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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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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兴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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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蒋大兴

作者简介:蒋大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人大复印:《民商法学》2017 年 11 期

原发期刊:《比较法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53-74 页

关键词: 民法总则/ 法人/ 营利/ 商事/ 规范/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RC/ legal person/ for-profit/ commercial/ specification/

摘要:《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既有其重大贡献的一面,又有其调整不足的一面。该法首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营利—非营利”的法人区分标准,确立了商事/商法的核心范畴,这是《民法总则》对商法的最大贡献。此种分类考量了我国法人制度的现状,凸显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之需求,是较“社团—财团”二分法传统模式更为科学和先进的法人分类方法。但《民法总则》欠缺关于“公法人—私法人”的元分类,也未将“营利—非营利”区分模式贯彻到底,尤其是“非法人组织”并未完全贯彻该逻辑,“特别法人”也未顺理成章地采取“中间法人”路线,仍有体系/逻辑优化之可能。在法人规范构造上,《民法总则》采取了“复印公司法”的规范构造技术。这种直接将已有规范上升为“总则”的复制术,未能充分注意到营利法人内部的多样性,以及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间的差异,是法律手术刀的滥用。此外,《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调整之最大不足在于其未能通过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法定代表人责任及外部代理行为的有效调整,建立起科学的法人行为责任机制,不利于稳定商事交易的基本预期。

中国正处于民法典编纂的“好时代”。作为民法典编纂第一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通过后,学界对其褒贬不一,有认其乃民法典编纂中的巨大胜利的①,或坚守了私法基本法定位的②;也有认其继承有余、创新不足的③;还有从不同维度解剖其具体制度得失的④,等等。虽然,“认同”一直是人类追求真理性认识的目标,但法典编纂可能并无“终极认同”——无论立法者认为多么完美的法典,都会受到来自学界或实务界或多或少的质疑。但就民事关系的综合调整而言,也许“有可能比没有好”/“早有可能比晚有更好”。就此而言,《民法总则》的出台无疑是法学界(包括商法学界)的盛事。

在中国今日之商事社会,对商事关系、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最佳调整模式是制定独立的商法典⑤。然这一目标今日推进确存困难,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借鉴民法典劝诱编纂之成功经验,商法学研究会也只是向立法机关主推《商事通则》。⑥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民法总则》与商法绝缘,事实上,该法典虽坚持了“民商合一”模式,却从未拒绝对商事关系之调整。⑦尤其是,《民法总则》统一了法人的分类、设立、组织机构、解散与清算的标准,以及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行为的责任归属;统一了法律行为制度及时效制度。从“民商合一”逻辑评价,其对商事关系、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调整既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又有其调整不足的一面。本文主要从法人类型区分及规范构造维度,梳理、透析《民法总则》中的不太被关注的“商法性得失”。

一、法人类型区分:凸显商法思维的“营利—非营利”标准

《民法总则》首次明确了“营利—非营利”的法人区分标准——从而,确立了商事/商法的核心范畴——“营利”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虽然,部分民法及商法学者对此并不认同⑧,但此乃我国第一次以“基本法律”方式对“营利”范畴进行界定,该范畴又是商法中最核心的基石概念——商法的许多内容,无论是商主体(企业),还是商行为(营业行为),都是在“营利”基础上衍生而出。因此,此种法人类型区分标准充分凸显了“商法思维”,可谓《民法总则》对商法的“最大贡献”。

法人概念究应如何构造,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包括独立责任是否应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也不断有人质疑⑨。在传统上,我国《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后三类又统称“非企业法人”。而西方国家传统民法典则多采“社团—财团”法人分类标准,由此,我国民法学界也多主张以该种西方经典分类作为我国民法典法人的基础分类⑩,此种观点甚至还成为学界通说进入了教材。然而,如同卢曼所言:“在制造一系列教条式的基本原理或者判决规则方面,任何一种尝试与立法在同一水平上进行竞争的努力,都将是一种无益的运动。”(11)在此次《民法总则》起草、制定过程中,同样存在多种关于法人分类体系的主张,有继受理论传统,主张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12);有主张尊重立法沿革,将其区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13),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14),或者营利法人、公益法人与中间法人的(15);有主张从法人财产性质及责任是否独立的角度对法人类型进行区分(16);还有主张回到公法与私法的元分类,采公法人与私法人分类的(17),等等,不一而足。

