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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三种诠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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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鲁绍臣

作者简介:鲁绍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200433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7 年 11 期

原发期刊:《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20178 期 第 49-57 页

关键词: 人本主义/ 权力逻辑/ 辩证法/ 《资本论》/ Humanism/ power logic/ dialectics/ Das Kapital/

摘要:当代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主要有以下三种诠释路径:一是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总体、历史和人本主义的诠释路径,他们强调青年和晚年马克思的“一致性”,以及现象与本体、形式与内容、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历史性与认识论张力;二是阿尔都塞和奈格里为代表的政治、对抗、起源的诠释路径,他们强调“断裂”,以及支配与从属、压迫与反抗、起源与结构之间的权力与政治逻辑;三是以新辩证法和价值形式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阅读路径,他们依托文本,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普遍与特殊、质与量、形式性与实体性之间的矛盾与辩证运动逻辑。各自从不同的侧面突显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

虽然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传播史就是一部误读史,但我们不能否认,正是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再编辑、再整理和再出版,以及众多学者持续不断地对相关文本和理论非教条式的艰苦“阅读”与诠释,一个丰富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思想才充满活力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也因此才不可能。而当代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相关基础理论的“阅读”与诠释工作亦从未中断,本文将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阿尔都塞和奈格里“断裂论”的权力政治逻辑,新辩证法学派非人本、非政治的矛盾与辩证运动的客观主义逻辑进行分析、介绍与反思。

一、“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实体主义的修正与继承,由此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和经验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实质上就是教化“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规律’,或者抱一种苟安的宿命论的态度”,[1](P223)从而完全丢掉和抹杀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和社会批判思想。而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人道主义批判,以及马克思早期哲学人类学思想,则随着《巴黎手稿》的出版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违背了人性的本质的理论支点:货币作为私人财产的异化本质,变成了外在于人并调节人类活动的自主性力量,从而压制了人类潜能的实现;非异化的劳动被马克思视为本体论的本质,批判的目的仅在于回归非异化的人性本质,并赞扬了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主张。在此基础上开启了《资本论》及其哲学再诠释的第一个路向,并形成了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路径,以及弗洛姆等人的追随性诠释。

卢卡奇首先从“总体”的视角,对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现代装束的伯恩斯坦等人,都是局限于直接地、简单地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再现之中。当他们简单地吸收了这些决定因素时,既没有对它们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把它们结合到具体的总体性中,就想象他们已是格外‘精确了’。他们对待与具体的总体性无关的抽象规律的这些事实采取了一种抽象、孤立的解释。”[1](P11)这种精确和量化思维的最大缺陷是将历史的东西自然化。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明显,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紧步后尘。辩证法连同总体性超越个别方法论的优越都被他们废除了;部分不能从整体中发现它的规定,反之,集体作为‘非科学的’而被取消”。[1](P11)

卢卡奇非常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P30)回过头来看,当马克思指出他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P47)的时候,已然表明了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当代的社会历史性质,而不是经济学,这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全新的研究思路。卢卡奇就认为自己研究无产阶级的意识状态就是从“商品结构之谜”[1](P92)入手的,即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体不再同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统一体相一致。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解放,而是一种新的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形式,即尽管“新的物性”“最后只能从属于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但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1](P104)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性质进行了强调,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贡献之一。对于卢卡奇等人来说,历史性是总体性的根本特征,缺乏总体性视域的实证主义也必然缺乏历史性的洞见,一旦没有了具体的总体的洞察力,各个孤立的部分的相互关系模式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具体的总体的历史和暂时的性质,将其各种规定性拜物教地视为具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性,最终转化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洗礼的无产阶级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克服的力量。卢卡奇批判这种物化的意识将毫无希望地堕入粗俗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两个极端之中。当然,这一贡献亦有卢森堡的功劳,比如卢森堡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时,同样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3](P117)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洞见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不仅仅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更在于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与立场。

最后,是他们对人本主义和劳动本体论的强调。在卢卡奇看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4](P642)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商品形式导致原本作为人之本质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从而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1](P99)商品形式不仅带来劳动过程的异化,同时也带来了人的意识的“合理化”和一切皆可计划的工具理性态度:“商品的特征,也就是可计算的、抽象的数量的方式在这里以最完整的形式显示了它自己:物化的思想必然把它看作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自己的真正的直接性变得十分明显——作为物化意识——不想超越这种直接性。相反,物化的思想所关切的是,通过‘科学地完善化’使这些有效的规律永久化。”[1](P104)从而原本是反抗迷信和权威的科技理性精神变成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同谋和助手,最终,从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近代哲学理所当然地将近代数学当成了方法论的样板思维模式。对于物化意识的克服问题,卢卡奇认为只能求助于具有自我认知能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的认识产生于对现存的认识,产生于在其特有的社会地位上形成的自我认识和对其必然性的解释。”[1](P18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5](P72)文化意识形态认识论研究因此成为其批判思想的主要线索。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认为青年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异,主张《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仍然保留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论的诠释和理解路径。不是遗弃与“断裂”,而是进一步的展开和延伸。[6](P78)弗洛姆认为,“尽管在概念、心境和语言上的某些变化,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6](P86)同样,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之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7](P85-86)

在柯尔施看来,如果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存在什么差异的话,只在于成熟时期明确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7](P87)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整个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它的最初的面貌自然在实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它没有全然保持不变。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8](P22-23)

但这种一致论的视角并非是不受质疑的。国内有学者指出,“这种建构虽然强调了马克思前后期著作之间的学术联系,但却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淹没了《资本论》特有的科学价值。……削弱了对《资本论》精髓的科学把握。”[9]根据美国学者普殊同的理解,这是一种试图用外在于资本的劳动与人本状态来批判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理论尝试,丝毫不亚于被他们所批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差异不过是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转变为主体的沉思行为,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克服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主客体统一并强调“物化”(Verdinglichung)原理,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总体”仅仅把握为意识形态的误认,其批判是“异化逻辑”而不是“资本逻辑”的批判。他们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从劳动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从而将劳动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中介着人与自然,创造特定的产品和财富以满足特定的人类需求的存在,对资本论异化的批判与超越,就是要回到这种直接性的世界之中。其薄弱环节和理论缺陷在于,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研究逐渐消失了,其理论旨趣也逐渐转向了艺术和美学。佩里·安德森曾经非常深刻地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转向,并且指出:“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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