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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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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荣兆梓

作者简介:荣兆梓,男,江苏无锡人,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 合肥 230039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16-45,73 页

关键词: 平等劳动/ 劳动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qual right of employment/ labor productivity/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摘要:本文主张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平等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表现为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发展机会平等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矛盾的表现;平等劳动是动态概念,经过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等阶段逐步发育完善。另一方面,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有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劳动生产力应当是起点范畴。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其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工业化”。我国工业化进程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工业化,市场经济中的内生工业化,到当前正在形成的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逐层展开理论分析,系统回答实践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奇迹何以产生,中国道路通往何方。本文根据这一思路,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作大纲,并且对各部分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7)04-0016-30

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习近平(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我们能做什么?

自从2015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体系建设工作的进展如何?首先,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从中宣部布置的重大课题项目,到中国社科院、教育部,已经有多个重大项目开始建设并取得进展,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进展大多还是停留在方法论研究、体系建设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框架结构的争论上,真正有质量的理论进展并不多。问题出在哪里呢?理论进展的最大障碍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在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上同志们并没有形成共识。比如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哪些?核心范畴是什么?这个体系的建设以哪一个理论范畴为起点?没有形成共识。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应该是怎样的?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还是根据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初所设想的六册结构,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或者建立一个以制度、体制、运行、发展若干个板块为特征的体系结构?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当然也就不能往前推进理论工作者的协同创新。尽管一年多来,大家在这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如大家所看到的,短期内弥合分歧,消除争议,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要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一个庞大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条件还不成熟。当然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成果或者已经形成共识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编写一个类似于教科书这样的东西,弄一个所谓政治经济学新综合。但是这样的东西很难包容真正的理论创新,逻辑上一定是不连贯的,缺乏系统性的,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具有强大逻辑力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目前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怎么办?当然,讨论需要继续推进,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必须等到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圈内形成基本共识以后,再来组织协同攻关,构建完整的体系?能不能换一个思路,选择另一条路径?我认为从实际出发,换个思路会更有效率。那就是在当前已经形成的某些共识的基础上,求同存异,鼓励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或者学者团队)独立探索,分头推进,形成若干个有个性特征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术思想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多个不同理论成果之间进行比较,通过集体选择来逐步达到共识,也许是更加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式。与其像现在这样,大家对最终应当形成的完美体系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倒不如大家分头完成自己的工作,形成若干独立成果,进而加快研究工作的步伐。也许,这些分头完成的各不相同的初步成果,并不相互冲突,不需要用一个替代另外一个,结果很可能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接近同一个客观对象;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反映同一个客观真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高度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其理论表现也很可能是多角度多形态互为补充的综合体。

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不要害怕争论,不要压制争论,也不要以为争论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压倒一个,一个取代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繁荣昌盛,要创新发展,我们的学者就要克服唯我正确,唯我独马的心态,学会从不同的理论观点中看到合理的成分,借鉴有益的养分,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发展中,实践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实践尚未充分发展的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环境相比当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环境存在差异。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向完善,其制度本质已经展开的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进行《资本论》创作的。在此之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分别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下,独立完成了各自与当时实践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异,无论从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来看,都是不完善的。但这些理论成果仍然满足了当时实践的需要,仍然为推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实践互动的规律。也许我们今天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未来的日子里会被新的更加科学的理论体系所取代,但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一个时代的经济学者,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我们以满足当代实践的需要为己任,不会为自己成果达不到《资本论》的科学深度和逻辑完美性而感到羞愧。实践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终将越来越完善。

基于以上认识,我根据自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累,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构想,这个构想当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希望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来进一步地修改。

