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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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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孙兰英

作者简介:孙兰英,哲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78-86 页

关键词: 习近平/ 全球治理/ 时代价值/

摘要:习近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思想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包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性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提出是适应和促进世界经济民主、平等、公正发展的需要,为构建合作共赢、风险共担的新型国际秩序提出了中国方案,为构建共存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顶层设计。

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际危机、资源分配、风险责任、秩序重建等重大现实问题,抓机遇、迎挑战、创理念、谋布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适时提出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为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政治思想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和“全球政治”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历史观与全球政治思想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

马克思循着现实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印迹,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为人类社会动态发展过程的世界历史,是在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新航路的开辟催生了海上贸易的繁盛,世界性商品交换的扩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被纳入了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范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1]276随着品类繁多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行销的区域不断拓展,世界历史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88。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寻觅着“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印迹为出发点展开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1]89这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同以往哲学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将“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2],而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则从根本上扬弃了康德、黑格尔哲学思辨的抽象行为,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彼此联系构连、互为中介的视角,科学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深深地蕴含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价值体系之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随着世界历史的拓展,资本主义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担当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使命。从根本上扬弃劳动的异化本性,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性,世界历史的旨向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产生。那时候,“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89-90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从而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研究人们政治生活即政治理念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的全球政治思想为后来的学者分析20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全球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毛泽东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4]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5]。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6],在1955年的4月的万隆会议上,这五项原则为参会的亚洲国家所接受,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邓小平在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全球政治理念。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他深刻总结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趋势,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7]90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的趋势,要立足国情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要和平、人民求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邓小平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7]106,“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7]105,“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7]384。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已经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世界的经济、政治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开放原则,以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引进来”的开放战略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成功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带动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繁荣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面对全球化和新科技浪潮的冲击,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8],现如今,“‘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9]。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胡锦涛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全球战略思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他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10]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思想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大局,善于运用全球战略思维,形成一种全球政治分析理路,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政治将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并对其实现的途径、方式及手段进行实践性探索。这种探索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所采用的方法论对于今天研究当代全球治理问题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即循着人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出发,始终从生产与交往的密切联系中追寻全球政治发展的足迹。实现解析问题视角的转换,从过去狭窄的、封闭的仅仅从一国或单个民族的视域转向开放的、宽广的世界政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坚持运用辩证的历史发展观认识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从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中寻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力源。

二、习近平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毋庸置疑,全球治理理论是随着全球化日益纵深推进而产生的,目的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重塑全球秩序。有学者把全球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归结成为3点:全球化的推动,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民主化的压力。这3个原因体现出改革人类社会现行政治经济制度和模式的一种本质的、内在的要求。[11]全球化正在给人类提供一个舞台,它既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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