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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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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徐洋

作者简介:徐洋,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编审;林芳芳,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助理编辑。

人大复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9-21 页

关键词: 《资本论》/ 中国/ 翻译/ 研究/

摘要:《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的原理初步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1949年,《资本论》中文部分译本和全译本诞生,《资本论》研究进一步展开,其原理被运用于中国革命;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资本论》的翻译、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资本论》传播向纵深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研究与教学、宣传与运用,考察了《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各个版本,介绍了《资本论》少数民族语文译本以及《资本论》在港台地区传播情况,分析了《资本论》原理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总结了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特点和经验,指出《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深化。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部伟大的著作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的翻译与传播充满了艰难险阻甚至带着不少传奇色彩。①

一、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名字的传入和《资本论》原理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中国正在封建的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克思的名字及《资本论》的书名在这个危急关头传入中国。

马克思和《资本论》名字首次见诸中文报刊是在1899年初。该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一书,书名译为《大同学》,前四章发表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第1章《今世景象》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121册,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②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第3章《相争相进之理》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4月第123册,其中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也。”③这是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一文,文中赞扬劼德(即基德)的进化论的同时,也简要提及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指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④。

此后,不断有人在著述或译著中提及马克思和《资本论》,但都比较简略。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发表了个人见解。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评析了《资本论》的观点。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和初步研究《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发了马克思专号,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大钊的3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李大钊在这两篇文章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他是中国认真研究《资本论》并准备将其原理付诸实践的第一人。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陈溥贤根据高畠素之的日译本,在《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上连续译载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9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诠释本。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重译。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大力推荐,深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在狱中宣传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事迹。1920年,周恩来在天津领导工商界和学生集会游行、声讨反动政府卖国罪行的活动中被军阀逮捕。在监狱里,他不顾个人安危,给被捕的青年和各界代表讲解了马克思学说:“六月七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⑥这是那个时期仁人志士口头传播《资本论》的生动事例。

二、20世纪20年代-1949年:《资本论》部分译本和全译本的诞生,《资本论》研究的初步开展并被运用于中国革命

(一)最初翻译《资本论》的努力

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所译的《资本论》第1卷,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资本论》译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19位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翻译组请李大钊和陈启修(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按《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担任导师,根据某个德文版翻译《资本论》。据当时参与翻译的罗章龙回忆,他们把《资本论》第1卷的译稿交给了陈启修。⑦尽管这部译稿没能保存下来,但它是我国《资本论》翻译史上的一次有益尝试。

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发表了费觉天的译文《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就目前的文献看,这篇《序言》是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本”了。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很早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6年10月,郭沫若与商务印书馆商榷此事,但印书馆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责任。尽管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和研究《资本论》的热情。1927年,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6年10月,他撰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为理解和翻译《资本论》的有关内容做出了贡献。

(二)《资本论》第1卷的翻译

1930年3月,中共党员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问世,这是《资本论》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陈启修根据考茨基国民版(底本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1928年第8版,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译本,译出了《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陈启修在《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译者例言》后面,收录并翻译了考茨基、河上肇和恩默特介绍《资本论》的文章,约占全书1/3的篇幅。陈启修的译本原计划分10册出版,但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只出版了第1分册。

此后,中共党员潘冬舟继续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第2、3、4篇,以第2分册(第2、3篇)和第3分册(第4篇)的形式,先后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各印2000册。这个版本没有说明它所依据的外文版本。潘冬舟原计划每季度出版一个分册,2年内将3卷《资本论》译完。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潘冬舟被国民党杀害。

