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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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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徐崇温

作者简介:徐崇温,男,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09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96-107 页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文明冲突论/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 Thucydides Trap/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摘要:以在“两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道路,在世界上则致力于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按照我国外交工作的布局,在同大国的关系中,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倡导亲诚惠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接起来;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倡导真实亲诚,用正确的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多边舞台上,则破除“文明冲突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中图分类号:D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7)01-0096-12

正在经历着复杂深刻变化的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中国道路的走向。如果说,我国以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话,那么,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的走向又是怎样的?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中国要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从主张建立国际政经新秩序,到与世界各国一道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致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局面,为此,在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长级会议上通过《阿尔及尔宪章》,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确主张,并在1974年4月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正与会的邓小平当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确主张。到了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时有发生,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8年9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首次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由经济扩展到政治上,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所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下,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各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邓小平所主张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关键是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首先是要解决南北关系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那时以来,我们党(从十四大到十七大)的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强调和重申我们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十四大),“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五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继续重申我们主张“推动国际新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又在阐释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弘扬合作共赢的精神时指出:“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十八大报告以后的三年多以来,习近平又60多次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人们高度密切的关注。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什么要由呼吁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发展为要与世界各国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指由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我国之所以会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由国家主席亲自出席发表讲话提出要与世界各国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而在现时代,特别在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加深,这样,全球化就把每一个国家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必须在与他国的相互依存之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使各国的安全彼此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国能凭自身一己之力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也没有一国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在面对经济、安全、治理方面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群体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再奉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长期奉行的那种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独霸,再坚持赢者通吃、零和博弈那一套国与国的相处之道,不仅不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反而凸显出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出上述主张,正是为了探索人类共存之道,避免人类在相互斗争中走向毁灭。

二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正如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1]为什么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请看英、法等国学者的解读: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在2011年1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处于大趋势的掌控下》一文中说,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增长趋异”的结果,使当年被边缘化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重新成为核心;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卡提卜则在《全球新兴大国——金砖国家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西方大国独自决定地球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由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第二次全球化”的新阶段。

国际形势中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开始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并对中国寄以期待。事情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对身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2]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世界胸怀,它超越了西方解决世界问题之道,为人类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同时体现了我们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胸怀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前瞻性思考,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超越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弘义融利、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它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和发展,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开辟了新的远景;是为国际体系变革、国际秩序建构、全球治理的加强提供了“中国方案”。

实际上,早在2012年12月5日,新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所说有关命运共同体的一席话,就反映了他决心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酝酿。在那次座谈时,习近平说,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绝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扎实推进同各国合作,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具体地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按照中国外交工作的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四个方面来向前推进的。

二、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

在我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工作布局中,是以同大国的关系为关键的。这是因为世界政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国关系的格局、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演变、崩溃的过程,在相当的程度上说就是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妥善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是我们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而在同各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又处在关键中的关键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无论在科技、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因为中美关系即使在中美建交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都处在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十分明显,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使这种恶性循环转变成一种稳定发展、不断前进的良性循环。中美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存在着被一些人奉为“铁律”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缘故。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在色雷斯拥有金矿的一个古希腊贵族,在公元前431年爆发古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海上强国雅典争夺霸权的战争时,修昔底德参军出任雅典的将军,但因他指挥的色雷斯舰队未能及时救援安菲波里而被放逐。他用30年时间撰写了8卷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谈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就是说,是守成大国的势力增长引起新兴大国的恐惧而导致战争。但在后来,美国战略界出于自身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而竭力利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渲染中国的威胁。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的挑战;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所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更大肆鼓吹“修昔底德陷阱”,并把爆发战争的责任归结到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它将成为一个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寻求以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的方式称霸亚洲。有鉴于此,他敦促美国转变思维,并尽其所能延缓中国的崛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德伯格则把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归因于新崛起国家与原有的实力国家难以和平共处的一般规律。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当今时代大国关系的发展规律的。据统计,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而1946-1992年间这一概率更骤降到0.077,当今世界的核威慑、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大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等等,都有助于规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从1500年算起,在16起世界权力转移中,也还有4起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按照美国阐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显然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出现的权力的这种和平转移。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宿命论色彩的说法,我们历来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2015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郑重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24日,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奥巴马同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也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2016年3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对话时,也强调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基辛格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双方的特性,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另一个是守成的大国,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来看待,这种背景在现在的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他所说的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是指的“中美之间并没有这种相互取代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一种意图,中国并没有意图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中美关系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德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世界各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早已吸取教训,而没有一个国家有野心挑起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和平的意识在提高,军事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不必然导致军事冲突,反而可以用来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基辛格强调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竞争固然不可避免,但合作更会造福两国和整个世界。

更加有趣的是,有人出来揭露米尔斯海默等这些“修昔底德陷阱”的编造者,他们“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是前后颠倒的”。2016年4月22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梅丽登·瓦拉尔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修昔底德陷阱”需要双方才能成立》一文,他强调说:“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是崛起大国对现存大国构成的威胁,而是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国——雅典帝国继续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较弱的国家(斯巴达)对强国把目标对准自己的担忧。把这层含意翻译到当前语境下便是中国担忧美国的不断扩张。”而米尔斯海默却颠倒了修昔底德的原意,把引爆可能的战争的责任推诿给新兴大国中国身上,还把这强加到修昔底德头上,说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借此呼吁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岂不是在自欺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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