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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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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世军

作者简介:刘世军,男,陕西绥德人,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1100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10-16 页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Xi Jinping/ latest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科学阐明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性质、特点、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大逻辑、理论大逻辑和实践大逻辑,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时代大课题,科学阐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大走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历史大趋势,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

中图分类号:A8;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7)01-001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立足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放眼未来30年,放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眼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放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性质、特点、矛盾、前途等重大问题形成系统的理论判断,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其理论贡献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来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历史大逻辑与现实大判断

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阶段性特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正如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所指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210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科学分析我国社会发展新变化新实际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大逻辑的现实大判断。

1.习近平科学阐明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历史阶段及其新特点这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总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特点和任务,形成不同时期的指导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明确阐述。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特征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很快我们就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言:“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35-36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约40年时间。这个阶段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其中第一个时间节点是从2010年算起,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第二个时间节点是从2021年起再经过近30年的接续奋斗,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这一阶段具有冲刺的特点,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但仍需要爬坡过坎。在这个节点上,习近平系统阐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及迎接其到来的条件和路径,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性质和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和深刻回答,集中体现为三层含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2]22虽然我们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的不同时期,始终存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这种争论一度演化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争论,围绕如何科学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性质,习近平作出了十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22-23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我们党自身的失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观问题,习近平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实践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的历史大逻辑的高度,对这“两个互不否定”的思想,作出了更加有说服力的回答。第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思想,对于全面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世界各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新认识,对经济新常态这一新判断作出了系统的理论回答。他指出:“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各国普遍认同我们提出的新常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都已进入新常态。”[3]303-304“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4]141从时间上看,新常态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从空间上看,新常态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对我国影响的结果。正确把握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第三,我们党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开展了反腐败斗争、整风肃纪斗争,这场斗争纯洁了党的组织,锤炼了党的意志,强化了党的性质,坚定了党的宗旨,树立了党的形象,深得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和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同样也使我们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坚定不移反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总想用反腐败问题来拿捏我们,不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场合提出所谓反腐败问题。现在,我们在国际上一举转为战略主动……各方面对我们敢于向腐败亮剑是佩服的,我们的反腐败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3]361-362同样,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国际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打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思维”任务繁重。国内“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克服这些艰难险阻,我们仍将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如习近平所告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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