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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群享”与“私享”: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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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洋

作者简介: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5-14 页

关键词: 马克思/ 共享/ 当代价值/

摘要: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大致出现了“群享”与“私享”两种方式。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宣扬社会发展成果由“私人”“公平公正”地享有。但马克思察觉到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性与意识形态性,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事实指认、资产阶级分配理论的谬误分析与私有制的根源剖析,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批判“私享”的目的并不是要回到“群享”,马克思提出了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共享发展方式,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个人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来共同享有社会总产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就在于将其理论观点转化为改革所有制、分配制度与发展生产力的实践策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围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应运而生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故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应构成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彰显出发展的价值旨归。关于社会共享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已提出,要求“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那么,在当今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理念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创新,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这一问题域构成了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群享”与“私享”:马克思面对的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519)而为了维持个人的存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P531)这些东西不论是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料,还是较高的“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P710)人们要想从社会中获得它们,就必然涉及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问题。可见,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来谈社会成员的享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以何种方式和原则让人们享有发展成果主要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P436)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结果,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上出现了“群享”与“私享”两种不同的发展成果享有方式。这里所谓的“群享”指的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享有方式,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但因公有制形式简单、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整个群落的生存和发展,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群体利益,故群体享有优先于个人享有。例如,氏族、部落以及古典时期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区域都遵循这种享有方式。

“私享”则是与“群享”相对的一种个体本位的享有方式,它建立在生产力与私有制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此时私人利益被突出到群体利益之上。因此社会在发展成果的享有上遵循私人享有优先的原则,如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实行这种享有方式的典型。对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来说,“群享”是历史上出现的享有方式,而“私享”是现实中面对的享有方式,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两种方式对马克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要理解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还得先从“群享”和“私享”说起。

“群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它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简单公有制形式相联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这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发展成果“群享”的方式主要出现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之中。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由于人们多靠狩猎、捕鱼和耕作为生,所以生产成果多靠土地产生,但土地财产却并非个人所有的财产。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土地财产是属于共同体的,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P124)也就是说,在亚细亚社会,“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3](P132)正是由于土地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社,使得由土地带来的生产成果也必然实行“群享”的方式。在亚细亚的公共所有制条件下,个人可以获得的只有能够“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的成果,而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3](P124)从以上可以看出,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土地财产及公社的生产成果实行的是共同体享有的形式,也即“群享”的方式,此时共同体的利益是要高于个人的,这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维护群体的延续所必然采取的方式。

古典古代时期与亚细亚时期的人们虽然都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3](P126)但在所有制方面二者已有不同之处:亚细亚属于完全公有制形式,古典古代时期的所有制实行的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并列的形式。之所以在共同体中会出现私有制因素,因为在古典古代时期,人们“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3](P127)个人能力提升了,单个人的财产需要依靠共同劳动来利用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由此个人才有可能变为私有者。但这种私有制却未能改变发展成果“群享”的方式,这主要是由个人占有成果的目的及这种私有制的性质决定的。从个人占有成果的目的来说,它“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3](P128)从私有制的性质来说,此时还未能表现出完全的独立性,仍受到共同体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古典古代时期的所有制存在着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两种形式,但“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3](P135)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3](P129)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典古代时期虽然已有私人所有的形式出现,但在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上,它仍同亚细亚一样,私人所享有的只是维持生命必要的自给自足,而整个社会仍以“群享”方式为主,因为私人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3](P128)

“群享”方式向“私享”方式的真正转变是从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开始的,这种所有制逐步摆脱公社共同体的束缚,开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公社“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3](P131-132)此时,“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3](P132)而公社作为一种共同体只是连接个人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所有制中,也有着公社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并存,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使得“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3](P135)因而公社财产变为了“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3](P133)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个人所有制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此时的社会发展成果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私人享有。于是,私有制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出现了,而这仅仅是发展成果“私享”的开端,将这种方式发展到极致的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P583)这种私有制既是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社会的总体发展,尤其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有着以往所有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庞大的商品堆积,使得可供享有的总的社会发展成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然社会发展成果总量不断增大,那么如何享用社会发展成果便成为了突出问题。虽然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享有方式必定是“私享”,但究竟哪些“私人”被列入享有范围,以及如何确立“私人”对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比例,都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并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亚当·斯密对社会成果分配的研究,也即社会成员如何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是从其价值创造理论开始的。斯密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成果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4](P1)这是否意味着发展成果应该由劳动者平均享有呢?斯密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价值来源于劳动时间的命题只能适用于原始蒙昧社会,而当土地私有与资本积累产生之后,价值的决定就应该从劳动时间转换到工资、利润与地租这三种要素上。斯密认为正是由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使得生产劳动要使用这些要素就必须支付报酬。因此劳动成果不能只由劳动者享有,而必须在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成果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这三种类型的“私人”所享有。同样,斯密还分析了发展成果在三种类型的“私人”间享有的比例。通过对国民收入形成的深入考察,斯密认为,工人享有的工资量应该由其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决定,这就是工人劳动的“自然价格”;资本家所享的利润量与其所投资本量成正比;地主所享有的地租量则是租地人扣除生产费用和利润后的最高额。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们拥有大量的成果可供享用,同时古典经济学家对享有原则的制定又保证了每一个“私人”都可享有到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在这种“私享”方式下仿佛进入了“人人享有”的理想状态。

二、在批判“群享”、“私享”中诉求共享

发展成果的“群享”与“私享”方式,分别是马克思所面对的历史与现实。“群享”对马克思来说已是历史,他对这种成果享有方式的批判并未有太多篇幅,只是从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的批判中折射出“群享”方式解体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支撑“群享”的公社制生产关系有其局限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3](P134)可以看出,这种所有制所对应的生产力是低下的,它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个人的简单再生产。也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维护氏族、部落的发展,才采取“群享”的成果享有方式。而这种方式“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3](P148)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成果的“群享”方式便会自然解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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