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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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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陈伟光

作者简介: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蔡伟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广州 510420

人大复印:《国际政治》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国际观察》2017 年第 20173 期 第 1-19 页

关键词: 逆全球化/ 双向运动/ 全球治理  De-globalization/ Double Movement/ Global Governance/

摘要:借助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本文构建了全球化及其逆转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1870年代以来的三个全球化阶段,解释了逆全球化是霸权国家主导下市场力量的释放持续损害了全球化过程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劳动群体导致社会冲突积聚从而社会发生自我保护的结果,而且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化其实并不是导致全球化主导国家中产阶级退化的主要原因,展望了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并认为未来将很有可能回到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实际是“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升级版。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7)03-0001-19

一、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欧美国家正在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这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等情况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向而行的思潮和行动,具体体现为政治保守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外交孤立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此前被学界论及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现象,被社会公众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之说取代。如果说“反全球化”代表着体制外的反抗,“逆全球化”代表的则是去全球化执政理念的出现乃至政策的实施。2016年,逆全球化现象开始集中显现,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辞职,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纷纷登场,无一不是高举反对全球化和一体化大旗。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已成主导性执政理念,英国脱欧后,若荷兰或法国民粹主义政党获胜,欧盟分崩离析可能会成为现实。

当然,自从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化开始,全球化历程从来都是波折不断、进退演进的。其中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所引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大战,使世界经济陷入灾难。本次逆全球化同样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滞后反应。首先从跨境资本流动来看,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该公司是有史以来倒闭的规模最大的金融公司,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处于极端异常的冻结状态;2008年跨境资本流动急剧下跌至全球GDP的4%,只有2007年峰值20.7%的1/5;2009年降到更低水平;2010年跨境资本流动反弹到接近10%,但并没有能够持续,随后一直下跌;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下跌至仅为全球GDP的2.6%;2011-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平均值仅为5.4%,只有2007年时的1/4。①

其次从贸易规模来看,1985-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速是全球实际GDP增速的两倍。金融危机后,2009年全球进出口额大幅下降10.5%,最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速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下降。2012-2016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而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长率仅分别为2.7%、3.4%、4.0%、2.4%和1.9%。②世界贸易持续低于经济增速,这是二战以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再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积累,给全球化带来压力。危机后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大多未被废止,而新的限制措施仍在陆续出台,导致各国贸易限制措施总数持续增加。尽管G20领导人一直强调废止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世界贸易组织2016年6月的报告显示,G20成员在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5月中旬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月均出台近21项,达到2009年9月WTO开始监测G20贸易措施以来的最大数量。2008年初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出台了1583项包括贸易救济措施、关税措施、当地含量要求、贸易融资等在内的贸易限制措施,只取消了387项,约占总数的25%,其余1196项仍在执行之中。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限制进口,广泛运用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措施,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最后,从跨境人员流动来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年度《国际移民展望》报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移民人数持续下降。在2008年之前的五年中,OECD的31个成员国每年的移民平均增长率是11%,2008年OECD国家的移民比2007年减少了6%,共440万人。2009-2013年国际移民人数继续下降。自2014年开始国际移民人数有所恢复,比2013年增加了4%,为430万。2015年同比增加10%,达到480万。不过2014年开始的全球移民人数的激增,更多还是受到难民潮的影响。2014年因人权问题而移民的人数增长率从2013年的6%上升到了13%。2015年,OECD国家共接收了165万份难民申请,是二战以来的历史峰值2014年的两倍。④

也就是说,危机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商品跨境流动的相对规模大幅度降低,反移民现象加剧,导致资源在全球配置的速度降低,跨境市场交易面临萎缩。随着2016年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升级以及其他限制资源跨境流动的政策措施出台,逆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二、逆全球化:基本分析框架

(一)全球化及其阶段

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⑤这里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国家为重心的“国际化”,而是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的过程。根据这一定义,迄今为止,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全球化经历三个阶段:1870-1945年英国主导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及其逆转时期;1945-1980美国主导的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陷入困境的时期⑥;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时期。

研究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可以发现全球化由全球化活动与全球化制度规则两个要素构成。全球化的实质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IMF经济学家在界定经济全球化时给出了三个指标,包括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这是全球化活动。而对全球化的历史分期则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制度与规则(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对应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馅饼以及怎么分馅饼的问题。全球化的理念、规则是公共产品,作为非中性的制度,规则的制定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也必须容忍参与者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因此维持这些规则需要相应的实力。在上述三个全球化阶段中,都有主导国家或者说霸权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有权威的全球化制度规则。19世纪的全球化由实力最强的英国主导,从1945年开始的全球化则是由实力最强的美国主导。当某一全球化规则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强大到衰弱的过程后,因无法解决自身固有的缺陷继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全球化规则体系被新全球化规则体系所替代。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新一轮的全球化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很快从最初的国际贸易复苏发展到生产、金融领域的全面跨国流动。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衡量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跨境流动的各种指标都显示,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了下行轨道,导致了19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世界贸易最剧烈的一次下降,至今全球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高位,一体化程度最强的欧洲在经济复苏上的表现更差。

