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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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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韩跃民

作者简介:韩跃民,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思政部在职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浙江 杭州 310018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11 期

原发期刊:《贵州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20-25 页

关键词: 习近平/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考量目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实现了包括全球治理理念、机制、价值的创新。主张以共商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和矛盾,突出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强调共享全球治理成果;以联合国为主导、主权国家为主体、多边合作共赢为依托和平等伙伴关系为轴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诉求。为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促进全球公平正义,构建世界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7-020-0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全球治理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视野,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新目标。这既是对当代全球治理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是对后冷战时代以西方大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一种有力辩驳和主动回应。为积极促进全球秩序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进一步促进中国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新动力,创造了新的国际环境。

一、理念创新:共商共建共享

与西方治理理念不同,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从根本上回答了“谁是参与者”、“谁是受益者”这一核心命题,阐明了各国都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的基本主张。

(一)习近平突出强调以共商方式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

所谓“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1]316从本质上讲,全球治理是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就全球问题的协商与解决而达成的集体行动,即“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2]传统的全球治理突出强调西方大国的绝对主导、控制和领导地位,与之相反,民主协商的治理方式则更加注重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包容性、合作性和发展性。事实表明: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包办全球的所有事务,依靠强权武力和单边外交解决国际矛盾和纷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1]274“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各成员国人民利益和诉求。”[1]340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些问题要既得理又得法”。[1]251在这里,所谓“得理”就是指要深刻把握全球治理的基本规律;“得法”就是指要掌握正确处理全球问题的科学方法,即民主协商的方式。在2016年9月G20工商峰会的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各国都应该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寻求而不是破坏共识,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

需要指出的是,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并非以牺牲某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是以尊重民族国家利益为基本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欺凌和强权压制,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全球问题,既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重构全球新秩序的深切呼声。

(二)习近平突出强调全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建

所谓“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1]316全球治理涉及到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问题而采取的共同行动。显然,全球治理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等的共同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大量国际组织、区域协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使得国家主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和挑战。比如,为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应对国家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新兴工业体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旧有的全球权力结构,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新动力,增添了新力量。比如,金砖国家、中国-东盟(10+1)、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发展基金会等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不断涌现。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话语权等方面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习近平明确地指出:全球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3]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4]

事实表明:全球治理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平等参与全球事务,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从而进一步促进国际秩序公平正义,为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方法和新途径。

(三)习近平突出强调各国应当共享全球治理成果

所谓“共享”,就是要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传统的全球治理,在治理责任与义务的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大国”偏好。即只重视大国利益而忽视小国利益,只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而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注重人类眼前利益而轻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比较而言,“共享”治理则突出强调:从表层治理走向深度治理,从个别治理走向一般治理;从一元封闭治理走向多元开放治理;从单纯地追求民族国家利益,转向兼顾各国人民的利益,着眼于全球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个别国家独享其成,转向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的有益成果和利益;从治理责任分配不公正、不公平,走向责任均等和风险共担。从逻辑上讲,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利益共享是全球治理行动的内在动力,当人们有了利益共享的愿望和实现可能,才更加愿意去共同面临风险和主动承担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现有的全球权力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框架内,利益分配失衡是造成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多样化和全球治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并最终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根本原因。针对此,习近平鲜明地指出:全球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3]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建立共享经济体;在安全领域,各国应平等地共同参与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在文化领域,主张人类文明多彩、文明平等、文明包容;在外交领域,始终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实践确立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新方向、新目标。

二、机制创新:多边多元协同治理

习近平从促进全球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出发,明确提出要积极变革全球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主权国家为主体、多边合作共赢为依托和平等伙伴关系为轴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

(一)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联合国是当今全球治理最大的行为体,是协调各国多边关系的最重要国际组织,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一方面,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几乎囊括了所有全球行为体;另一方面,联合国组织系统庞杂,由12个相关领域的具体专门机构组成,几乎覆盖了全球治理的各类问题。联合国各个机构部门,在全球治理行动议程、构建全球治理伙伴关系、整合全球治理理念、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联合国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防灾减灾、预防艾滋病、保护妇女儿童、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上都发挥着引领作用,并积极推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间的广泛协商与合作。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各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联合国的权利和作用被分散和被削弱的趋势十分明显。

目前联合国仍然是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应对大量的全球性问题,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无法解决,需要不同的行为体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进行广泛合作。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不断加强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私营企业部门的沟通和合作,积极推进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整合,从而建立起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全球治理伙伴关系。

正如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解决全球性难题和挑战,需要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携手努力。联合国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讲公道话,办公道事。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有所作为。”[1]250针对国际事务中一些大国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现象,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1]272事实证明:解决全球问题和国际争端冲突,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始终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基本准则,高举公平正义这面旗帜,坚决反对任何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才能真正促进全球秩序沿着公正合理的健康方向发展。

(二)建立相关政策联动机制

政策联动机制是指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前提,各利益相关国家之间为了化解全球问题而采取的政策互融、信息共享的合作共赢新机制。从地域上讲,可以分为区域联动机制和跨区域联动机制。比如欧洲联盟、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由于类似区域性国际组织面临更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利益相关性更高,因此更容易建立区域联动政策。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针对某一类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和非专业性质的政策联动机制。比如,针对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反恐怖、反毒、控制流行性疾病、反腐败、打击跨国犯罪等问题,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之间建立的相关政策联动机制等。其中,国家政府之间的政策联动机制居于核心地位。众所周知,虽然“依靠政府之间达成国际协定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非政府主体能够发挥的治理空间则相应增大”,[4]但一些重大全球问题主要还是由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协商、合作来共同解决,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矛盾关系,是建立各国政策联动机制的关键。相互依存与相互合作是硬币的“两面”,“除了带来益处(相互依存论者一度夸大了相互依存的好处),也带来问题”。[5]可以这么说,国家之间的合作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和分歧,绝大多数都源于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针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331习近平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3]显然,发展好和维护好民族、国家利益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只有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凝聚各国多边合作的合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和活力。