《民法总则》最终采取了“营利—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方法,并在非营利法人之下再分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捐助法人、社会服务机构等具体类型,将机关法人、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则视为特别法人,从而,在法人分类方面倾向于“商法思维”。在“社团—财团”传统法人类型区分思维的影响下,此种“创新”被民法学界认为是不能满足“逻辑周延性、确定性和实质性区别”等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标准(18),或者是“看不懂”而受到批评;还有学者因营利标准自德国法以来就很难界定而反对该种分类(19)。但我们认为,“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模式是在延续民商合一体制下,《民法总则》对商法作出的最大贡献,此种分类明晰了商法中的基石概念,延续了我国关于法人分类的传统,关照了现行法人登记管理体制,也捕捉到了全球法人分类立法演进的另一面,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分类。

(一)明晰了商法的基石概念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的法律。而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多与营利目的相关,但在学理上对“何谓营利”存在不同认识。有偏重“目的营利性”的界定——“主观营利说”;有偏重“行为营利性”的界定——“客观营利说”;还有结合二者进行的界定——“主客观统一说”。例如,王保树教授主张将营利性区分为三层含义:一是它追求私益,非同公益和慈善事业;二是行为的有偿性,以此区别私法上虽为私益但属无偿的行为(如互助行为);三是追求资本不断增值和经济收益最大化。其强调商人获利及将利益分配给投资者,追求投资者利益最大化。(20)梁慧星教授将“营利法人”界定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21)并认为所谓“营利”,非指法人本身之“营利”,而指法人成员设立法人或加入法人之目的为获得投资利益即“营利”。(22)在比较法上,关于何谓营利也未达成有说服力的定义,在存在商法典的国家,多用“商行为”表彰营利之内涵。也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描述“非营利”的概念,从反面证成营利之内涵。例如,在《德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立法者意识到营利界定之困难,故以否定性和描述性方式解决该问题,立法理由书如此写道:“以公共利用、慈善、社交、学术或其他非以经济性营业活动为目的的社团是非经济型社团。”(23)《瑞士民法典》也采类似间接界定的方式,即“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或其他非经济任务为目的的社团是理想型社团(非营利性社团)”(24)。这种否定性描述虽未真正解决问题,但确为营利性标准之界定留下了空间。(25)尽管在理论上众说纷纭,且营利乃商法之基石概念,但除一些行政性法规或规章有零星提及外(26),我国商事法律从未对营利之内涵及外延进行过专门界定。即便是最典型的商事主体法——《公司法》,也只是在界定公司概念时,简单套用了“公司是企业”的定义模式,从而间接表明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对何种组织可以“以营利为目的”进而成为“企业”?以及如何理解“营利”、“企业”的内涵与外延,仍无法律上的明确依据。

商法以集中处理营利事务为己任。但商法规范未明确“营利”这一基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能使社会组织界限不清、行为混乱,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国家或社会问题:首先,在组织法上,我们无法准确界分商主体(营利组织)和非商主体(非营利组织)的界限。这导致在社会实践中,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经常交叉活动,相互权利、义务、责任边界不清。例如,各种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包括学校)、部队,甚至政府部门经常牵涉营利/营业行为,直接经商或设立平台公司/投资公司参与商事融资等等,此种行为究应如何规范,缺乏明确依据;其次,在行为法上,我们难以准确区分生活性消费与经营性消费之不同。长期以来,对“知假买假”是否构成消费以及“打假”本身能否成为营业、进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究应如何设定消费者和经营者之界限?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理论界通常习惯从主观上界定生活性消费与经营性消费的差别,侧重考察购买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是否旨在满足个人消费需求,如此,“知假买假”经常不被视为消费者。如此理解二者之差别,显然未能虑及该交易链条之客观环节,不能全面厘定二者之边界。生活性消费与经营性消费在交易链条客观环节上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其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已到达“供应链终端”。生活性消费所购的产品或服务已达“供应链终端”,购买者不会再将其投入生产或经营以谋求利润;相反,经营性消费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尚未到达“供应链终端”,该产品或服务只是用于生产、经营以谋求利润的原材料。就此而言,“知假买假”的产品或服务,若非用于生产、经营领域,仍应扩张解释为“消费行为”而受消法保护。可见,不明确“营利”之概念,就无法确定因持续营利行为而构成的“营业”之内涵,也就难以最终“从行为界定主体”——无法判断企业是如何构成的,也无法明晰企业与非企业的界限。