二、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

科学研究从来是问题导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核心的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完整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新中国近70年的建设实践,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给社会主义简单地下定义,像教科书那样从定义出发,以定义为落脚点,这种从理论出发的思路是写不出好东西、拿不出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必须围绕中国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普遍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中国奇迹何以产生?其二,中国道路通往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成功展开,国内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理论专著和论文涉及以上话题,给出了不同答案。关于第一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解释,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这种理论与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恰好契合,具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把这一理论解说放到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全世界有那么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早于中国实行了完全市场化,为什么它们的增长业绩都不能如中国这样令人瞩目,其中大部分国家至今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比较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大国印度,以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不严密不言自明。因此,有许多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教条解释中国问题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增长奇迹,试图建立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最早如林毅夫等人的论著,[1]近期如琳达·岳所著《中国的增长》,[2]如文一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3]阿格列塔等人所著《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制传统》,[4]以及罗思义所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5]这些理论成果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敏锐与深入研究却是共同特征。相比而言,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动作要慢些,效率更低些,至今还没有拿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当然,现有理论成果是有缺陷的,其共同缺失是答案大多只是讨论“中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却很少涉及“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即中国成功背后的深层原因,给人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事实上,中国近70年的经济增长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环境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做出不同的努力,给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解释在这些阶段中国人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能够取得了成果,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中国实践的成功,更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每每能够做对?为什么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能选择正确的方案,即使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能够及时纠正?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只是中国人特别幸运?还是应该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必然原因?

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始终充满争论。国外的多数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必然通往资本主义,人类历史到此已经终结。甚至国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认定中国道路已经走偏,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或者难免走向资本主义。国内学界的争论同样存在,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不过是不愿意明言而已。由于改革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劳资冲突、贫富不均、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关于中国道路基本走向的积极的正面的论证,往往感觉证据不足,底气不足,有将理想强加于现实之嫌。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心问题、信仰问题,而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群众基础问题。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70年的历史事实,发现这一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图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

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回答两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中国奇迹何以产生”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它有哪些经验与不足?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又将如何?这里的重点是制度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道路通往何方”的问题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是怎样的?这里的重点是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未来的预测应该以70年历史发展的事实为根据,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理论判断的证据。两个问题都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考察的视角不同,前者以发展生产力为线索,后者则以生产关系自身的发展为线索。也可以这么说,前者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后者则关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将这两条线索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难点。不难理解,只有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才会有说服力。只有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才会有说服力,才有逻辑的力量,才能掌握群众,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三、平等劳动是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说到体系建设,首先想到的是选择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近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讨论比较多,观点自然也各式各样。比如顾海良教授主张以劳动生产力为起点范畴,颜鹏飞教授主张以特殊商品为起点范畴,等等。既然要构建体系,当然首先要把逻辑起点确认下来,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讨论起点范畴应当首先以确定核心范畴为前提、为基础。在逻辑体系建设核心范畴尚未确定之前,先讨论起点范畴可能为时尚早,或者说有些本末倒置。《资本论》为什么以商品为起点?马克思首先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时候确定了资本这个核心范畴,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资本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生产总过程这个大框架之上的。这个体系框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而货币是商品一般等价物,所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要从最为抽象的商品范畴开始,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分析。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是否也要用资本范畴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或者以公有资本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中的确十分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有资本现象在实践中的存在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承认。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很多人仍然不接受公有资本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逻辑体系存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阻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发展,需要尽快解决。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在运动中不断变换自身形态的价值体,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人身条件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者个人还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下,解决个人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必要的社会形式。资本利用市场竞争的外在强制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性强制,强制劳动者个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提供剩余劳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公有资本现象?公有资本当然仍然是资本,仍然是一种强制地获取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但与私有资本不同,这里体现的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内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集体意志对劳动者个人意志的强制。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需要积累剩余劳动推进社会进步,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企业,仍然是资本所有者指挥下的劳动组织,仍然是像股份公司这样的资本主权型企业。公有资本的确是一个矛盾体,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理论逻辑中接纳这一概念,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公有资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理由是: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分离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已经被颠倒过来。这个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有资本也只是劳动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而不再是作为劳动者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阶级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这对范畴中,劳动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讨论公有资本,以及私有资本,并且重新定义资本一般概念,但这些范畴在这个范畴体系中应当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应当成为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其次,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也不是一个贯穿始终、覆盖全部的事实,至少从苏联和新中国的历史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经历了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市场经济关系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公有制经济也没有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在计划经济的国家大工厂里,有科层等级制的命令服从关系,但是没有竞争的外在强制,没有企业主体之间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竞争。公有资本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将这样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现象,拿来做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当然不适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从企业层面看,公有资本只是在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的公司制企业中占有更大份额,中小企业中私有资本仍然占有绝对多数。尽管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相互混合,但是资本所有权的界限并未取消,公有资本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

