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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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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伟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8 期

原发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0175 期 第 23-43 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有制/ 市场机制/ 混合所有制/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传统理解,否认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关于二者结合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均以放弃公有制而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发展,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要求。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亟待运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予以分析和回答。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他着重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根基在于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出发,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突出问题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主题至少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二是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的协调。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此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首先就所有制而言,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③“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要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④在市场经济下,“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⑤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性质及其实现形式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分析,同样需要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这一基本方法。其次就市场关系而言,马克思阐述了商品流通的基本前提和一般规律。马克思写道:“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⑥因此,“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⑦商品等价交换“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⑧马克思继续写道:“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⑨尽管这里阐述的市场交易当事人之间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只涉及市场经济流通过程的表象甚至是其“荒谬形式”,但马克思认为,“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⑩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形式而言,也是如此。

现在回到上述第一个层次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问题,这至少在两个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答。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应当怎样安排,才能在保障公有制(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体、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性质中,同时体现商品、货币、市场关系价值规律的约束,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有制本身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如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坚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占据主体地位的公有制本身必须适应市场竞争对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涉及国有制的地位和分布应当如何确定,采取怎样的实现方式,才能使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得以维护。

市场经济流通领域竞争交易的本质,是建立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的所有者,行使彼此独立的商品所有权,通过自愿的相互让渡而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有效的交易或充分的竞争,在所有制或产权制度上至少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相应的所有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进而可以首先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而不附有超经济强制(如行政的、司法的、政治的、宗法的等)的性质,以保障市场公平交易的可能性。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早已出现私有制和社会分工(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交易产生的两个基本前提),但却没有生成市场经济形态,重要原因在于,基于狭隘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造成的超经济强制——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都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属性”。(11)二是交易者相互之间必须对于交易之物具有明确的所有制或产权界区,交易说到底是权利的彼此让渡,存在界区和排他性。这是市场交易形成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前提,权利若无不同权益主体之间的转移便不是市场交易。尤其是交易界区必须明确界定不同所有者在相互交易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利益边界和相互关系,进而使交易者既有相应的权利,又有与权利相应的责任约束,同时又有与责任相适应的利益激励,使交易有效且有序。上述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得到满足,因此市场经济在历史上首先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全面融为一体,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否、怎样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这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

对于第二个层次即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来说,关键是要协调政府主动调节与市场竞争调节的关系。处理这一关系,首先是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及功能、作用范围、作用方式、作用程度的界定。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处理这一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如何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初级阶段基本制度基础上,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协调体制。说到底,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统一和协调,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的现实运动及实现方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调节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之所以围绕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存在深刻的分歧及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能否结合,始终遭遇两方面理论传统的否定

一方面的否定来自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传统,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再到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不断演变的主流经济理论,以及早期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及至当代的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流派,都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可能性,都把集中计划视为公有制的运行及实现形式,把竞争性市场视为资本私有制的运行及实现形式。它们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公有制社会获得市场竞争性效率的可能性。(13)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认识同样否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产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竞争性市场机制存在的基本制度基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发展以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其本身无法形成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从人民主体性发展的唯物史观出发,将人类社会的演进概括为三大社会形式(社会形态)。(14)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第二大”社会形式相对立的,是“人的依赖关系”这一“最初的社会形式”:“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5)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及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关系。就历史价值取向而言,生产是人类本身的社会活动,但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产社会性的实现需要经过市场交换间接地实现。当事人支配不了自身的生产命运,要由异己的市场力量决定,以致形成了商品货币资本的市场拜物教性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转变,及其造成的物对人的支配这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和扭曲,将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使其为个人全面发展的未来新社会所取代。那时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生产的社会性不再、也不应当继续采取迂回和间接的方式实现,而是以自觉和直接的方式实现。(16)

如何看待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长期存在着认识分歧。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根据对马恩经典作家思想材料的“重新发现”,认为马恩经典作家并非武断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对立起来。他们根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后需要立即建立的制度安排的理解,认为其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17)特别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前几个月写的《共产主义原理》,(18)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之后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9)更似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到建成消灭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渡时期,其间建立的是非资本主义而又具有市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如当时的德国),这一历史时期或许更长。(20)

认为马恩经典作家具有“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些论述,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共同点。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新社会与市场对立的论述,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作为其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革命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之所以保留市场关系,是因为不得不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的混合经济,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有合作社经济,有小私有经济,还有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制经济,正是这种不同所有制混合经济的存在规定了不能取消市场,并且市场存在的期限取决于对不同所有制混合经济逐渐改造的历史跨度(有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估计要一代人40年至50年左右,也有估计为几代人的时间)。(21)