《民法总则》第76条规定:“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第87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由此,将组织法上的“营利”界定为两个层次——目的营利性(主观)和行为营利性(客观/手段)。所谓“目的营利性”又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乃指法人之成立目的而言,因法人为设立人所设,故“目的营利性”与否在主体面应表现为“设立人之目的”,此为营利与否在设立人处之反射;其次,“目的营利性”还指法人之存续目的而言,即法人之运营,是否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以此界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法律将连续六个月不营业之状态设定为公司关闭的理由——因其违反了持续营利之本质。所谓“行为营利性”,同样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乃指法人之日常行为而言,法人是否惯常从事营利行为——是否持续实施获取利润之行为。例如,从事低买高卖的转售行为、从事谋取利益的建设行为、借贷获利及投资获利,等等;其次,还指法人是否将其经营成果向投资人进行分配,即法人之设立人能否从法人处分享营业成果。例如,从法人处分配利润、分配剩余财产,等等(参见表1)。《民法总则》通过对“营利—非营利”法人之界定,从正反两面厘清了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也就因此界定了“营利”的范围,解决了商法长期未能解决的“核心范畴模糊”的问题——这是本次《民法总则》之制定对商法的最大意义。

(二)延续了法人分类的传统

有人认为,“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标准,是《民法总则》的一种“割裂历史”的创新,因而批评该种分类模式未能顾及传统,这一理解是错误的。恰好相反,《民法总则》采纳“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标准,是继承了我国《民法通则》的传统立场,此种立法安排与其说是割裂了传统,不如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如前所述,《民法通则》本身早已采纳/蕴含了“营利—非营利”的法人分类标准,《民法总则》的创新只是将有关“营利”的学理认识法典化,进一步明确了企业/营利法人的内涵和外延。其本身并未引入新概念,更不会造成民法本身的体系性混乱。

相反,在当代中国的立法传统中,没有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分类。(27)若真如一些学者希冀的那样,引入“社团—财团”作为法人的一级分类,反而会带来新的混乱和法律适用问题。因为,我国目前有关“社团—财团”法人主要是一种理论认识,一般社会公众并未完全接受此种概念,而“营利—非营利”范畴虽在法律上欠缺明确界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的形成,早已是被普通民众接受的生活概念。采此区分标准,后续的法律普及/法律适用成本最低。

(三)关照了现行法人登记管理体制

“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模式之所以有重要意义,还在于其关照了我国现行法人登记管理体制。法律源自生活(28),立法应尽可能尊重已形成的生活认知,以免增加“制度接受成本”。因此,“法律在中国不仅不能无视生活,反而需要处处以生活为本,时时考虑生活之需”(29)。我国对法人的登记及行政管理一直采取“营利—非营利”的区分方式,《民法总则》所采法人分类标准,考量了这一法人登记管理体制现状——不至因法人分类标准的过度调整,而使社会管理成本剧增。现行“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法人设立登记程序按照“营利—非营利”方式设定。我国现行法人设立程序、登记主管机关均按“营利—非营利”标准区分设定。例如,营利法人的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局,采“企业法人/公司登记程序”办理,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非营利法人的登记机关为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采“社会团体/其他组织登记程序”办理,核发社会团体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明等。现行法人登记法规也基本贯彻了此种分类管理思维。

