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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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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公丕祥

作者简介: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 210023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 年 12 期

原发期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0175 期 第 4-18 页

关键词: 治国理政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发展经验/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加以战略谋划和扎实推进,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扎实推进司法体系改革,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坚定推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等等,鲜明展示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和运动方向,凝结着殊为丰富的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宝贵经验。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7)05-0004-15

中国法治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着眼于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①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重大战略谋划和精心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②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波澜壮阔地展开,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创新发展,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

一、治国理政总方略中的全面依法治国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历史过程之中,一个利益多元、充满活力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关系格局重新调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推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战略思想,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宏阔而深邃的战略视野,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治国理政宏伟大业、确保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变革进程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平稳健康有序的战略抓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改革发展稳定、推进治党治国治军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治国理政总方略的进程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③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④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第一次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⑤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⑥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重点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模范遵守宪法法律”。⑦因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严谨的逻辑系统,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治国理政总方略的有机要素、制度基础和重要保障,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意志和战略行动。

一是确立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⑧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鲜明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崭新认识。把握好这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就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就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是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在中国的法治国情条件下,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工作布局上整体谋划、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因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⑨这充分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整体观。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必须坚持共同推进。其中,依法执政处于关键的支配性地位,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而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创新。所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11)。此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必须坚持一体建设。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12)这无疑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机理。

三是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涉及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需要突出重点任务、扎实协调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3)科学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要围绕提高立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的目标要求,恪守立法为民理念,尊重立法工作规律,完善立法体系和机制,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严格执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严格行政责任,完善执法程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努力建立权责统一、高效权威的依法行政体制,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要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14)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关切,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进而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环节,要着力增强全民守法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15)

四是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有效推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重大全局性抉择,精心研究谋划和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大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强化推进法治建设的组织保证。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规定》,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把本地区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并且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对不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上级党委要及时告诫和约谈,严肃批评”。(16)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立法、执法、司法这三支专门的法治队伍建设提出具体要求,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这几支队伍建设好”;(17)并且强调“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不上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要“立德树人,德才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治人才”,(18)从而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坚定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扎实开展法治领域改革。(19)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法治改革举措,当代中国法治领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成效显著,藉以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科学有效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保障。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奋进、取得重大成就的五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深入推进,已经或正在极为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宪法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大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崭新的治国理念,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0)“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21)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并且决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明确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7月,分别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和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2)一个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的生动局面正在神州大地形成和发展。

第二,法律体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23)面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立法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24)因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党和国家议程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放在治国理政活动法治化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着力推动法律体系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为治国理政总方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制度化的方案。五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立法先行,凝聚立法共识,紧紧抓住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立法项目,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民法总则、立法法、慈善法、国家监察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资产评估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环境保护法、企业所得税法等一批重要法律陆续出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法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走向。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东中西部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必然影响或制约各个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基于这一国情特点,“八二宪法”确立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宪法原则,建立了统一性与分层性相衔接、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2000年的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立法体制。

面对大变革时代对立法工作的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优化立法职权配置”。“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2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立法体制必须适应这一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加以改革和完善,使之在推动治国理政基础性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精神,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第72条)。新立法法还授权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确定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至此,地方立法权扩大至所有设区的市。目前,全国享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总数为322个,除原有的49个外,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有273个,其中269个经批准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当代中国,从地方没有立法权,到赋予省一级地方立法权,再到少数设区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进而到所有设区的市均被赋予地方立法权,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大制度的完整立法体系。这是一个与国家现代化和法治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循序渐进、逐步放开的过程,是当代中国立法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深刻反映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意义。

第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当代中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一场殊为深刻的政府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政府要“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26)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都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定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强调要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期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并且提出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衡量标准,对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七大主要任务、40个具体措施作出了部署安排。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推动政府自身革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无疑具有关键性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当代中国的政府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