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慎明(即王思华)和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篇至第3篇第7章)。实际上,这一册是王思华通过关系由北平京华印刷厂秘密排印的,国际学社只是一个虚构的出版社。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中册(第3篇其余2章和第4篇)、下册(第5篇至第7篇)和一卷合订本,译者署名为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这个版本以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为蓝本,同时参照英文、法文和日文几种译本。至此,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69年后,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诞生了。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李大钊曾多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政府残酷绞杀,年仅38岁。侯外庐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同时更坚定了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7年夏,侯外庐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语。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资本论》;同年,侯外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侯外庐回国时,把已经译出的20章译稿寄存于柏林成仿吾处。1932年,侯外庐结识了王思华。王思华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他们决定从头翻译《资本论》。第1卷上册出版后,侯外庐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1934年至1937年侯外庐单独翻译完第2、3卷,并交由续范亭将军带往延安,不幸书稿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也于1934年5月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册,内容包括《资本论》第1卷的第1、2篇。吴半农根据1928年出版的伊登和塞达尔·保罗(Eden & Cedar Paul)的英译本翻译。由于这个译本出在陈启修、潘冬舟和王思华、侯外庐的版本之后,内容上又没有超过以上版本,因此并未产生较大影响。说来奇怪,校对者千家驹竟然一直不知道这本书出版了。直到1982年,中央编译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向他征稿时,他才得知此事。目前只有中央编译局的图书馆藏有它的孤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当时命途多舛,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三)郭大力、王亚南完成《资本论》全译本

1938年8-9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3卷本在上海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行,分精装版和平装版,依据的是苏联1932-1934年马恩列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底本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郭大力、王亚南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1928年春,郭大力来到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当年译完了第1卷。同年,王亚南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来到大佛寺栖身。两人一见如故,立志共同翻译《资本论》。由于感到不了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无法准确理解和翻译《资本论》,郭大力并没有急于出版第1卷,而是与王亚南一起,决心先翻译古典经济学著作。1934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再次投入到《资本论》的翻译中,可惜此前第1卷的译稿已经全部毁于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的战火之中,为此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

1936年前后,郭大力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洽谈出版意向,但这两家出版社都不愿意承担出版《资本论》的政治风险。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得知郭大力、王亚南为《资本论》全译本所做的努力之后,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在出版社经济拮据、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版他们的译稿。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上海租界内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决定利用这个条件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出齐3卷本《资本论》,1938年4月,郑易里给在赣南老家翻译的郭大力打电报,希望他能亲自到上海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最后的校订。⑧为了《资本论》能够顺利出版,郭大力不顾交通不便和日军轰炸的危险,立即启程来到上海。郭大力和出版社的同志通力合作,经过4个多月夜以继日的高强度劳动,将3卷《资本论》出版了。《资本论》首印3000部,然而2000部由于战乱在运输途中沉入海底,出版社当即加印2000部。由于当时人手少、时间紧、条件差,译文中存在一些错误和误排。郭大力将3卷《资本论》重新校订,编制了一个包括1700余处的详细勘误表,连同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补遗《资本生产物的商品》一文(即1863-1865年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第1部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于1940年5月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为名出版。1947年,全译本由读书出版社重印2000部。翌年在哈尔滨解放区第二次再版3000部,此版扉页前附了马克思的照片,并根据勘误表对正文进行了修订。

1940年春,郭大力按照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学说史》当作《资本论》的第4册来写。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它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在翻译过程中,郭大力历经劫难,辗转逃亡,译稿直到1949年6月才得以出版。

(四)1949年以前《资本论》在中国的学习、研究概况

十月革命以前,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介绍过马克思及《资本论》;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这使中国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不断打压、迫害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列为禁书。

《资本论》在国统区是禁书,但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却被视为革命指南。党中央通过党校、马列学院、《资本论》研究小组等形式组织中共党员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涌现出了张闻天、王学文等在《资本论》研究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认真研读了《资本论》,并且作了批注。毛泽东在他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赞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矛盾分析方法。⑨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就社会研究中的分析—综合方法说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⑩

郭大力、王亚南不仅在翻译、传播《资本论》中不遗余力,还根据《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王亚南深入研读《资本论》,并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于1946年出版专著《中国经济原论》(1957年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这本书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多次再版,并先后在日本、苏联翻译出版。1947年,郭大力的《生产建设论》一书出版,该书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在国家的领导下进行,发挥国家在组织生产方面的领导作用。

除王亚南和郭大力外,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活跃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研究专著。代表性人物有:沈志远、王学文、许涤新、薛暮桥、王思华等。

三、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在中国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如无说明,此后中国的马列著作均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以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出现两个《资本论》全译本同时流传的局面。一方面,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得以不断重印和修订;另一方面,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框架内,翻译出版了第二种《资本论》全译本。《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出现初步繁荣,《资本论》的原理被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对《资本论》的教条主义理解,“文化大革命”中《资本论》又一度被宣布过时,《资本论》的传播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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