总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命题。第一,马恩经典作家的系统思想论证了在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制(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但消灭了一切私有制,也不可能存在商品货币市场关系。(22)第二,马恩经典作家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仍然保留着国家、企业、银行、货币、商品、市场等“旧社会的痕迹”。(23)但关于过渡期本身是否应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表达方式存在争论。(24)显然,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过渡时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25)第三,马克思对上述“过渡时期”存在市场的确认,是以承认这一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为条件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也把市场关系作为过渡期的重要制度,并以这一时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为基础。但马恩经典作家及后来的列宁等,并未论述公有制本身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具体运行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举从长期历经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其初级阶段的发展,不能不具有历史长期性。它与马恩经典作家所说的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距离路程漫长,不具备取消商品、货币、市场的客观生产力基础。但同时我们又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建立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培育市场机制。我们不必拘泥于名称概念的具体提法,无论是“过渡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阶段所要肩负的历史任务,(26)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力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中,不仅非公有经济,而且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本身必须纳入市场经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机统一。无需赘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第二大社会形式“物的依赖性”理论涵盖的历史跨度,必然延伸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恰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马恩经典作家以及以往国外的社会主义实践均未给出如何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初建立时期的根本分歧:公有制与市场的关系

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马恩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制度建设实践。但在如何把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的社会共同占有制变为实际制度,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市场关系等问题上,党内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当时列宁与布哈林的争论。列宁认为,应建立国有制的垄断,同时取消农村小私有的农户经济,进而取消商品市场关系。布哈林则认为,应淡化国有制,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开始国家消亡的历史进程,企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由工厂工人委员会掌握;农村应保留和承认农户的私有产权;与之相适应,形成市场交换关系作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争论的结果是列宁观点占据主导,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其特征在于,城市工商业全面国有化,农村经济采取粮食征集制(无偿剥夺),公民义务劳动(取消工资),取消商品交换和市场。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1918年6月至1921年3月),列宁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与军事共产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所有制上,从单一的国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发展;另一方面在运行机制上,从政府统一指挥的“大工地”式管理模式转变为引入一定的市场调节。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形成包括农户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有制经济等在内的混合经济;在调节机制上部分地承认市场机制作用,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允许农户在上缴粮食税之后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并开展市场竞争,允许资本家承包国有企业,允许外资进入,要求国有企业独立核算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经营,等等。(27)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恢复以及列宁逝世,作为“战略退却”的新经济政策相应结束。应当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次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党内分歧严重,特别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布哈林主张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坚持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运用市场调节(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改变了布哈林关于夺取政权后经济制度建设的最初看法)。(28)他认为,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包括国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小私有制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基础上恢复市场关系,不是一时之举,而应成为长期的纲领。(29)斯大林则认为,应当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垄断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模式”的确立,(30)城市工商业由国有制垄断,农村经济实行集体所有制,取消市场对生产的调节功能,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进而把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起来。(31)

(四)从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进程上看,真正的难题也在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

南斯拉夫从1950年开始放弃基于传统国有制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以所谓“社会所有制”取代国有制,力图在新型公有制基础上兼容市场机制,实现二者的结合。但由于“社会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缺失,企业行为扭曲,难以接受市场硬约束,在这种微观经济行为变异基础上形成的宏观经济,长期严重失衡,尤其是结构刚性突出,没能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的有效结合。(32)

匈牙利于1956年开展的“静悄悄的革命”,初衷也是企图在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在坚持国有制支配地位的同时,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和个体农户的发展,对国有制工商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给予一定的自主决策权。但只要传统国有制占垄断地位,就难以满足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匈牙利不久又重回到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其间匈牙利经济理论界开展了关于公有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如里斯卡提出的“个人社会所有制”,主张国家以发行公债的方式把国有企业资产出售给个人,个人再委托国家有关中心统一支配,后者获得个人委托后再根据“均衡利率”将资产承包出去,选择承包者经营,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机制。但这种个人社会所有制的问题在于,个人买进后的资产权能否转让和交易,若能交易则为非公有制性质,若不能交易,实际上约束不了国家的支配权,仍不能根本改变传统国有制的行为特征,与市场机制要求不符。因此到1958年,这种观点便被否定了。(33)又如科尔奈在20世纪50—70年代分析了匈牙利的经济特征,认为短缺经济失衡状态的根源,在于国有制基础上“父爱主义”导致的“软预算约束”,使企业难以形成市场硬约束,经济难以趋向均衡,但他并未提出究竟如何解决的方案。直到90年代,科尔奈终于主张建立资本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称其为“通往自由的道路”,(34)彻底否定了公有制与市场结合的可能。

波兰在战后初期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体制,自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尝试,同样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兼容。根据兰格的主张,在坚持国有制的基础上,推动企业独立核算和分散决策,依靠市场竞争来自我平衡预算,进而获得公有制条件下竞争性的市场效率。但在实际上,传统国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企业依靠市场自我平衡预算之间,存在重大冲突。(35)后来布鲁斯的改革理论,也是从力图统一公有制和市场的结合机制开始,到质疑国有制,再到放弃公有制,直至主张在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下兼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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