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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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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南湜

作者简介:王南湜(1953-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80-94 页

关键词: 决定论/ 能动论/ 历史解释学/ 精确科学/

摘要:马克思对于其“历史科学”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其一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从“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去描述其历史发展;另一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表述。这是两种颇为不同且难以统一为一的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模式,但对于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而言,这两种模式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便有必要深入考查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澄清其间的差别与关联,以便两者能够相互协同地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不是不断地处于往复转换之中。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07-0080-15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实证的”“历史科学”概念,其中的要点是从“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中的个人”①出发,去描述其历史发展;而在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表述,并视之为自己全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这是两种颇为不同且难以统一为一的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模式,因而人们往往便只取其中一种,而弃另一种。但对于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而言,这两种模式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当人们取其一而弃另一种之时,便不免引发另一阐释进路的抗争,为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发生了诸多往复的转向和争辩。如青年卢卡奇等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之间的论辩,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论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近年来的一个显著例子则是《资本论》的哲学化阐释对以往经济学阐释的反拨。理论史上的此等情景便给人们提出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深入考查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澄清其间的差别与关联,以便两者能够相互协同地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不是不断地处于往复转换之中。鉴于《资本论》在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里便以之为例引出两种阐释模式的关系问题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一、《资本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一个是《资本论》研究的主力从经济学界转向哲学界,另一个是历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之前流行的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转向了一种可称之为强调在具体历史境况中人的能动活动的解释学研究方式。这两个转向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都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如何理解《资本论》的方法问题。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长期以来主要被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来研究的。但国内学界自上世纪末西方现代经济学被引进以来,《资本论》便逐渐被取代而淡出了国内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展现出了新的一幕,那就是被经济学界所冷落的《资本论》,却在哲学研究领域中活跃了起来。以篇名“资本论”+“哲学”,在“中国知网”搜索学术期刊所发表论文,从2000年至今,有99篇,而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搜索,同一时期却仅有46篇,且其中还有十余篇实为哲学论文。以题名“资本论”搜索“博硕士论文”库,同一时期共有63篇博硕士论文,其中明显属于其他领域的仅21篇,而属于哲学领域的则有42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占的比例与学术期刊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哲学与经济学对于《资本论》研究轻重之鲜明对比,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资本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呢,还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是哲学还是经济学,这在方法上是非常不同的,因而我们必须予以追问。当然,任何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都不可能没有其哲学基础,因而,比较合理的追问便是,《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哲学著作?

将《资本论》首先理解为一部哲学著作,可能有不同的意谓。如果只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认为《资本论》提供了一种运用改造过了的黑格尔《逻辑学》那样的方法论范本,那还是在认可《资本论》首先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前提下,对蕴含于其中的方法论的揭示。要在严格意义上将之视作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就必须从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上着眼。而这正是近些年来《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以上对《资本论》作哲学研究的论文中,直接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题名的,便有13篇之多,而内容中涉及对之作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的就更多了。当然,论者们对《资本论》作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并非是将之解读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为存在”那种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而大多是做一种“社会本体论”的解读。

将《资本论》及其手稿解读为一种“社会本体论”,在国内学界还是近年来的事情,而在国外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那里,这样一种解读在更早时候就已经进行了。最早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作社会本体论阐释的当属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已经通过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在这部著作中,分门别类的科学被视为物化现象之表达的物化意识之体现,作为对于物化意识之超越的《资本论》自然也就不能归属于这样的科学之列了。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②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写道:“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③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④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⑤。基于此点,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⑥

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写作的同一时期,另一位马克思研究者费彻尔也强调了马克思《资本论》与其早期著作的关联:“《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晚年马克思忘却了他青年时代的希望,或者说,他放弃了对这些希望的追求。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⑦但在卢卡奇的影响下,在更完备的意义上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社会本体论阐释的则非古尔德莫属。她在其《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中开篇便写道:“和通常把马克思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一个革命的思想家或一个哲学的人道主义者的思路不同,本书提出了一个理解马克思的新进路,即我首次把马克思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传统中的一个伟大的体系哲学家。然而,我要表明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是与众不同的:马克思把他的哲学体系发展为具体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框架。因此,本书也揭示出马克思的著作是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转换。而这一转换是通过马克思将体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引人注目的综合而实现的。”⑧正是基于这一见解,古尔德“将这一综合重建为社会本体论,即一种关于社会实在之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论”,并从“关系中的个人本体论”、“劳动本体论”、“因果劳动理论”或“能动的因果性”、“自由本体论”、“正义本体论”等五个方面系统地建构了这样一种“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⑨。