第五,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在现代社会,建立法治型经济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分析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27)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历史性任务。(28)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法治需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这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举措,也是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法权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释放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创造活力,加大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力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依法调控经济运行,为激发市场主体能动作用创设坚实的法治基础。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改善供给侧的制度安排,也是法治经济的价值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都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五中全会把“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明确提出要“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产权制度。因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必须把产权保护法治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机制提出了顶层设计方案,强调“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体现法治理念”。(29)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纲领性文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是产权保护法治化的法典化样式,因而是法治经济的制度基石。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法治任务。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高扬产权保护旗帜,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3条),并且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力和利益,强调贯彻公平原则,“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11条),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从而彰显了强化私权保障的现代法治价值取向,标志着当代中国法治经济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进步。

第六,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一个信仰法治、依法治理的社会。在当代中国,法治社会意味着法治是社会生活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整个社会有机体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同时要培育全社会成员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和法律、维护法治尊严和权威的良好氛围。十八大以来,法治社会建设成为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作为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基础,摆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工作重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30)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31)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32)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33)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强调要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促进依法治国中的基础作用;同年4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定》,提出要使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明显提高,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正是在党和国家关于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部署的有力推动下,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入开展,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井然有序的现代法治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第七,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任务,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立足于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加强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筹划和总体设计,增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逐步推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试点方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司法改革项目,健全机制,强化责任,因地制宜,狠抓落实,努力形成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而“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34)因之,“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35)“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36)基于此,党和国家以司法领域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司法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事关司法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周密谋划部署,推出强有力的司法体制改革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涉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有20多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40多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项目。在党中央的坚强统一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协同支持下,司法机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试点先行,整体推进,当代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重大改革,分三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逐步推开,有序推进,并且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健全有效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十八大以来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34起(37),提振了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稳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试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等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等等。这些重大司法体制改革举措的提出和实施,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时代进程。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38)

第八,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制度化要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39)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力度,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制定或修订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旨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夯实了依规治党的制度基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扎实展开,促进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加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广度和深度,更加突出了制度立国和制度治党的政治优势。随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善、运行有效的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协调推进必将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第九,坚定推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法治与德治尽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二者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社会功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站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的时代起点上,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种治国方式的内在整合和历史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0)并且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1)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2)

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和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机制。基于这一治国理政新理念,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43)2017年4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法委又联合召开会议,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和推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正在成为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民法总则、慈善法、反家庭暴力法、刑法修正案(九)等法律及其实施,有力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有关单位正在研究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立法修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保护英雄人物名誉权典型案例,加强联合惩戒失信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了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示范功能;公安部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摆上突出位置,围绕执法难点问题,研制操作性针对性强的执法指引,努力实现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体现教化作用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社会规范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价值得以展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因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之魂。悉心把握这一价值根基,对于实现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第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现时代,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称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44)强调“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45)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法治领域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改革的原则,把法治领域的改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和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总体运筹协调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注重充分发挥立法对于改革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积极主动适应改革进程的需要,紧紧抓住事关改革全局的重大立法项目,努力做到改革与立法同频共振、协调推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一大批与全面深化改革密切相关的立法成果不断问世。比如,适应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采取一揽子打包修改法律的统筹修法方式,审议通过了13个修法决定,涉及修改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74件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从而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律支持;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出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并且制定国家监察法,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先后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扩展区域、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后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作出统筹修改,将自贸试验区试点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同时相应终止两个授权决定的法律效力,等等。改革和法治的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有力推动改革和法治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弥足珍贵的法治发展的中国经验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清晰地展示着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运动方向,凝聚着殊为丰厚的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需要我们深入总结、悉心把握、长期坚持,藉以为大变革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不竭的动力。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对于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进程,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46)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蓝图,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大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大法治化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乎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宏伟大业不可动摇的根本政治保障。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时代使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共十九大将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新的总体部署和战略安排,这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业绩。

