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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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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徐崇温

作者简介:徐崇温,男,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09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96-107 页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文明冲突论/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 Thucydides Trap/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摘要:以在“两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道路,在世界上则致力于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按照我国外交工作的布局,在同大国的关系中,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倡导亲诚惠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接起来;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倡导真实亲诚,用正确的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多边舞台上,则破除“文明冲突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中图分类号:D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7)01-0096-12

正在经历着复杂深刻变化的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中国道路的走向。如果说,我国以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话,那么,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的走向又是怎样的?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中国要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从主张建立国际政经新秩序,到与世界各国一道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致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局面,为此,在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长级会议上通过《阿尔及尔宪章》,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确主张,并在1974年4月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正与会的邓小平当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确主张。到了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时有发生,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8年9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首次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由经济扩展到政治上,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所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下,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各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邓小平所主张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关键是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首先是要解决南北关系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那时以来,我们党(从十四大到十七大)的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强调和重申我们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十四大),“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五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继续重申我们主张“推动国际新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又在阐释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弘扬合作共赢的精神时指出:“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十八大报告以后的三年多以来,习近平又60多次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人们高度密切的关注。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什么要由呼吁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发展为要与世界各国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指由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我国之所以会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由国家主席亲自出席发表讲话提出要与世界各国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而在现时代,特别在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加深,这样,全球化就把每一个国家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必须在与他国的相互依存之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使各国的安全彼此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国能凭自身一己之力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也没有一国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在面对经济、安全、治理方面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群体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再奉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长期奉行的那种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独霸,再坚持赢者通吃、零和博弈那一套国与国的相处之道,不仅不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反而凸显出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出上述主张,正是为了探索人类共存之道,避免人类在相互斗争中走向毁灭。

二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正如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1]为什么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请看英、法等国学者的解读: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在2011年1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处于大趋势的掌控下》一文中说,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增长趋异”的结果,使当年被边缘化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重新成为核心;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卡提卜则在《全球新兴大国——金砖国家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西方大国独自决定地球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由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第二次全球化”的新阶段。

国际形势中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开始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并对中国寄以期待。事情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对身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2]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世界胸怀,它超越了西方解决世界问题之道,为人类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同时体现了我们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胸怀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前瞻性思考,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超越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弘义融利、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它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和发展,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开辟了新的远景;是为国际体系变革、国际秩序建构、全球治理的加强提供了“中国方案”。

实际上,早在2012年12月5日,新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所说有关命运共同体的一席话,就反映了他决心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酝酿。在那次座谈时,习近平说,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绝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扎实推进同各国合作,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具体地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按照中国外交工作的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四个方面来向前推进的。

二、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

在我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工作布局中,是以同大国的关系为关键的。这是因为世界政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国关系的格局、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演变、崩溃的过程,在相当的程度上说就是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妥善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是我们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而在同各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又处在关键中的关键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无论在科技、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因为中美关系即使在中美建交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都处在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十分明显,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使这种恶性循环转变成一种稳定发展、不断前进的良性循环。中美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存在着被一些人奉为“铁律”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缘故。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在色雷斯拥有金矿的一个古希腊贵族,在公元前431年爆发古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海上强国雅典争夺霸权的战争时,修昔底德参军出任雅典的将军,但因他指挥的色雷斯舰队未能及时救援安菲波里而被放逐。他用30年时间撰写了8卷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谈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就是说,是守成大国的势力增长引起新兴大国的恐惧而导致战争。但在后来,美国战略界出于自身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而竭力利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渲染中国的威胁。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的挑战;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所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更大肆鼓吹“修昔底德陷阱”,并把爆发战争的责任归结到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它将成为一个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寻求以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的方式称霸亚洲。有鉴于此,他敦促美国转变思维,并尽其所能延缓中国的崛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德伯格则把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归因于新崛起国家与原有的实力国家难以和平共处的一般规律。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当今时代大国关系的发展规律的。据统计,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而1946-1992年间这一概率更骤降到0.077,当今世界的核威慑、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大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等等,都有助于规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从1500年算起,在16起世界权力转移中,也还有4起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按照美国阐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显然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出现的权力的这种和平转移。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宿命论色彩的说法,我们历来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2015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郑重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24日,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奥巴马同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也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2016年3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对话时,也强调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基辛格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双方的特性,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另一个是守成的大国,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来看待,这种背景在现在的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他所说的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是指的“中美之间并没有这种相互取代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一种意图,中国并没有意图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中美关系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德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世界各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早已吸取教训,而没有一个国家有野心挑起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和平的意识在提高,军事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不必然导致军事冲突,反而可以用来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基辛格强调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竞争固然不可避免,但合作更会造福两国和整个世界。