显而易见,将《资本论》解读为“社会本体论”或“存在论”,便意味着这部著作首先不再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亦即首先不再是一部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著作,而是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

在同一时期内,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领域中,经过被称之为“多布—斯威齐之争”、“汤普森—安德森之争”、“布伦纳之争”三次论战,亦发生了一场重要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主要涉及的是历史研究领域,但却与《资本论》研究的领域转向密切相关。这一转向主要涉及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被视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理解。马克思在那里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⑩由于这一段经典文字是马克思作为自己整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提出来的,因而便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方法论原则,亦是整个《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因而,对这段文字所表述的方法论的不同理解,亦必然涉及对《资本论》研究领域归属的不同理解。

英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三次论争均起因于对这段文字所表述的历史决定论的不同理解。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多布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所运用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挑战了传统理解的历史决定论,因而书中的观点受到了经济学家斯威齐的批判,由此引发了所谓“多布—斯威齐之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推动力何在”这一问题。多布德“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汤普森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便是受这一方法的影响而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作用,并以此反对经济决定论分析模式。汤普森也因此甚至被称之为“行动主义者的历史学家”(11)。这一理论巨著无疑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自然同时也招致仍然坚持传统理解的安德森和柯亨等人的激烈批判。安德森的批评主要基于一种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尚属一种比较缓和的历史决定论。而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一书中,柯亨对汤普森所做的批判,则基于功能解释理论,即一种精致的生产力决定论。这种生产力决定论与源自第二国际并定型于斯大林阐释的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机械决定论解释,除了更多地采用了精确的分析哲学语言之外,并无多大差别。第三场争论则由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伦纳1976年发表的《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所引发,因而被称为“布伦纳之争”。布伦纳在文中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传统商业解释模式提出批判,强调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其理论被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为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伍德所发挥发展。伍德在其《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等著作中,通过对上述英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和争论历史的批判性讨论,系统地表达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之要点,便是反对柯亨和威廉·肖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解释,而阐发汤普森和布伦纳强调特定历史处境、阶级斗争状况等在影响历史变迁的作用(12)。

英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更为人本主义的阐释,就其理论渊源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并无直接关联,如汤普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是“来源于英国本身——在写莫里斯传记时获得的‘感知模式’。对于汤普森来说,莫里斯‘对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性理解’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分析的必要补充”(13)。但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论传统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第二国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因而,就其理论指向而言,它们具有内在的同一旨趣。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事件解释的角度看,多布、汤普森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及布伦纳、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的确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说明,而相形之下,柯亨等人所持有的生产力决定论则在说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陷入了空洞含混之中。但这样一来,与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社会本体论阐释相类似,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中的决定论方式是否要被放弃?

二、在总体的历史解释学与抽象的精确科学之间

一旦把《资本论》及其手稿解释为本质上是哲学著作,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著作,那么,这种解读中所关注的便不再是《资本论》中对于各种数量关系的精确研究,也不再是对于大量的经济资料的分析,而只能是对于社会实在自身的总体性把握。这种把握既然是总体性的,也就不可能通过对于经验数据的精细分析来进行,而只能是借助于某种意义上的思辨去进行。因此,尽管卢卡奇也肯定,“与唯心主义表象方式的决裂是一种双重的决裂:首先必须看到,从通过抽象所获的因素到对具体总体性的认识这一认识上的必然道路仅仅是一种认识的道路而不是现实自身的道路……在总体性中(包括在构成这一总体性的局部总体性中)一种变化只能通过揭示现实发生过程的道路才是可能的,从范畴的思想推论出发进行推演很容易导致无法证实的思辨观念,正像黑格尔例子所表明的那样”(14),但他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思辨来构造其“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构造方式的核心之点,仍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极力强调的“总体性”,即作为社会实在的“主体—客体”。对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把握,便不能不回归于传统哲学的思辨方式,而不能以一种经验或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之。但“自从19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就存在着一种把实体从世界观中清除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们很少想到黑格尔,因为他把实体转化为主体的倾向归根结底并不是以从哲学中消除实体范畴为目的,应该动态地、历史地、与人类主体相并联的范畴来理解实体,即便这个尝试本身也还是成问题的。”(15)因此,虽然必须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但对其“动态地、历史地、与人类主体相并联的范畴来理解实体”的理论方式,却应该唯物主义地加以改造继承。