我们主张用平等劳动取代资本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首先,平等劳动是社会生产关系范畴,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和劳动力发展机会平等的全面经济关系。这与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理解相一致。

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公共所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经济关系中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是平等劳动的关系,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劳动从公有制经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形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对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拥有平等权利,通过集体决策行使共同权利。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知情权、提案权和表决权,而这种决策的平等权利正是共同劳动中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制度保障。分工平等,也就是按个人劳动能力分配劳动岗位,善渔者渔,善樵者樵,善耕者耕,善织者织;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在共同劳动中发挥自己的特长,管理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则承担起共同劳动的管理职能。这是各尽所能的分工原则,符合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分配平等,也就是劳动者按劳动贡献分配共同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甚至不劳动者不得食。只要物质财富尚未充分涌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存在矛盾,物质资料的分配就不能不遵循这种平等原则。在这里,平等表现为以劳动为同等尺度,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劳动者联合体内部通过平等协商组织社会生产,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共同体原则。因此,这里的决策平等,并不单纯是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相反,共同利益是集体决策的依据,每个劳动者在决策中所行使的是平等的公益社员权,而不是劳动力个人所有者的私益权。平等劳动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是天赋特权,但同时也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后天的学习同样是导致个人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平等的原则应当延伸到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社会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不仅是现在的劳动者,尤其是未来的劳动者),包括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同等机会的在职培训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缩小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其他非主观努力因素带来的能力发展机会不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劳动大体就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平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身份具有两重性,他既是公有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又是自身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协调。公共利益要求积累剩余劳动,个人利益却将劳动视为牺牲或负担。因此,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在双重人格间挣扎,作为两个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自己与自己博弈。他们通过集体决策来控制个人行为,通过经济激励制度迫使个人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个人在集体劳动中则普遍存在“搭便车”倾向,倾向于以更少的劳动获取更多的报酬。显而易见,“两个”要素所有者之间存在着排他性产权关系,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个特别的经济学概念,谓之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即公有产权对其所有者成员个人的排他性。[6]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劳动集体不得不接受一位专门的监督管理者,委托代理制不可避免。代理人作为专业的管理者,代表公产主体同时行使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职能,因此也就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了公有产权对外与对内两个排他性权利。代理人为全体劳动者当中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个体而与其他人对立。整体对每个个体的矛盾演变为单个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全体成员的相互监督演变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监督。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在一个平等的经济环境中合乎逻辑地产生。这就是社会主义一百年历史的事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在平等劳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它给予我们研究的素材,发现的好奇,创新的灵感。

需要强调的是,平等劳动是现实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法权观念、道德观念或者关于平等的社会理想。观念形态的劳动平等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形成的初期,表现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劳动平等观是现代社会历史进步的产物,是农奴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即拥有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经济事实在法权意识中的体现,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换劳动产品的现实经济关系在法权意志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被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否定。但建立在自身劳动所有权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不平等的加剧而在劳动群众的意识中强化。特别地,当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财富与劳动被完全分离的时候,劳动平等的权利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劳动群众的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构成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基础,成为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过渡的思想动力。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需要借助这种历史形成的、具有“普世价值”形式的道德力量。但是,这里所说的平等劳动首先是真实的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本质的关系。因此,作为与这种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权利观念与意志关系的劳动平等也就赋予了新的内容,它不再是个体劳动者之间平等交换的权利,而成为公有制经济中联合劳动者的共同意志。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平等劳动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进而,劳动平等才取得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平等劳动是动态演化的经济范畴。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理想中的观念的存在。但是,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平等劳动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若干个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阶段。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几代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付出艰苦努力。这里需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落实,也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那种因为社会主义百年实践所经历的挫折与磨难,因为社会主义当前现实的缺陷与不足而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嘲笑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提炼平等劳动概念的人,缺的是一点点历史感,缺的是对这个制度朝向既定目标成长的理想和信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70年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关系的发育,可以划分为“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和“自由的平等劳动”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转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而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换,则就在当下。从共享的平等劳动再向自由的平等劳动转化,将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只是这一转化必然会发生,以及这一转化发生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条件等等。

作为基本经济关系,平等劳动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所有环节,因此可以通过企业、产业、区域、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开放经济等环节,来充分展开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劳动的全面分析。

