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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整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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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声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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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雷声

作者简介:张雷声(1954- ),女,安徽芜湖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北京 100872

人大复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当代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5-12 页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 生产关系/

摘要:《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既表现为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表现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既表现为从总体规定性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表现为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研究的这些层面,是对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解不断趋于丰富和发展的反映。生产关系研究的这些层面作为一个整体,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充分的展现。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7)04-005-08

生产关系是《资本论》矢志不渝的研究对象。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这一关于《资本论》所要研究的对象的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具体说明。马克思步入政治经济学殿堂以后,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把生产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并赋予其科学的内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最初以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研究私有财产关系,到研究交往关系,再到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研究财产的占有关系,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理解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据此也将这些理解融入到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之中,反映了《资本论》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整体思维。无论学术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阐述的研究对象进行怎样的理解和争论,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确定和内涵的丰富,足以反映出《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研究的整体框架。

一、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要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唯物史观后,首先认识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2]540我们知道,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明确要解剖“市民社会”。如何来解剖市民社会?在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得到科学界定之前,从交往关系的角度来解剖市民社会不失为一条合理的路径,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对交往关系进行了分析,一是交往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但是,交往存在并表现于社会内部,“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520二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包括物质交往关系和精神交往关系,正如关于“交往”术语的解释所说:“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但是,“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2]808

从交往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是指交往关系中的“物质交往”。这一理解,是马克思在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从市民社会中划分出了物质关系并把它作为决定国家活动的关系的结果。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只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2]544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2]582可见,只有抓住交往关系中的“物质交往”,才能真正把握生产关系。

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即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矛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交往形式由发展的“条件”变成发展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2]575,576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这种矛盾,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根源于这种矛盾,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须要深入到交往关系中。

马克思关于交往关系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的理解,虽然是对生产关系理解的最初涵义,但却构成了《资本论》研究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关于商品的二因素,马克思着重阐明的是价值因素,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表现为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与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这些不同的物质中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1]51关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创造的一个源泉,“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6但同一劳动的另一方面即抽象劳动,则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形成价值实体。正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去探索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才会解开货币的“谜”,才能了解到“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显露出来。”[1]65马克思的分析使我们把握到,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89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就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劳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关系,这一等价交换关系掩盖了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时,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1]204那里实行的是“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性质的规律”,[1]182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买和卖的自由、等价交换,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是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当我们走进生产场所,我们会发现:“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1]204《资本论》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用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被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1]673

《资本论》从交往关系角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不同,从而能够拨开现象紧紧抓住事物的根本,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

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

走入生产关系的内在深处,把握生产关系的实质,是《资本论》研究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意识到所有制关系是“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因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2]521依据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概括地分析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三种所有制形式。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论蒲鲁东》等著作中对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做了充分的阐述。

马克思关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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