(二)逆全球化的机理分析

为什么在经济学家看来带来效率增进的全球化进程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为什么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经济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演进基本同步?本文的观点是,全球化活动赖以存在的全球化规则需要主导国家推动建立并且维护。而全球化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非中性的。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取决于全球化主导国家内部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即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运动,它由在市场中受益的贸易、生产和金融资本阶层推动,私有化、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是这种运动的特征;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旨在保护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它由那些在市场中受害的社会群体推动,宣称保护性立法及其他干预措施是这种运动的特征。⑦市场在全球不断扩张的运动或早或晚会引发因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进行保护而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

“双向运动”理论的逻辑在于,市场力图从社会中“脱嵌”,全面支配社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力图使那些超越获利动机的社会关系从属于市场体系;而社会则试图保护自己,抵制市场“脱嵌”,让市场“嵌入”民主社会,用民主程序管制市场的过度扩张,恢复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资本和市场的扩张将包括人与环境在内的一切要素转变为同质的、纯粹的商品,而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可分为真实商品和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是为了市场销售而生产的,因此属于虚拟商品。虚拟商品的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来确定,需要国家进行干预。⑧比如国家必须调节货币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及经济衰退;国家必须救济失业工人,为工人提供教育、培训等相应的帮助;国家必须制定土地使用法规以调节土地利用。这样才能避免将工人、农民暴露于市场竞争中,避免社会不稳定。

自由放任的市场运动过于强势,商业投机及过度不平等会引发经济危机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上持有不同立场的不同阶级之间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集体主义”的反抗,即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⑨社会弱势群体可能联合起来进行不可忽视的抵抗;社会的领导阶层会调节自身利益,并采取包括强制方式在内的不同的适应方式,以适应他们试图领导的其他群体。“双向运动”反映了社会的领导阶层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领导阶层为了维护秩序,保持稳定,必须顾及弱者的权利与利益,进行社会保护,而不可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大,这是其领导合法性的来源。

市场并不是独立于政府(国家)自然存在的,市场的发展和扩张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规则。⑩另一方面,社会保护运动也需要国家制定法规予以实现。全球化是一个在国家权力作用下的市场化的全球制度整合过程。一国国内社会群体的实力结构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博弈决定了国内市场规则。而这样的市场规则使得一国国内社会不同群体从全球化中受益或受损,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随着自由市场全球化扩张,市场力量不断被释放,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不断累积,国内冲突加剧,如果没有相应有效的补偿机制,最终将导致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难以为继,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反向运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因为人们偏好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那些受不断扩张的市场损害的群体反抗的结果。

全球化演化过程中,从宏观、抽象上看,全球化逆动的原因是市场与社会的对立;从微观上看,全球化逆动的政治动力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冲突。全球化不断释放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在此过程中一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所受的影响不同,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社会群体,包括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他们能够将自有资源跨境配置到利用效率最高之处,因此他们能从全球化中受益;而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社会群体,包括非技术、准技术工人以及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则很容易被其他跨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而且在劳资谈判中的力量也因此大大削弱,因此他们因全球化整体受损。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收入和生活变得更不稳定。社会内部因此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

逆全球化必然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全球化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相对较轻,贸易、移民并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全球化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不平等程度激化并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迅猛上升带来了激烈的反全球化、反移民运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尽管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选民中的大多数,当这个群体解决了“选择性激励”问题,(11)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不再沉默,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在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他们反全球化的要求不但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而且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12)从而扭转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状况。

(三)全球化及其逆动的分析

考察全球化的历史,21世纪初和19世纪末有着惊人的相似。1860年,英国单边取消贸易和关税上的所有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The Anglo-French Treaty),该条约核心内容是双边贸易自由化适用于所有参与国家,从而开启了世界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13)对于第一轮全球化,罗德雷克认为“从多个方面观察,世界经济在19世纪金本位制盛行的年代,其全球化水平比当前还高。”(14)然而,20世纪初开始,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包括工人工作环境差、强度大、待遇低,劳资冲突发生频繁,社会两极分化等。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政治取代了精英政治,劳工组织革命性的改变以及政治上更高的代表性使得他们不再承担全球化的代价。(15)随后,以1914年金本位制的崩溃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停滞。经济史学家杰弗里·威廉森用计量方法研究显示,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造成不平等,进而造成1913-1950年间的逆全球化与各国倒退到自给自足的政策。(16)在此间三十几年的逆动过程中,世界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大国放弃了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货币集团和货币区林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加强边境管控以阻止自由移民。发达国家甚至信奉生命线理论,即当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为获得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以保证本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只有采用武力的手段来代替过去的贸易手段。

二战以后,主要国家从逆全球化时代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各国都实行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的结果只会导致世界经济走向崩溃。另一方面,一国政府也需要考虑开放市场、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产生的对内的冲击,比如国内劳工面临的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风险。在美国主导下,国际上和各国国内都建立起保护社会、防止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复活的经济治理机制。在这个被约翰鲁杰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多边主义和国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并行,互为约束条件,成为各主要国家治理国内、全球经济的共识。(17)二战结束后至198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活动始终以内嵌的自由主义为原则,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支柱,包括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的宗旨和运作既体现了自由开放的市场化原则,又体现了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保护原则。“内嵌的自由主义”本质是多边主义,这与19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同时又强调政府的对内干预、对国内社会的保护,即构建社会和政治安全网以保护国内社会不受市场开放的损害,或者采取再分配等经济措施补偿受全球化损害的社会群体,这又与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根本改变,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社会保护互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复苏。

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战后黄金时代,从197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经济遭遇危机。大萧条以来各国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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