更加有趣的是,有人出来揭露米尔斯海默等这些“修昔底德陷阱”的编造者,他们“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是前后颠倒的”。2016年4月22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梅丽登·瓦拉尔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修昔底德陷阱”需要双方才能成立》一文,他强调说:“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是崛起大国对现存大国构成的威胁,而是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国——雅典帝国继续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较弱的国家(斯巴达)对强国把目标对准自己的担忧。把这层含意翻译到当前语境下便是中国担忧美国的不断扩张。”而米尔斯海默却颠倒了修昔底德的原意,把引爆可能的战争的责任推诿给新兴大国中国身上,还把这强加到修昔底德头上,说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借此呼吁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岂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我国不仅在宣言、声明中否定“修昔底德陷阱”,更在行动上、在实践中倡导用建立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来替代这种想象中的“陷阱”。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就提出过“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应邀去美国安纳伯格同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时,正式把“新型大国关系”释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就在战略上指出了确保中美两国不走向冲突、对抗,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

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北京同奥巴马举行会谈时,又提出要朝着6个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第一,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第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第三,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第四,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第五,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合作;第六,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习近平还强调,中美要构建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尤其要做好的4件事和今后发展的6条重要建议。他所说的4件事是: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习近平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的6条建议:一是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等重要对话机制,继续发挥高层战略沟通对中美关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二是拓展和深化经贸、两军、反恐、执法、能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三是密切人文交流,厚植支持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四是尊重彼此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努力使之成为相互借鉴和共同进步的动力;五是继续就亚太地区事务深化对话合作;六是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充实中美关系内涵,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当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客观存在,不是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一下子就能取代的。美国领导人囿于霸权思维,不希望有一个大国过早地与其分庭抗礼,不愿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不希望中美关系的话语权被中国人所掌握,所以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态度。更其严重的是,从2010年起,美国一直在实行“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构筑对中国的“包围网”,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挑衅中国,这反映了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永久称霸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和发展着的、在众多领域和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显现着的,却是中美拥有重要的共同的战略利益,特别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它使中美两国处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之中,从而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一个新的范例。正如2006年6月16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弗雷德里克·博在《中美关系进入相互依存时代》一文中所说的,“在彼此相同的全球化中出现了战略断裂。一种离心的地缘政治和一种向心的经济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并最终相互抵消”。据此,中国的对美政策基本原则也不能不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事关全局的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从中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始终强调我们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唯一正确的选择。2016年6月6日,习近平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曾总结三年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收获:一是两国贸易额和双向投资达到历史新高;二是人文和地方交流更加密切;三是网络、执法等领域合作和两军交往取得进展;四是两国发表了三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五是两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也保持了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中国对美政策基本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保持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使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并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对于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使中美关系从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向稳定发展、不断前进的良性循环转变,并在中美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指出,三年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要坚持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他强调:“只要我们坚定方向,锲而不舍,就一定能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三、亲、诚、惠、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接起来