四、劳动生产力是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

讨论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似乎可以从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起点范畴。但是,如此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缺少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点,即平等劳动(也就是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通过强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和维持一个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就能实现的。平等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征并不是直接从公有制的形式规定中产生,其平等规定的历史性与内在矛盾的必然性,也不可能从抽象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到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根源在于当代生产力,在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将劳动生产力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叙述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当代生产力的矛盾引申出平等劳动的性质,展开有关平等劳动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形式地看,平等劳动的逻辑起点是劳动,这顺理成章。但是,劳动是一个适合所有社会经济形式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身的规定性而言是十分简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劳动开始,难以体现经济制度的历史特征,更难以充分展开经济制度在自身矛盾中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劳动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有目的性和生产性是其不可缺少的规定性。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生产性,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的主要活动领域当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但劳动的生产物并不一定都是物质产品,它同时可以包括各种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务活动和精神产品。这个劳动的生产性规定,将劳动和闲暇、娱乐这一类人类活动区分开来。最后,按照概念使用的约定俗成,劳动活动一定是有益的。这涉及价值判断。但劳动的有益性仍然是有关劳动概念的必要规定之一。有些人的活动尽管也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如诈骗和盗窃,它们肯定不属于劳动范畴。再进一步分析,劳动并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活动,人类总是组织成为社会,从自然获取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消费资料。因此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劳动,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独立个人的生产活动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人类劳动从来是一群人分工协作的共同活动。因此,劳动活动并不总是直接针对着自然物,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物或者自然过程才是劳动活动的基本对象。劳动过程中需要人与人的合作,为促进这种合作而从事的人类活动,即所谓交往活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管理劳动、营销活动也都可以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劳动活动的这种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劳动概念的二因素,即它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劳动社会形式。任何一种特定的劳动社会形式,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劳动生产力。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那个时代劳动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作为劳动特殊社会历史形式之一的平等劳动的时候,也同时需要,并且首先需要讨论与之相匹配的劳动生产力。关于劳动范畴的更丰富内容,必须在此二因素的分析中逐步展开。

平等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形式,在此之前,劳动的社会历史形式曾经经历过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等劳动终将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由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一方面,平等劳动扬弃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性质,形成劳动者阶级内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是因为当代生产力高度的社会化和全球化受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丧失。不仅地球生态承受能力临近极限,而且阶级矛盾的张力不断积累。由于全社会一般利润率不可逆转地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在销蚀,不得不依靠周期性的巨大破坏来延续生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经济基础更加和谐的新社会来取代。另一方面,平等劳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强行突进到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是因为当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因此劳动时间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职业专门化的分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于机器系统的从属地位,导致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满足个人消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因此,社会财富还需要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社会还必须利用“你干活,我给钱”,“我给钱,你干活”的法权意志,来强制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平等劳动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它的突破(扬弃),都不能单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信念。

结合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劳动生产力起步的研究方式更有它特殊的含义。20世纪崛起的东方社会主义,产生在一系列后发国家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关键时刻,这些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个政权能否兑现承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包围下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无论从国家安全、国际贸易的需要看,国家手中拥有的物质手段贫乏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两个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最急迫的任务。与此同时,发展生产力又是最艰难的任务,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封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积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启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在执政党决策中的首要性。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

以劳动生产力作为起始范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讲劳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将此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中国,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何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进程观察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演化进程,据以分析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阶段划分依据,以及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它的历史趋势、它的未来走向等等。

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是逻辑体系展开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生产过程的有关章节,曾经附带讨论过生产力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讨论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以及自然条件。”[8]53又比如,在讨论劳动过程的相关章节,马克思分析了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202这些思想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上,需要有关劳动生产力的专门分析,需要更加深入而细致地展开分析。

劳动生产力,即人类以劳动创造(从自然获取)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这是组织成为社会的人的能力,因此又称社会生产力。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现象,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这一点前面已有讨论。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现象的另一层含义是: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知识积累的成果,而不是自然界力量的积累,不是作为自然进化结果的人类基因的进化。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人的先天的生理能力由基因决定,其自然演化以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数亿年为时间尺度,因此对更小时间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力演化没有解释力。生产力的变化包括技术变化和制度变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前者是自然知识的积累,后者是社会知识的进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都具有负熵流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既是历史范畴,其发展与生物进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进化适应性的表现;又是社会范畴,其社会进化的主体与生物进化不同,不是基因进化,而是文化进化。