其二,一些法人运营事务也按“营利—非营利”标准区分管理。例如,首先,法人的资金筹集规则因法人是否具有营利目的而有差异。营利法人可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而非营利法人暂不可发行非营利股票;其次,法人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因营利与非营利法人而有别。营利法人通常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分权模式设立;而非营利法人则按会员大会/理事会之结构组设(财团法人无会员大会)。虽然,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是否有必要因法人设立宗旨/目的之不同而有所区分仍可商榷,但该种区分管理确为我国现行规范之实况;再次,法人外部营运/交易活动也按“营利—非营利”标准区分管理。法律对公司和社会团体外部交易行为之管制,无论在交易行为之类型、交易行为之行政许可,还是交易行为之内控程序等方面均有差别。此种差别,主要来自法人设立宗旨/目的之不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的“分工差异”。例如,营利法人贯彻“鼓励交易”原则,以促使其通过冒险性交易提升资产总额,实现营利目的;而非营利法人则贯彻“限制交易”原则,以避免其从事或限制其过多从事冒险性交易,损害其资产总量,影响非营利目的之实现。可以说,对营利法人的财产管理是一种“动态财产观”,法律重点保护其交易增值;而对非营利法人的财产管理则更多倾向于一种“静态财产观”,法律重点保护其累积的资产不被损耗(公共企业法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其三,法人财产分配按照营利/非营利法人区分管理。营利法人一般允许向投资者分配经营利润,而非营利法人即使从事营利性活动,多限制其向投资者分配经营利润。例如,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拨入和捐赠的资产不得抽回。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获取投资回报。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收入按国家规定留给单位的部分,全部用于自身发展。(30)再如,营利性民办学校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处理,适用营利法人分配规则(31);即便如此,民办学校的财产分配也受到明令限制,只能获取合理回报。例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其四,实行差异性会计管理和税收管理。首先,非营利法人实行不同于营利法人的会计制度。例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暂按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执行。其年度预算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财政部门核定(32)。其次,非营利法人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存在多项税收减免和抵扣优惠。例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按有关规定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与其科研业务无关的其他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如租赁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对外投资收入等,应当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上述非主营业务收入用于改善研究开发条件的投资部分,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社会力量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资助,可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33)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主张认为,对法人的管理/管制是“公法”问题,而《民法总则》关于法人类型的设计是“私法”问题,二者应当保持适当距离。因此,主张将区分法人是否有营利职能等这些“对法人行为加以管制的功能从民法中剥离”,认为“对法人行为的管制只能通过单行法实现,不能通过民法设定法人的职能予以达成”,法人职能上的分别“无法、也不应该通过民法实现”(34)。按照这一逻辑,婚姻登记、物权登记恐怕也都应从民法中去除,这显然难以令人认同——首先,民法区分法人职能予以规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姑且不论“营利—非营利”法人的区分,即便“社团—财团”法人的分类,也隐含了职能区分的因素;其次,法人类型区分是法人管制的基础,为减少法律操作的成本,法律体系中的基础范畴应当尽量保持一致。因此,似无必要在私法体系外,另创一套法人类型区分基准,以便利法人管制。如同自然人、故意/过失、违法行为、责任能力、私人财产/公共财产、权利、公司、董事等这些法律领域中的基础范畴,无论其是在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适用,若能保持概念/解释上的一致性,则对法治只会有利无害。中国现在的问题恰好是法律范畴撕裂——在私法和公法领域适用不同的概念范畴,这导致公法欠缺私法的基础,公法学者与私法学者甚至无法对话。例如,民法和刑法对公共财产的不同理解,可能直接影响到有关公共财产犯罪的认定,此种不同法域的范畴相异现象,是否有必要恪守?确实值得研究。

(四)存在比较法上的依据

因为法律的地方性,无论两大法系如何融合,比较法向来也是多元纷呈、统一与差异性共存——同样,关于法人类型的比较法,也并非仅有一种模式。有学者统计认为,在比较法上,法人类型模式的运用至少存在三种立法例:一为德国模式,其民法典明确规定采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基本类型模式,类似立法例为葡萄牙民法典、巴西民法典;二为俄罗斯模式,其民法典列举了商合伙与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国有和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非商业组织四大类法人,类似立法例为埃及民法典;三为日本旧民法模式,2006年改革之前的日本民法典法人制度下没有以法人基本类型划分章节,而是依次以“法人的设立、法人的管理、法人的解散、补则、罚则”划分章节,同时在某些具体制度中时而区分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时而区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而进行规定。(35)

可见,虽然“社团—财团”法人分类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流行,但比较法上并非只有此种法人分类。除此以外,还存在类似于按所有制进行分类、按照法人的活动范围进行分类等多种区分标准。“营利—非营利”即属按照法人活动领域进行分类的模式。