在我国的全方位外交中,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首要地位,因为这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长期以来,我们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更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在这里,“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在2013年11月24-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从和世界各国一道同心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特别强调:“要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总之,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这一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正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新的时代注脚。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方案的最大战略目的,是准备与欧亚大陆各国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里,所谓利益共同体,就是指由相关国家为共同分享利益而结成的联系体,互利共赢和共知共识,是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命运共同体是指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都要兼顾他国利益和关切。所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思想是要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圈跟欧洲的经济圈通过经济大走廊的形式连接起来,这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整套综合性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经过了低迷依然在低谷徘徊的全球性挑战的思路,是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访问中亚4国,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时,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访问印尼时,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开幕式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演讲,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的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意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文化遗产申请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就这样,“一带一路”战略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我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到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是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之所以称为丝绸之路,是因为丝绸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而从公元前200年秦汉之际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的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从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走廊。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也称“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古代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当代全球化概念的先驱,但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时期,丝绸之路沿途一些重要地区进入长期的经济冬眠期,丝绸之路得以联通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深化,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国内经济和外贸发展与“走出去”的现实需求提出来的,也是符合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一带一路”沿线涉及80个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具有活力的东亚和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都有着共同利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经红海和地中海将中国东海岸与比雷埃夫斯港连接起来的海上航线,它将在印度洋沿岸各地由中国主导建立港口,通过海洋连接中国与荷兰的鹿特丹,它展示了我国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合作之海,同时又通过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和重要经济港口,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把我国发展成海洋强国,与沿海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做海洋强国、而不做海洋霸权。总之,“一带一路”是以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依托并进一步延伸的全球性战略,是构建巩固的、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战略,它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西方有些人曾将它解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显然是对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战略的误读。因为在二战后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在根本上服务于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而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是排除任何国家,而是呼吁沿途各国一起搭上快速发展的经济快车,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分享经济红利。“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参加国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实质是南南框架下的共赢合作。所以,“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并不谋求霸权,而是以实现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目标。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又在2013年11月倡导筹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2014年倡议“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大联通”,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结果有英、法、德、意、澳等其他大陆的发达国家踊跃报名,参与到首批57个意向创始国的行列。而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把它与本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的国家更多达60多个。如:在东北亚,韩国和中国决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四项发展战略的对接;蒙古和中国商定把“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对接;俄罗斯同中国联署发表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俄罗斯、蒙古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东南亚,中国和印尼同意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国和越南磋商“一带一路”同“两廊一圈”合作;中国和新加坡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和印尼的雅万高铁,以及中国和老挝、中国和泰国之间的铁路陆续上马,泛亚铁路网建设迈开步伐。在南亚,中印加强了在“一带一路”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在南太,“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相对接。在欧洲,中国与欧盟决定把“一带一路”同“容克投资计划”对接起来;中国同英国探讨“一带一路”同英国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计划、同“英联邦北部经济中心”相对接;中国同德国决定建立“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上各国各地区的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要解决的,则主要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而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将上述陆海丝绸之路加以连接,从而成为泛欧亚大陆和沿海洲际经济合作的连接线和通道。这就构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的新型连接范式。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访问旅游。

四、真、实、亲、诚,用正确的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在我国的外交工作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在1982年年底时,全世界有13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有90多个是在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一般又统称为“南方国家”,它们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5,全球人口总数的3/4。

发展中国家过去一般地说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下。现在,虽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已宣告独立,但其经济命脉、资源、原料、加工和国外销售等仍在不同程度上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因而仍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在国际经济领域展开了一场反剥削、反掠夺、反控制、反转嫁危机的斗争,并在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表了《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宣言》,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到1976年9月,“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已发展到120个国家和地区,是经济领域中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成为我国外交工作布局的基础,不仅因为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又面临着许多共同的要求和利益,而且也因为它们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主力军,推动建立国际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生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如果说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的逐步增长,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的话,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必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变化中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标志,它将对终结数百年来美欧主宰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格局和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型,当数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洲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一贯采取坚定不移的合作、支持的态度和方针。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同非洲的关系更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访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所谓“真”,就是平等互信、团结互助,中国永远做非洲的最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所谓“实”,就是务实高效、合作共赢,秉持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不折不扣地落实对非互利合作的方针和举措,在支持非洲实现自主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非共同发展;所谓“亲”,就是人心相通、和谐共处,推动中非文明互鉴,促进思想融通、政策贯通、民心沟通,为中非友好提供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所谓“诚”,就是以诚相待、妥善解决问题,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推进中非关系,共同为中非友好互利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2015年12月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又对他在2013年3月访非时就已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2013年,习近平就强调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在2015年对此进行阐述时,习近平又强调说:“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把中国的发展同非洲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就是说,中国不以利为利,而是以义为利。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共赢。在国际合作中,中国一贯注重义利并举、义利兼顾和义利兼得,中国正通过合作共赢的发展,不断扩大朋友圈。“正确义利观”成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一面旗帜,讲求的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并重,其核心的要义是把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世界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对此,在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早餐会上,习近平还加重语气强调说:“是两个词,‘自主’‘可持续’。”助力非洲“自主发展”,意味着中国对非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中非合作绝不以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为了夯实在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形成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提出了五大支柱——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上团结协作。

结果是使2014年中非贸易总额和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投资存量分别达到2000年的22倍和60倍。

在2015年12月4日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又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这“十大合作计划”:

一是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方将积极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业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投资兴业,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二是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方向非洲转让农业适用技术,鼓励中企在非洲开展大规模种植、畜牧养殖、粮食仓储和加工,增加当地就业和农民收入。三是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方支持中企积极参与非洲铁路、公路、区域航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非洲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国将同非洲国家扩大人民币结算和本币互换业务规模,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赴非设立更多分支机构,以多种方式扩大对非洲投融资合作。五是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方将支持非洲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六是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方将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支持非洲国家提高海关、质检、税务等执法能力。七是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方将增加对非援助;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八是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将参与非洲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鼓励支持中企赴非洲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提高药品在非洲可及性。九是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方将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现收看卫星电视项目等。十是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中方将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运作;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防、反恐、防暴、海关监管、移民管控等方面能力建设。