其次,必须坚持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长远考虑,切实加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基本考虑时,讲了如下一段含义深刻、发人深省的话:“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部署,既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谋划。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47)很显然,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旨在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法治化制度化方案,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从而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设强大坚韧的法治空间。而法治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战略抉择,究其缘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48)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战略筹划,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方案,这“标志着依法治国按下了‘快进键’、进入了‘快车道’,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49)在这个战略行动方案中,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治国理政总方略的基本要素和战略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因而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管总的东西”;(50)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遵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表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设定;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等等。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律性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觉和更为透彻的科学把握,开拓了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崭新境界。

再次,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每一个新进展,都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科学指南。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紧随时代的脚步不断丰富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考量,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中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总方略,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造性地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逻辑系统,开辟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创新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内涵丰富,精辟深刻,逻辑严谨,体系严整,涉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考量、根本遵循、目标选择、主体力量、推进方略、工作布局、重点任务、动力机制、条件保障、内在规律等等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系统表达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基本法治理念、法治主张、法治话语、法治逻辑和法治立场,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大变革时代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南。在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进入新的时代,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正在向着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

第四,必须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把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发展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当代中国发展全局确立了新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进而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引领和行动指南。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51)这就突出了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确证了法治对于推动与保障发展的功能价值。法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阶段,为新的发展系统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新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刻而独特的发展价值指向,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因之,把新发展理念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之中,就必须解决法治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功能定位,悉心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功能。在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发展与社会正义的关系。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愈益反映出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极端重要性。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体的发展权益、忽视社会正义为代价。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正义问题,使之成为法治发展的基本价值基点。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52)

第五,必须坚持从中国的法治国情条件出发,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法治发展与法治改革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有效解决法治领域存在的法治难题,努力克服影响法治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加强对法治改革的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相当部分与法治领域改革密切相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了180多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涉及重大的法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和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虽然不像三中全会那样涉及方方面面,但也不可避免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涉及面、覆盖面都不小。这次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凡是这次写进决定的改革举措,都是我们看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项一项抓好落实”。(53)在加强法治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同时,党中央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遵循法治领域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法治改革。对于一些关乎法治建设全局的重大改革举措,坚持试点先行,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确保法治领域改革“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54)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法治改革面临着全新的境况和重大机遇,正在进入一个全方位的深化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六,必须坚持在全球治理大变革进程中,把握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当今世界,全球治理大变革正在勃然兴起,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有力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历史性重构。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或正在给当今全球发展进程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全球权力中心的时代位移,重塑着世界秩序体系,以往那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结构正在历史性地走向终结。因之,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与全球治理大变革进程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文明社会大历史发展的时代交汇处,悉心把握全球治理大变革进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影响,深入分析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给中国法治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全球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要“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55)因此,在全球治理变革深入推进的时代条件下,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之历史天职,不仅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法律文明,而且在于以富有逻辑力量的崭新的法治理念和丰富的法治实践,推动世界法治文明的成长与进步,从而展示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这一历史天职亦必然要求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着眼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坚持走自主型法治发展道路,争取制定国际规则、改革国际体系的法治话语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56)

注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③参见《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98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1页。

⑤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⑥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⑦参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46页。

⑧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51页。

⑨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⑩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11)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12)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13)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14)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5页。

(15)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

(16)参见《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17)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18)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19)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20)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1)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22)参见乔晓阳:《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工作新突破》,《求是》2017年第12期。

(23)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24)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25)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26)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27)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2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29)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34号,第5页。

(30)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3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49~50页。

(3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30页。

(3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2页。

(34)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35)参见《习近平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人民日报》2017年7月11日。

(36)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37)参见《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数据报告4年多纠正重大刑事冤错案34起》,《法制日报》2017年7月8日。

(38)参见《习近平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人民日报》2017年7月11日。

(39)参见《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统筹推进 一体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40)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41)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

(4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43)参见《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44)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45)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1~52页。

(46)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47)《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12页。

(48)《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

(49)《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50)《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5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52)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53)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54)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55)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56)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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