生产力的进步会具体“物化”在生产要素上,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技术积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组织的进步。其中,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更本质更关键的环节。现代生产力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般生产力”,即社会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创新劳动的积累。从宏观历史尺度观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可以依据人的能力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1)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狭隘人群孤立发展的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力;(2)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满足多方面需求的社会生产全面能力体系;(3)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生产能力。[9]104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人的能力,既包括个人劳动能力,更强调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劳动的整体能力。

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工业化”。农业生产不可能规模化,因此也不可能形成国内乃至全球市场,形成普遍物质变换;没有市场规模就没有分工推进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因此也不可能满足越来越多方面的需求,总之,社会不可能形成全面生产能力体系。工业化是第二大形态全过程的特征,工业化进程的生产力以机器生产为基本特点,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是一个连续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大机器生产的内在逻辑,至今依然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只要这一过程未完成,职业专门化分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劳动就依然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就依然是物质财富的尺度,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就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组织主要依靠两种结构,一曰市场,二曰科层。作为市场经济生产主体的企业是市场与科层的结合。因此,劳动生产力不仅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它总是内在地包含生产关系的部分内容。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更多是视角的差别,观察重点的差别。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表现为不同生产力的性质规定,同时产生不同的生产力的数量规定(生产率)。因此可以区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平等劳动,因此,我们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称作平等劳动的生产力。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有较长时间的进化过程。工业化进程又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发展经济学一般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在这之前和之后,还有前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现代演化经济学一般主张以能源与生产工具的变化为依据划分工业化的阶段。华裔学者文一在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工业化成功国家的共性特点时,使用了强制工业化和自生动态工业化的概念。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出发,我们借鉴文一的概念,用强制工业化、内生工业化与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来描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我们的研究重心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内生工业化阶段,它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乡村工业和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工业阶段、高新产业阶段等若干分阶段。

以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为观察范围,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绝不仅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质量与规模以及劳动组织方式,才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包括纯粹流通性劳动,也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生产力。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影响生产力,这是不言自明的。企业的营销活动,尽管它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生产规模,影响企业产品的实现程度,因此影响企业的财务效率,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当代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就是生产力。金融领域的活动同样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资本严重短缺成为工业化起步的主要瓶颈,如何组织社会资本,如何引导居民储蓄,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水平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工业化,这是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通过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总之,劳动生产力的研究与平等劳动的研究同样是立体的,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研究领域。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方向不变的数量增加,而生产力的量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生活资料的数量增长与种类增加,表现为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粗略地计算生产力,即单位劳动的产出数量,但是很难将多样化需求量化。劳动量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增加)提高社会生产力,因为人类总是结合成社会与自然博弈,协作是生产力,规模会提高生产力,1+1总是大于2,因此它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中也能有所反映(但反映不充分)。关于劳动生产率方程(增长方程)及其计量问题,应该在系统导论部分就得到充分的讨论,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贯彻。

劳动生产率是物质产品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之比,因此它首先是工业企业生产率,延伸到全部物质生产过程,就表现为社会总产品与总产品生产中投入的全部劳动时间之比,用公式表达就是:

我们称之为全劳动生产率。式中x实质上是产出实物量,用总产品价格形式表达时必须使用不变价,或者干脆转换为购买力平价(PPP),而C+L则可以直接使用时间量,如劳动人年,或者劳动小时。

式(3)等号右边的三项分别可看作:全劳动生产率导致的经济增长、活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三者分别除以经济增长率就是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中国统计数据,1992年以后全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80%上下。新中国近70年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原因,影响全劳动生产率提高诸因素及其贡献率,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五、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结合的框架

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整个体系建设的两条重要线索,一是作为体系主体范畴和核心范畴的平等劳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演进;另一个是作为理论逻辑起点范畴的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发展。体系逻辑必须兼顾这两条重要线索,应当是一个双螺旋的基因结构。有了这样一个基因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会在这个双螺旋基因的发展中逐步展开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内容。我们设想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大体是这样的:首先,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三篇结构:第一篇,强制工业化与科层的平等劳动,时间上大致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同时,苏联的7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也是本篇理论范畴形成的实践依据。之所以称强制的工业化,是因为这一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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