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提供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为中非合作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投资建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中国同非洲的关系在遭到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抹黑的同时,更得到了非洲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如非洲联盟轮值主席穆加贝在听了习近平的讲话后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上述措施将为中非关系注入新活力。他抨击了那些诋毁中国和非洲关系是基于剥削的说法,而称习近平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他说“这是来自一个曾经贫穷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从来不是我们的殖民者。他为我们做的事情正是我们对历史殖民者的期待。如果他们有耳朵,那就应当倾听我们的声音”。

五、破除“文明冲突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在我国的外交工作布局中,多边是重要舞台。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合作和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以及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鼓吹说,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来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来展开;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对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破除了“文明冲突论”。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

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各种文明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间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正是本着这种文明交流互鉴观,随着国力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有了更多期待,我们更紧密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此,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不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成为促进机制创新的推动者、促进开放合作的发动机、化解冲突对抗的助推器和全球治理体系十分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在这方面,我国领导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就是一个典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通过,1994年3月21日生效,这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本框架。截至2013年7月,《公约》共有195个缔约方,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定了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的减排指标;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确立了“巴厘路线图”,建立了以《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公约》长期特设工作组为主进行的气候变化双轨国际谈判。201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负责到2020年时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2012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的修正案,为38个发达国家缔约方设定2013-2020年的第二个承诺期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力争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将全球总体气温控制在比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高出不多于2摄氏度。然而,经过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加上这次的巴黎大会,为解决不断变暖的全球气候,世界各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会议,虽找到了病因,却迟迟开不出一个各国都肯服用的药方,原因在于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也存在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长期存在并产生积累效应,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履行更多减排责任,并率先采取措施减排,这就叫“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应承担“共同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巴黎大会之前出现的一个积极现象是,涵盖全球95%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70多个国家主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递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自动自觉地公布了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和承诺。这是因为科学家发现,气候正以超乎预料的速度在变化,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也几乎达到了人类史上最高的程度。

有鉴于全球气候变暖已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气候变暖的趋势,其幅度还明显高于全球,已对我国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事关国家安全。

为推动2015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谈判进程、凝聚共识,习近平代表中国同美、法、巴西、印度陆续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大会作了良好铺垫。其中,中美两国元首继2014年11月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之后,又在2015年9月25日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中国承诺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提供31亿美元帮助经济条件更差的国家为其转型项目融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度评价中美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声明,称中美两国展现出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美国奥巴马政府官员称,这开创了美中两国气候外交的新纪元;绿色和平组织高级气候分析师李硕则称,中国最新作出的重要出资承诺,对国际气候政治来说是一个变革;英国《金融时报》则在2015年9月28日发表社论说,北京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马当先,“北京的参与或能有助于避免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遭遇的惨败重演。”中法两国元首在2015年11月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东道国法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方为巴黎大会取得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2015年9月,中国又宣布设立人民币200亿元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在出席2015年11月29日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时,习近平总揽全局、着眼长远地指出,巴黎协议应强化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也要推动全球实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协议应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应有利于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应有利于加大投入,强化行动保障;应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这些倡议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既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又兼顾各方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同。

大会期间,习近平除先后同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见外,还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同其他与会领导人坦诚、务实沟通协调,引导各方着眼大局、坚定信心、相向而行、最大限度凝聚共识。针对各方关切的减排、适应、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习近平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依然有效,同时,应推进合作共赢,各尽其能共同应对挑战,发达国家尤其应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义务。习近平的这些主张巩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石。

在2015年9月宣布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巴黎大会上进一步宣布,中国2016年将先期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融资能力。同时中国积极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责无旁贷,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将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些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善尽义务、多做贡献的诚意。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时代潮流,节能减排目标雄心勃勃,为全球应对温室效应带来“一席凉风”,认为中方为促成巴黎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并为大会圆满闭幕和达成全面、均衡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已达成《巴黎协定》,并已有超过190个国家表态支持这一协定,但协定的正式签署和实施要等到2016年4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而且必须在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至少55%)批准后才能有效。而全球这时正出现令人不安的消息,其中包括由于南极冰川加速融化,科学家调高了海平面上升的预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在2016年3月31日又发表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第三份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于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并采取各自国内步骤以便今年尽早参加《巴黎协定》”;“两国元首也承诺今年双方共同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在相关多边场合取得积极成果,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符合‘迪拜路途规划’的氢氟碳化物修正案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应对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市场措施”。

十分明显,中国从以上各个方面同世界各国一道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为创建和维护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的世界勾画了蓝图,成为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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