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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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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

作者简介: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韩保江;课题组成员:曹立,李鹏,张慧君,张开,周跃辉;执笔人:韩保江,张慧君。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管理世界》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1-16 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借鉴/ 超越/ 创新/

摘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理论、现代产权理论、政府干预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国际经济理论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坚决摒弃其庸俗成分,避免照搬照抄,关键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具有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聚焦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只有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起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①广义来讲,西方经济学涵盖了从17世纪中叶以来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②,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多种流派。从研究内容看,西方经济学既包括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的微观理论,也包括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问题的宏观内容。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理论观点丰富、学术流派众多、研究方法多样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包含了体现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的政策和经验总结,以及一些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这些内容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也有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着力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庸俗成分,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因此,“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应该成为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理论创新中曾经运用过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梳理,就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现代产权理论、政府规制与干预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等重点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借鉴与超越。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

西方经济学把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着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综观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稀缺性假定与优化资源配置。由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以最小成本使社会获得最大收益;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是比计划更为有效的手段(曼昆,2015)。第二,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属性与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假定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的,即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用最优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人假定并非主张每个人“自私自利”,而是强调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个人或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属性,可以对自身经营活动的盈亏结果完全负责,能够对市场机制和信号做出灵敏反应,这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基本前提。第三,分析和论证市场机制在组织经济活动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和内在机理。萨缪尔森从如何解决“经济组织的三个问题”入手,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做出简明概括,即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诱导厂商生产最有利可图的产品,进入最能盈利的行业,从而解决“生产什么”的问题;市场竞争压力驱使生产者使用效率最高的生产技术,以便将成本降到最低,从而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等要素价格,进而决定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从而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换言之,通过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的作用,市场发挥了提供激励、传递信息、发现知识、鼓励创新、优胜劣汰、促进要素流动的功能。第四,限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周期波动等问题,政府要在一定限度内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主要包括: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增进平等;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有机结合,在实践中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思想既有借鉴,更有结合中国国情的超越,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提出5种构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刘树成、吴太昌,2008)。改革目标模式的演进表明,经过实践和理论的不懈探索,我们党最终认识到改革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局部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在改革计划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经济高效持续发展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必然选择。

第二,明确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强调市场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及时协调”(江泽民,2008)。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习近平,2014a)。要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习近平,2014b)。这一对市场作用的全新定位和论述,为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指明了方向,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之一。

第三,重视培育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条件。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首先要形成多元化的、具备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关键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江泽民,2008)。同时,通过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及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其次,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③。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④。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竞争、产业组织、政府规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对于健全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四,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介入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强调必须发挥好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微观规制职能,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政府的职责和作用进行了明确界定,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与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探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超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2014c)。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结合性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问题,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持质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的那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完成合理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中,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进行合理经济计算的可能性,要把市场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以被人为仿制的(张军,1999)。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以致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经济学否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可行性的观念;90年代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更是将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去规制化”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唯一路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则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的教条,通过稳健有序的渐进式改革,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逐步植入市场机制,最终建立起真正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双重优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1993)指出的那样,“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束缚,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郑必坚等,2001)。

其次,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虽然认识到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政府需要发挥补救的功能,但总体上对政府介入市场经济持消极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把市场和政府看作是“此消彼长”、“你弱我强”的零和博弈关系,力求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牢牢绑住,从而构建理想化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观念推至极端有可能形成盲目推崇市场而排斥政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中也的确给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自身带来严重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全面和动态化地看待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014b)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制度优势之一就是在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条件下,统筹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构建政府和市场互惠共生的正和博弈模式。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既要放权到位,又要管理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问题,防止出现“政府失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最后,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属性的认识。市场经济体制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一方面,市场机制存在于多种社会形态之中,因而具有某些一般的、普遍性的特征和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又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因而具有了特殊的制度属性(张宇,2016)。这就决定了:(1)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而是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因此,“‘社会主义’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江泽民,2006)(2)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使全体人民受益,必须符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发展失衡和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和制度环境,盲目移植西方所谓的“最优”市场经济制度;不能采取割断历史、推倒重来的方式实施激进变革,而是要充分认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综合考虑历史和现实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适宜的改革方式,创新最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现代产权理论

现代产权理论属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批判和修正新古典经济学一些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吴宣恭等,2000)。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在经济人完全理性、市场完全竞争、信息完备对称、不存在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边界明确,交易成本为零,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自愿交易增进各自福利,因而产权的界定和归属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杨瑞龙,1995)。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难以具备这些条件,如何界定产权将会对社会的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将产权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产权理论把“交易成本”作为基本分析工具,研究产权结构及其制度安排对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吴宣恭等,2000)。最终目的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和变更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运行的制度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在产权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企业的起源、性质和边界,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企业性质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另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产权与资源配置及社会制度的关系,形成制度变迁理论(吴宣恭等,2000)。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产权结构不断调整并释放产权活力的过程。在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现代产权理论的引入对于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关系及产权价值的认识。传统所有制理论主要从宏观和静态角度看待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和私有的二分法区别所有制的优劣,忽视了不同所有制内部复杂的产权关系,以及所有制之间进行产权结合的可能。而现代产权理论则更加注重从微观和动态视角分析现实中复杂多样的产权关系。由于产权由一组权利构成,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让渡权等,因而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对这些权利进行动态的分拆、重组,从而提高产权的配置效率。产权的这一特性意味着一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存在多种实现形式。例如,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可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式,克服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同样,也可以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各种非公有资本通过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使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产权理论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关系的认识,为推动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创造条件。此外,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可以为产权主体带来收益,因而可以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本市场的产权交易,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促使资本更快增值。这一产权价值观的确立,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其从以实物形态的“管资产”、“管企业”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向以价值形态的“管资本”为主的新型监管方式转变,从而实现国有资本更快更好的保值增值。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产权理论的引入,确实对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论成果进一步被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所吸纳(曹钢,2002)。

第二,明确了产权在所有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把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构建。产权是所有制关系的具体法律表现形式。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只有具备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持久性(安全性)这些基本属性,才能在交易活动中通过各项财产权利的自由流动和组合,促进财产的价值增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就是形成一整套能够有效界定、实施、保障财产权利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即产权制度。经历了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和实践中的不懈探索,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并且明确了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为核心特征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有利于保护私有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各类资本流动和组合,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⑤。这一重要改革举措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产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了我国产权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2004年,国家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产权和继承权”写入宪法。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保护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项改革任务,在强调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完善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进行平等保护、全面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这些重要论述和举措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第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受困”后,我们党认识到,不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深层的制度变迁,就难以将国有企业塑造为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其实质就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现代公司制企业,以促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职责分开,建立权责对称的激励约束结构,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成为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与产权制度改革并行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产权理论认为,现代公司制企业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格局。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关于企业经营状况、经营者努力程度等信息的占有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必然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即在代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相互冲突的条件下,代理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利,甚至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克服委托—代理问题,确保经营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利益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责关系,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标志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式进入公司化改制并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阶段(吴敬琏,200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产权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其中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仍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改革任务。

第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不断完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产权理论中,交易成本最初是指利用价格机制完成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交易的谈判和签约成本、契约的履行成本等,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被不断扩展,以致经济学家阿罗将其看作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由于交易成本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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