不断促进各国政策的良性互通、深度融合,是建立政策联动机制的核心内容。政策联动机制突出强调,在广泛寻求“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各国政策的联动和融合。其中,建立全球经济政策的联动机制是核心内容。即以求同存异、包容共鉴、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不断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谋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计,在政策和法律层面打破保守主义的壁垒,为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秩序良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撑。正如习近平明确指出:“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1]289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贸易、货币流通、民间交往等方面,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不断加强全球治理政策规则的联动。

(三)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是多边协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内容。所谓伙伴关系,指国家与国家之间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以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在各个领域和方面建立良好的、平等合作的共赢关系。其中,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最典型的例证。近年来,随着新兴工业体的经济崛起,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逐渐成长为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秩序变革,维护发展中国家全球利益的重要平台。但客观地讲,目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全球角色和定位,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活动,以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为基础,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利益博弈格局中更好地维护好、实现好自身利益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习近平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是形成相对稳定或均衡的全球利益博弈关系,妥善应对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构建全球伙伴关系,至少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与改革方面,在解决区域问题、专门领域问题和全球问题等方面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习近平认为,无论大小、实力强弱,各国都平等地拥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在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发展合作的动力,积极推进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二是充分发挥金砖合作组织和相关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如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并在全球事务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仍然难以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应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全球利益。正如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既是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更是携手前行的行动共同体。”[6]“我们要大力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独木不成林。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金砖国家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6]总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既为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了新机遇,也为进一步探索南北合作和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新途径,创设了新条件。

三、价值创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自身为了应对和解决共同面临的复杂全球问题,自觉自主地建立的一种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新型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灵魂和最高价值追求。

(一)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个共同体的产生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离开了共同利益,就无法理解共同体所表现的‘共同行为’特征。”[7]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国家的壁垒限制不断被冲破,人类社会生活的关联度空前加强,逐渐“形成日益增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8]尤其是由于全球问题和危机的大量涌现,迫使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维护人类所处的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利益。

实现共同发展是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普遍利益,也加剧了世界两极分化,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和高扬,使得人们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感和忠诚感的热情丝毫不减,进一步加剧了共同发展的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同发展仍然是这个时代发出的最强音,“对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忠诚必然超越对单个民族国家利益的忠诚”。[9]正如习近平指出:“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1]33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世界各国之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全球正在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72如今世界已经变小,并正在日益缩小的事实表明:任何离开共同发展这一主题,旨在追求全球公平正义、世界和谐的美好愿望都无从实现。

保障全球安全是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客观上需要妥善解决全球问题,共同保障全球安全利益。正如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354安全是普遍的、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1]355总之,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并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全球安全,是维护和实现全球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二)创建全球责任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在深度、广度上的不断拓展和延伸,尤其是全球风险的不断增大和全球问题的大量出现,激发了全球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断觉醒。人们愈发认识到: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现代化,顺应时代潮流和全球化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打破民族国家、地区壁垒,最大限度地弥合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国家民族与全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分歧,不断打造全球责任共同体。

应对全球风险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全球责任意识。全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也预示着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高度增强。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0]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11]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不断激发全球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控制日益叠加的全球风险和更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

应对全球风险和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建立“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责任共同体。全球治理是人类的历史使命和共同责任。正如习近平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12]但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实力强弱和治理能力不同,因此,全球治理应该秉承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不搞一刀切。……不应该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12]然而,现实情形是,在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分配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断,最终往往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断,行而不果。比如,关于碳排放量的配额问题的不停争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效率和推进。可见,能否切实履行全球责任与人类未来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只有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努力构建全球责任共同体,才能切实维护全球利益和实现有效全球治理。

(三)建立全球文明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

全球治理的过程就是“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即全球文明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过程。

关于对人类文明的事态发展的方向判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比如亨廷顿等认为,世界各种文化正在走向对峙,文明的对抗将是现在和未来的最本质状态;另一种是“文明融合论”。比如米勒等认为,“现代化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文化进化过程,促使它飞速前进”。[13]使得原本孤立的各文化圈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加迅速、更加频繁,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及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文明共同体的新思想。所谓全球文明共同体,是指人类文明在相互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冲突、矛盾,逐步走向消化、融合,并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文明共同体。提倡“文明多彩”、“文明平等”、“文明包容”和“文明共享”是全球文明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58-261

总之,全球文明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是人类共同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全球治理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共同使命与责任。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利益的凸显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治理任务的迫切需要也使得人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正日渐深入人心”。[13]长期以来,全球治理权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目前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体国家的崛起,全球治理两极分化的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尽管如此,全球治理仍然面临着理念分歧、治理主体多元化、体制机制碎片化、价值诉求多样化等种种困境,尤其是围绕全球治理权、全球治理规则、全球治理责任分配的冲突和斗争仍在延续无果。习近平自觉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新高度,从全球治理的实际出发,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实现了包括全球治理理念、机制、价值等一系列理论创新,从而为避免全球治理失灵,有效应对全球风险与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坚定决心和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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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坚定信心共谋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17.

[7]杨雪冬,王浩.全球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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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贞晔.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J].社会科学,2015(1):13-22.

[10]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N].光明日报,2017-05-15.

[11]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N].人民日报,2017-01-18.

[12]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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