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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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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朝科

作者简介:王朝科,经济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09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5-10 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摘要:目前建立理论体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项工作尚在探索过程之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对三个基本问题作出科学、准确的回答,或者说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学界尚未取得能够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学术共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包括逻辑起点、逻辑路径和逻辑目标),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和理论内涵。厘清这三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也是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中国是否已经或者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理论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必然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外化为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独特的范畴体系以及基于逻辑和范畴基础上的理论结构和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也不例外,同样需要回答上述三个基本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启示

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范畴提出来并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顺理成章地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作出科学、严肃的回答。经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和辛勤探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相继出版了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名的著作或教材,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已经面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一例外地把建构理论体系或者说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画等号,比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归结为“本质论”“制度论”“发展论”“改革论”“市场论”“新常态论”“四化同步论”“开放论”“民生论”“扶贫论”等等,这显然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如何才能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去寻找灵感和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在方法上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成分,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唯心主义的外衣,建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同时,黑格尔的另外一个思想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直接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一门科学就是一个概念的体系,一个体系就必须由一个概念作为开端即体系的逻辑起点。作为一门科学体系开端的概念必须构成这个体系的根据和原则,从这个根据和原则里可以找到它以后的规定。[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科学体系或理论体系时评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科学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思想,将“商品”作为整个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所以《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第一章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在《资本论》中,“商品”既是抽象的东西,又是现实存在着的具体物。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最普通、最不起眼、最常见、最抽象的范畴出发,演绎出了一套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一门学科或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理化的经济学说,确立正确的逻辑起点是首要任务,这是《资本论》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推演出来的,而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则是沿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逻辑过程展开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下进行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而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5]。当然,马克思的研究仅仅是以英国作为例证,并非只是单一研究英国的情况,而是研究资本主义一般,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对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适用的:“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6]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一开始时就明确交代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一直到《资本论》第3卷他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历史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7]这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是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使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8]产品作为商品和商品作为资本品的性质既包含了一切流通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产品取得社会性质的社会过程,产品作为商品和商品作为资本品的性质还包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从产品到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再转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点,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得以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点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门学科的建立或者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从逻辑起点出发并循着一定的逻辑过程展开,这是《资本论》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

任何的理论建构总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逻辑目标,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例外。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囿于对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他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般而不是资本主义特殊)的发生、发展、消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和规律。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0]。这种规律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11]。马克思的这个最终目标由三个层次不同的目标构成,一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真正秘密,科学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主导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三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所以从逻辑起点出发,并循着一定的逻辑过程最终实现其逻辑目的,这是《资本论》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

按照《资本论》留给我们的启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需要严肃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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