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多未采“社团—财团”法人分类标准。例如,英国主要以《公司法》统一调整“营利—非营利”法人问题,“社区利益公司”作为混合法人,亦属其《公司法》调整范畴。在美国法上,“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标准运用非常普遍,其各州公司法可能有“营利公司法”(Business Corporation Act)和“非营利公司法”(Nonprofit Corporation Act)之分,按照这两个体系规制法人设立及其行为。例如,加州、纽约州等均是如此。除此以外,美国各州还存在大量的混合了营利—非营利目的公司规范,例如,社会企业、福利公司、公共利益公司,等等。美国示范公司法也是采取两者并存的体系,同时存在《示范营利法人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即《公司法》)和《示范非营利法人法》(Model Nonprofit Corporation Act),用以解决法人的基本分类。(36)

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俄罗斯,传统民法上坚持所有制的法人分类标准,但后来此种标准淡化,也开始采取“营利—非营利”的区分标准。(37)例如,1991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首次规定了拥有自己独立财产的民事主体——法人,根据活动目的,法人分为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38)。《俄联邦民法典》基本继受了该《民事立法纲要》对法人的分类,即根据法人的活动性质,将其分为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如《俄联邦民法典》第50条第1款规定:“法人可以是以获取利润为其活动基本宗旨的组织(商业组织),或者是不以营利为基本目的,也不在其参加者中分配所获利润的组织(非商业组织)。”(39)而根据其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包括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国有和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非商业组织则包括消费合作社、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由财产所有权人拨款的机构、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40)

再次,从比较法来看,不少立法例明确规定法人因目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设立程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1条和第22条、瑞士民法典第52条、日本旧民法第34条和第35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5条和第46条,均依法人目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设立程序。(41)

综上,“营利—非营利”法人类型区分模式,表面上看来偏离了此前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法人分类的传统模式,也超越了《民法通则》所设定的法人类型结构,似乎是一种凸显商法思维的全新设计,其实仍在中国关于法人拟制的传统逻辑中行动。此种分类标准考量到了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法人的区分管理现状,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需求,亦有比较法上的支持依据,是一种较“社团—财团”二分法模式更为科学务实的法人区分模式。所以,“营利—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是有其合理性的。(42)

(五)“营利—非营利”法人区分模式的优化

尽管相较“社团—财团”法人分类模式而言,“营利—非营利”法人分类模式是一种更“现代化”的分类方式,但该种分类方法也还存在以下分类不彻底的问题:

其一,中间法人/特别法人类型设计存在逻辑缺陷。按照形式逻辑规则,“营利—非营利”法人之间应还存在“中间法人”状态,以此调整营利法人从事非营利活动以及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问题。因此,《民法总则》有关“特别法人”的安排应主要用于容留居于营利和非营利之间的中间法人,由此形成“营利法人—中间法人—非营利法人”的三分法周延结构。可遗憾的是,该法关于特别法人的设计,并未完全坚持此种“交错于其间的中间法人”路线。其所谓特别法人,乃指“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43),这些特别法人要么是纯粹的公法人,要么是介于公法人与私法人之间的组织,要么是营利性组织——并非仅指在成立目的上介于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间的主体。显然,《民法总则》关于特别法人的设计逻辑走的是“另外的道路”,并未坚持完美的形式逻辑规则设计——这也昭示其关于法人的分类标准,还存在完善空间。

鉴于法律行为的“私法—公法”二元区分传统,组织法也应反射此种逻辑。因此,最完备的法人“元分类”应按照“私法人—公法人”维度展开。《民法总则》若不得不调整公法人之私法行为,就不应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应将公法人交由行政组织法调整,反对《民法总则》介入公法人领域。(44)这样的观念忽略了社会主体/行为本身的复杂交错性,不同法律部门基于其分工与侧重之差异而对同一社会现象进行交叉调整,乃生活中常见之事。例如,公务员法调整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并不排斥刑法调整其犯罪行为——同理,若公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可避免,且行政组织法又未对其如何设立及如何参与民事活动进行系统调整,则在《民法总则》等私法中“一般性地规范公法人”(即认可公法人的类型、一般性地宣示其成立程序、规范其参与民事活动的地位等)就成为必要(45)。由此,法人的“元分类”应是“公法人与私法人”,其下再区分“营利—非营利”法人,后二者之下还可再根据区分及调整之可能性,细分为“社团—财团”法人(46)。可见,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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