帝平七国之乱后,朝廷与诸侯王力量悬殊,“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67)朝廷所任命的王国官员治理王国的同时,也代朝廷监察诸侯王的行为。吏以苛察为立功,“宫殿之里,毛厘过失,亡不暴陈”。(68)刘贺在封国如有失德之行,有司必有记录,朝廷必有谴责,王国官员必有所谏诤;朝廷大臣当然也不会择之继大统。(69)

目前我们所了解刘贺在昌邑国的“失德”行为,主要见诸《汉书》的《龚遂传》、《王吉传》和《武五子传》中龚遂与王吉对刘贺的谏诤。龚遂是西汉名臣,时任昌邑郎中令,刘贺被废后,虽受牵累髡为城旦,但七十余岁获宣帝起用为渤海太守,治绩斐然,后征为水衡都尉。王吉经学名家,为官清廉,时任昌邑中尉,刘贺被废后,受牵累髡为城旦。宣帝朝起用为博士谏大夫,针对朝廷时弊,仍然屡谏不止。刘贺废黜后,昌邑群臣两百多人被诛杀。龚遂和王吉以屡谏免死,他们在昌邑国的谏诤记录显然是审理案情时的重要证据,甚具史料价值。

廖伯源认为,龚、王所谏内容,皆为不可驰骋射猎,亲近小人,而当留意于经书治术。其概括甚确,但尚可略作补充:一、“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70)在西汉诸帝、诸侯王中,不算什么罪恶,“乃汉代贵族日常生活之娱乐”。(71)然而“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严重干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至于“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72)为了娱乐全无节制,已属伤身败俗了。更严重的是,刘贺“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73)当时昭帝“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74)刘贺为人子、为人臣,却沉湎游猎如此,如果有人向昭帝检举,“非飨国之福也。”(75)二、刘贺喜亲近小人,不仅近佞幸、好谄谀,而且“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挥霍滥赏。(76)三、尽管刘贺面对臣下谏诤,看似大度包容,但实际上我行我素,“终不改节”。(77)当然,上述德行瑕疵(除了武帝驾崩后仍游猎不倦),尚不足以令霍光和朝臣们否决刘贺的继体资格。西汉诸侯王中荒诞淫僻远过于此的案例多得是。

2.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刘贺应召入京至废黜期间之“失德”指控

昭帝崩于元平元年(前74)四月癸未(十七);朝廷反复商议后,刘贺受征召入京,被立为皇太子,入嗣昭帝;六月丙寅(初一)即皇帝位;壬申(初七)安葬昭帝于平陵;癸巳(二十八)被废黜。全过程为七十天。这两个多月对于刘贺、昌邑国官属和霍光集团而言,可谓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刘贺招致废黜的主要指控,据《汉书》之《宣帝纪》、《霍光传》、《武五子传》、《张安世传》、《王吉传》、《王式传》、《龚遂传》、《田延年传》等,是“行淫乱”。淫行之一发生在应召入京途中:

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

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78)

淫行之二发生在即位后:“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79)廖伯源对这两则指控有所辨正,认为证据不足,而且对霍光来说,其事件性质也不至于严重到要废黜皇帝。(80)此类宫闱丑闻,史籍记载通常语焉不详,廖氏所论合理。但笔者以为,该指控的严重性其实不在于性丑闻,而在于刘贺作为昭帝嗣子入京奔丧途中,“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81)入京又与昭帝宫人乱伦。虽然此类宫廷秽闻,屡见不鲜,但摊开到台面上,确属嗣皇帝对大行皇帝的大不敬、大不孝。

据廖伯源的概括,淫行之外,霍光和群臣对刘贺的指控还包括:二、丧礼之中无悲哀之心;三、祖宗庙祀未举,而使使者以天子礼祭其亲父昌邑哀王;四、既受皇帝玺,发玺不封,不谨慎;五、拒夏侯胜、傅嘉之谏,而系之狱。廖氏认为,二、三、四条指控皆深文罗织,可以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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