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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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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赵敦华

作者简介: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哲学研究》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30-41 页

关键词: 形式/ 价值量/ 自行扩张主体/ 资本实体/

摘要:本文在梳理国外“新辩证法派”对《资本论》解释的基础上,使用文本对照的“互文性”的解读方法,阐明《资本论》前5章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和“本质论”相关范畴或环节之间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展现《逻辑学》对《资本论》的重要影响,表明马克思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创造性地建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形式的体系;另一方面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充实和丰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经验内容的理解。

[中图分类号]A811.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资本论》研究中兴起了“新辩证法派”。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作“旧辩证法”,不承认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解释《资本论》的方法、结构和论点(cf.Arthur & Reuten,2004),认为《资本论》是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相互对应和符合的辩证法,又自称“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cf.Smith,1993)或“系统辩证法”(cf.Bellofiore & Taylor)。他们有的抹杀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把黑格尔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者”(cf.Smith,2004,pp.17-40);有的认为,不但《资本论》第1卷,其他两卷也是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结构开展的;有的认为《资本论》第1卷的结构对应于《逻辑学》“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部分(cf.Arthur & Reuten,1998),有的认为这一卷的论证批判只是依据“本质论”(cf.Fineschi),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新辩证法派对《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机械的类比或断章取义的附会,得出的结论明显有违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要指出他们的解释如何违背《资本论》的文本意义,则相当困难。

在《资本论》的“前言”和“跋”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表明该书结构和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和不同:

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索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资本论》,第7-8页)

《资本论》第1章分析的“商品”以及以后分析“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等核心概念,和《逻辑学》范畴一样是“形式”。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黑格尔,1980年,第83页)黑格尔逻辑学的“形式”并非形式逻辑中与内容相脱离的形式。黑格尔说,思维通过反思(Nachdenken),形式把“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的“真实本性重现在意识面前”(同上,第76页);因此,“内容不如说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甚至可以说唯有通过形式,它才有生气和实质……随着内容这样被引进逻辑的考察之中,成为对象的,将不是事物(die Dinge),而是事情(die Sache),是事物的概念。”(黑格尔,1974年,第17页)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不仅把形式作为把握事物实质的概念,而且通过这些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实践的发展动力、过程和机制。马克思说,《资本论》把现实材料“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21-22页)。《逻辑学》前两篇“存在论”“本质论”被称为“客观逻辑”,而第三篇“概念论”被称为“主观逻辑”。黑格尔说:“本书所谓客观逻辑,有一部分就相当于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1974年,第45页)

按照本文解读,《资本论》第1章论述“商品形式”,第2-3章论述“货币形式”和“价值形式”;第4-5章论述的“资本形式”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与《逻辑学》“存在论”和“本质论”的范畴形式具有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文学评论的术语,我们能够运用这一解读方法来理解《资本论》和《逻辑学》阐述的形式结构之间的关联,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受到《逻辑学》的影响,以及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依据马克思的提示,互文性的解读可以揭示出《资本论》的推理论证在哪些环节或明或暗、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逻辑学》的影响,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资本论》前几章中一些看似循环往复的论述和思辨难懂的语句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展现马克思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黑格尔第一次“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资本论》,第22页),建构关于资本形式的体系。

一、商品“存在”的“质”和“量”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相信,开端对于科学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资本论》从“商品”概念开始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端。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同上,第47页)这段话区分了一团整体混沌的“商品堆积”和“单个商品的元素形式”,其逻辑依据是《逻辑学》从“存在”(Sein)到“定在”(Dasein)的过渡。黑格尔说,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纯存在”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黑格尔,1974年,第70页)通过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变化”,过渡到“定在”的范畴。“定在”即感性的个别存在,是《逻辑学》中第一个“具体的东西”,因此,黑格尔说:“在它那里,便出现了它的环节的许多规定和各种有区别的关系。”(同上,第102页)“定在”的具体规定性首先是“质”,其次是“量”,再次是“度”。

《资本论》中的商品“形式”区别于它的“存在”。商品的存在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资本论》,第88页)而商品形式是具体属性。“定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适用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形式”(如表1所示)。

《逻辑学》对范畴“量”的阐述极为繁杂。马克思主要应用“定量”的三个环节“一般界限的量”“数目和单位”“度数”,分别分析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等价交换的比例关系以及可通约性。一个商品具有交换关系,“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同上,第48页);其次,不同使用价值按照“比例适当”的“量的关系”交换,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y量丝绸、z量金等等交换(参见《资本论》,第49页);再次,由于不同种类的商品的“量的关系”是不同数量“单位”,如“夸特”“公斤”“码”等等,这些数量单位的交换价值需要共同的“度数”才能对等交换。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把“度数”作为数学的可通约性,“各种商品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东西的多量或少量。”(同上,第50页)

马克思把商品的质或使用价值当作“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同上);而商品的交换价值“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同上,第61页)。要之,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是自然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区别,而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马克思说:交换价值“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但社会关系不能归结为数学的“定量”。于是,马克思接下来说明衡量交换价值的共同单位是制造商品的社会劳动量。

二、衡量商品价值的“度”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不在同等层次上:商品二重性是“质”和“量”的区分,而劳动二重性则是“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黑格尔本人认为“度”范畴主要适用于数学和力学。他说:“在精神王国中,一种特殊的自由的尺度的发展,还更少出现。……在发达的市民社会中,从属于各种不同行业的人群,彼此处于一定的比率中,但是这既没有产生尺度的规律,也没有产生尺度的特殊形式。”(黑格尔,1974年,第360页)马克思恰恰在“发达的市民社会中”,在“不同行业的人群”劳动量的比率中,发现了商品价值尺度。

马克思没有也不能照搬《逻辑学》中“尺度”范畴的数学原则,而把劳动量当作“尺度”的一种“特殊的量”。“尺度”部分第一章“特殊的量”包括三个环节:“尺度一般”“特殊化尺度”“质的比率”,三者与《资本论》中第1章第2节中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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