这一理论方式亦即黑格尔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中首次提出的“客观的主体—客体”原则(16)。在《精神现象学》中则将之系统地阐发为“实体即主体”原则。黑格尔写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7)这样一种与抽象的精确科学相对的,“动态地、历史地、与人类主体相并联的范畴来理解实体”的辩证法方式,比照二十世纪兴起的哲学解释学,我们可以在广义上将之称为解释学或历史解释学方式(18)。

这里所说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广义上的解释学方式,是在与为海德格尔所开创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相比较的意义上说的。关于解释学方式之特征,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解释之处境,作为对过去之物的理解性居有的处境,始终是一种活生生的当前之处境。”这是缘于,“哲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此在(Dasein)——哲学研究就人类此在的存在特征来追问人类此在。哲学追问的这个基本方向并不是从外部加给所追问的对象(即实际生命)的,并不是从外部拧在所追问的对象上面的,而毋宁说,它必须被理解为对实际生命的一种基本运动的明确把握;实际生命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即:它在其存在的具体到时过程(Zeitigung)中为它的存在操心,甚至在它回避自身时亦是如此。”(19)而对这一过程的追问,也就是“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20),利科称之为哲学解释学的核心问题(21)。显而易见,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解释学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此在”不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对象乃是绝对精神,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但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两者在试图通过“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即在存在者的历史处境中理解存在者的方式确实高度一致的。就此而言,将《资本论》及其手稿解释为社会本体论的进路,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解释学进路。

汤普森、布伦纳等人所发展的这样一种反对抽象决定论而注重具体历史境况的阐释方式,无疑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历史解释学方式。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现代哲学史上同价值与事实分离相关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这一思想背景,则将《资本论》及其手稿解读为社会本体论,将之纳入历史解释学范围,可能还存在着更为深远的意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方法论上的互不相容,甚至被斯诺称之为“两种文化”(22),令哲学家大为苦恼。与十九世纪哲人们还试图综合两者不同,在自然科学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并向人文领域大举渗透的二十世纪,人们则试图将之分离,以为人文科学争得一席之地,而现代解释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将《资本论》以解释学方式解读为社会本体论,也就意味着对其中“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描述的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的放弃(23)。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本论》到底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

三、抽象的精确科学或决定论方式何以必要?

在对马克思理论作社会本体论或历史解释学阐释转向的进路中,马克思理论中的决定论论述往往被纳入解释学体系之中的某种方式而被忽略。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决定论论述或命题能够被忽略或被以某种方式所替代吗?上文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认为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的那段话中,马克思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连串定语所修饰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命题,其中的决定论的色彩是如此的明显,显然是不能用某种方式予以他解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那里还特地指出,上述引文中的论述,不是别的,而正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一明显的决定论理论正是用于指导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因此,马克思理论中的决定论思想是不能以某种方式予以忽视或置之不理的。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为何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一种决定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多处指出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忽视人的能动性有过严厉的批判吗?显然,这当中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处理。这里首先涉及的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乃是指向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而要有效地改变世界,却非借助于现代科学对于世界的把握不可;而现代科学却又与决定论有着不解之缘。

尽管并非任何决定论理论都属于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必然是广义上决定论的。而现代科学之所以是决定论的,又在于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的本质乃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目标的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储藏的能量”,“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24)。“人类的订造行为首先表现在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出现中。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现代物理学之所以是实验物理学,并不是因为它使用探究自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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